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節豐年辛苦滿望好反虧當恨東洋人——《多收了三五鬥》與《春蠶》相通的時代悲劇
茅盾和葉聖陶可謂人所共知的文學大師，他們分別於1932年所寫的《春蠶》與《多收了三五鬥》又同為各自的短篇小說代表作，曾經長時間被選為中學語文教材。它們所寫的內容和時代背景，又同為上海1932年“一·二八”事變之後給農村、農民生活帶來的沉重苦難，同樣深刻地展現了國家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後農村經濟破產、農民境遇每況愈下的悲哀。
如果我們把兩篇小說放在一起閱讀，會發現文章的整體構思：同樣地以豐稔之年，農民辛苦耕作，滿懷期望能有一個較好的收入，最後反而希望破滅，經濟破產，來揭露三座大山壓榨民眾的罪惡。
1932年，風調雨順，天時利好，對一再經曆天災人禍的江南農村來講，應該是農民緩氣翻身、休養生息的絕好機會。然而，1月28日，上海租界的日本駐軍，瘋狂地向閘北、吳淞的中國駐軍發動進攻，企圖迅速占領整個上海，進而建立吞並整個中國的戰略基地。這時國民黨卻把作戰的主要力量放在圍剿江西革命根據地的紅軍上，對日軍進攻采取不抵抗主義，致使主權喪失，工廠停工，洋貨傾銷，使1932年之豐稔之年的農村到處呈現經濟破產、農民災難重重的悲哀局麵。社會的悲劇，激勵起有責任心、愛國心、正義感的作家們拿起筆杆，喚醒人心。這兩篇小說，正是當時有良心的中國作家當之無愧的代表作。
我們還是運用“反差成文”的基本原理，分析一下這兩篇小說整體構思的成功之處。
一、《多收了三五鬥》
對時代背景的交代：
“你翻什麼舊曆本！上海東洋人打仗，好多的廠子關了門，小王那裏做叫化子了，你還不知道？”
這是通過舊氈帽之間的對話，直接地點出日軍開戰的禍根。
“你們不糶，人家就餓死了麼？各處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麵，頭幾批還沒吃完，外洋大輪船又有幾批運來了。”
這是通過萬盛米行先生的話，如實地反映了外貨傾銷給農民經濟的衝擊。
“在六月裏，你們不是賣過十三塊麼？”
“十五塊也賣過，不要說十三塊。”
“我們搖到範墓去糶吧。”
“不要說範墓，就是搖到城裏也一樣。我們同行公議，這兩天的價錢是糙米五塊，穀三塊！”
“到範墓去糶沒有好處……要過兩個局子，知道他們捐我們多少錢？”
“先生，能不能抬高一點？”差不多是哀求的聲氣。
“抬高一點，說說倒是很容易的一句話。我們這米行是拿本錢來開的，你們要知道，抬高一點，就是說替你們白當差，這樣的傻事誰肯幹？”
通過舊氈帽與米行先生的對話，點明了政府苛捐與米行老板唯利是圖對農民的壓榨。
“今年天照應，雨水調勻，小蟲子也不來作梗，一畝田多收這麼三五鬥，誰都以為該得透一透氣了。”
這是對豐稔年成好，農民滿懷鬆口氣的希望的交代。然而現實是，要糶的穀、米跌價很慘，不及去年米行賣價的一少半。農民的希望像泡沫一樣破滅了。
小說詳細具體地敘述了農民們希望與現實的反差，這就是農民命運最慘烈的展現：
舊氈帽朋友今天上鎮來，原來有很多的計劃的。洋肥皂用完了，須得買十塊八塊回去。洋火也要帶幾匣。洋油向挑著擔子到村裏去的小販買，十個銅板隻有這麼一小瓢，太吃虧了；如果幾家人合買一聽分來用，就便宜得多。陳列在櫥窗裏的花花綠綠的洋布聽說隻要八分半一尺，女人早已眼紅了好久，今天糶米就嚷著要一同出來，自己幾尺，阿大幾尺，阿二幾尺，都有了預算。有的女人的預算裏還有一麵蛋圓的洋鏡，一方雪白的毛巾，或者結得很好看的絨線的小囡帽。難得今年天照應，一畝田多收這麼三五鬥，讓一向捏得緊緊的手稍微放鬆一點，誰說不應該？繳租、還債、拜會錢，大概能夠對付過去吧；對付過去之外，大概還有多餘吧。在這樣的心境之下，有些人甚至想買一個熱水瓶，這東西實在怪，不用生火，熱水衝下去，等會兒倒出來照舊是燙的；比起稻柴做成的茶壺窠來，真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
多收以後，農民的計劃、打算、希望，是多麼的務實，多麼的必需，又是多麼精打細算啊！
然而現實殘酷地一個又一個又捆住了他們想鬆一鬆的手指：
在節約預算的躊躇之後。“鄉親”把剛到手的鈔票一張兩張地交到店夥手裏。
洋火、洋肥皂之類必須用，不能不買，隻好少買一點。整聽的洋油價錢太“咬手”，不買吧，還是十個銅板一小瓢向小販零沽。衣料呢，預備剪兩件的就剪了一件，預備娘兒子倆一同剪的就單剪了兒子的。蛋圓的洋鏡拿到了手裏又放進了櫥窗。絨線的帽子套在小孩頭上試戴，剛剛合適，給爺老子一句“不要買吧”，便又脫了下來。想買熱水瓶子的簡直不敢問一聲價。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買回去，別的不說，幾個白頭發的老太公、老太婆就要一陣陣地罵：“這樣的年時，你們貪安逸，花了一塊塊半買這些東西來用，永世不得翻身是應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