以生死論事，史上屢有記載。孟子有《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司馬遷有“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禮記·檀弓》更有孔子路過泰山時的一段故事：有個婦人在墳前哭，孔子問她為什麼哭，她說，我的公公、丈夫被老虎吃了，現在我的兒子又被老虎咬死了，所以我哭。孔子說：“既然如此，為啥不早早離開這裏，到沒老虎的地方生活呢？”婦人說：“這裏有老虎，但沒有官府苛酷的威逼迫害啊！”孔子從此有“苛政猛於虎”的警告。
人生最大的災難痛苦應該是死亡。牽涉到人的生死存亡的事，就是最迫切最重大的事了。所以這些涉及生死的論述，對後世的影響是極深遠的。
唐憲宗執政前後，宦官專權，兵亂不斷，一些革新改革相繼失敗，苛捐雜稅極其繁重，勞役征兵很多。官僚大搞土地兼並，人民苦不堪言。柳宗元改革失敗後被貶永州，親眼目睹政治腐敗、民不聊生的現狀，便以永州之野產毒蛇的特殊情況，寫下《捕蛇者說》，譏刺當時苛繁的徭役賦稅，深刻地同情人民生活之不幸，重申孔子“苛政猛於虎”的告誡。
他的“苛政猛於虎”的論斷，是通過捕蛇者蔣氏的陳述而得出的。當“我”訪問蔣氏捕蛇的境況時，蔣氏說：“我的祖父死於捕蛇，我的父親死於捕蛇，如今我繼承他們捕蛇的差使十二年了，險些死於捕蛇已經好多次了。”說到這兒，他的表情十分悲傷。這一段，痛訴了捕蛇者的悲慘命運。應該說，捕蛇者時刻掙紮在生死線上，隨時有死於非命的危險。一句話，捕蛇者十分不幸。
既然如此，何不改變自己的差使，保全生命呢？“我”於是說：“你既然這樣因捕蛇而處境凶險，我可以告訴主管此事的官員，改變你的差使，恢複你交納賦稅的生活，你覺得怎麼樣？”
不想，聽了這話，蔣氏大為震驚，反而淚如泉湧，拒絕道：“你是可憐我隨時可能死去，而想讓我活下去嗎？可是我捕蛇的凶險不幸，還比不上恢複我的賦稅的凶險不幸啊！我的鄉鄰並不捕蛇，可他們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地裏產的繳光了，家裏收入納完了，哭著喊著流浪逃亡，沒吃沒喝倒伏路上，頂風冒雪，呼吸陰霾瘴氣，餓死病死的常常是屍體摞屍體。原來我祖輩的鄰居，十家剩不下一家了，父輩的鄰居，十家剩不下二三家了，我十二年間的鄰居，十家也剩不下四五家了，他們不是死了就是流亡外逃了。”
這一段，寫出不捕蛇的家庭非死即逃亡的悲慘命運。那麼我這捕蛇者呢？“然而我家靠捕蛇唯一地存留下來。”這就展現了兩種家庭一多死一獨存的反差。再看，兩種人家日常生活：
“凶悍的官府差役來到我們村頭，到處大呼小叫，打罵訓斥，收搶財物，人們害怕驚叫，連雞狗都不得安寧，天天都有被逼死、餓死的危險，這是不捕蛇者的生活境況。而我這捕蛇的人，並不需理會他們，隻要瓦罐中的毒蛇還在，就可以放心地睡覺，自己地裏打的糧食，歸自己享用，一年間，冒死的危險不過兩次，其餘的時間，則可以安然享樂。即使我捕蛇，被毒蛇咬死，比他們死的已晚了很多。我又怎麼敢怨恨捕蛇的不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