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到小說，我們先看看小說定義的有趣變化。1961年12月版的《四角號碼詞典》的解釋是：“用藝術的概括方法，通過形象、典型等藝術手段，描寫現實生活的文學形式。”1980年8月版的《辭海》的定義是：“敘事性的文學體裁之一，以人物形象塑造為中心，通過完整的故事情節和具體環境的描寫，廣泛地多方麵地反映社會生活。”1993年義務教育初中語文的定義是：“以塑造人物形象為中心，通過故事情節的敘述和環境的描寫反映社會生活。”以上定義，都把“反映社會生活”作為小說的主要宗旨。到1998年版的《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小說的定義有了重要的變化，定義為：“一種敘事性的文藝體裁，通過人物的塑造和情節、環境的描述來概括地表現社會生活的矛盾。”這裏小說反映的標的成為社會生活的矛盾。這一變化反映了人們對小說本質認識的進步。因為社會生活中平庸的流水賬式的過程很多很普遍，並不能表現人物真實的形象，也並不是小說要反映的東西，而隻有社會生活中的矛盾，才能深刻地表現人物形象，展示社會生活的深刻本質，寫出來也才有味道，有意義，才能給讀者認識社會生活以啟迪。而矛盾正是反差的一項基本內容。由於反差的概念更直接、更廣泛、更通俗，比如黑白、圓缺，用反差更恰當，所以我認為作文的基本原理用“反差成文”更具有普遍性。
作協主席鐵凝2001年在滄州市談小小說時的發言很有趣，她說：“世界上一些大都市的小小說都很發達，因為越是堅硬的大都市裏，越容易發現這種小旮旯裏的軟弱。”她的這句話發人深省，體現了反差的奇妙，也說明了發現反差對寫小說的重要意義。我覺得她的意思可以理解為在大中發現小，在堅硬中發現軟弱，在歌舞升平中發現坎坷與落魄。當然也可以反著理解，在小中發現大，在軟弱中發現堅強，才能產生好的小說。
她還舉了兩篇小小說為例。一篇是日本東京小小說專門作家寫的，說一個單身漢家裏非常亂。一天，一個非常愛幹淨的小偷來他家偷東西，看到這個零亂的屋子，便麻利地收拾整理起來。收拾幹淨後，留了個紙條，讓他以後注意保持室內幹淨，什麼也沒有偷就走了。
另一篇是美國的。一個人到餐館吃飯，飯後把20美元放到餐桌上就走。快到門口，服務小姐叫住他，說他沒付賬。他看了小姐一眼，什麼也沒說，又給了她20美元。等服務小姐收拾餐具時，發現一個盤底上沾著20美元。
兩篇小小說就是這樣簡單，這樣不合理，然而又非常出名。為什麼呢？因為它們都寫出大都市裏，那些有趣的卑瑣，給人很多啟發，讓人睜開眼睛看到某個角落裏下層人們的生活矛盾。小偷偏偏愛幹淨，還愛幫助人。在幫人收拾後偏偏什麼也沒偷。這個文章至少提出一個“到底誰幹淨”的問題，表現了這個小偷身上損人與幫人品格上的矛盾性。明明吃飯付了錢卻不聲辯，看了一眼就再付20美元。也許是鄙視，也許是抗議，也許是一種寬容的諒解、善意的賜予吧。讀者盡可以憑自己的想象去理解。按鐵凝的話說，讀者可以用智慧去填充。
我可以套用鐵凝的語式說，越是偉大的作家，就越容易發現生活中的各種矛盾和反差。曹雪芹從自己的人生體驗中發現了封建大家族“金滿床，銀滿床，轉眼乞丐人皆榜”的反差，寫出了《紅樓夢》；巴金看到了民國初年封建大家庭的沒落與這些家庭中新生力量的覺醒、反抗和希望，寫出了“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法國作家司湯達在自己浪漫傳奇的人生中感知了宗教神學表麵的公正仁慈和實質上的虛偽與蒼白無力，個人奮鬥者一時的激情奮鬥和必然失敗，創作了《紅與黑》；延安魯藝的一些青年作家，從一個白毛仙姑的故事中發現了“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反差，創作了歌劇《白毛女》；魯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體察到封建禮教“仁義道德”的假象和“吃人”的實質，寫出了《狂人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