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孟子是個家喻戶曉的人。作為儒家思想的重要傳承和發揚者，他被尊為亞聖，而“孔孟之道”亦被當作儒學的代名詞。孟子對如何做人有著充滿智慧和哲理的論述與闡釋，今天讀來仍能給我們很多啟迪。
孟子主張人無分貴賤，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他喊出一句響亮的口號：“聖人，與我同類者。”（《告子》）孟子這種思想的理論基礎是“性善論”。他認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而這些基本的人性其實就是人類社會道德的基礎，“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在天性和人格上，聖人和凡夫俗子是生而相等的，他說：“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公孫醜》）正因為每個人都具備善良天性和良好品德，如果人們不斷發展自己的“四端”，也就是善性和道德，那麼“人皆可為堯舜”。
錢穆先生指出，孟子的性善論包含兩層意義：一是啟迪人們向上的自信；二是鞭促人們向上的努力（《孟子要略》）。而孟子提倡學做聖人不僅有益於挽救社會風氣，更為重要也更積極的意義則在於肯定眾生人格平等。每個人經過努力都能夠成為聖人的命題，從終極目標上激勵人們後天的努力和奮鬥，同時表明國君、大臣和庶民在人格上並沒有高下之分。在等級分明的古代社會，這一思想無疑是大膽而帶有進步意義的。
在孟子看來，要想成為聖人就必須“保養本心”、善養“浩然之氣”。孟子說這種“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能夠“塞於天地之間”，聽起來似乎充滿故弄玄虛的神秘色彩，實則仍以保養本性和加強仁義道德修養為旨歸：“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矣。”（《公孫醜》）紛繁世間，酒色才氣，人生總是充滿了欲望和誘惑，要想學做聖人，就必須擺脫這些外在幹擾。孟子認為，人們的差別不在於富貴貧賤，而在於能否保持高尚的道德，即做“仁人”。君子“以德服人”，“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離婁》）。抵禦外在物欲幹擾，保養良好天性，既需要好的環境，更需要個人持之以恒的努力。因此，孟子更強調個人的立誌和堅持，強調君子必須“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孟子雖然說過“養心莫善於寡欲”（《孟子·盡心》），但其出發點是在強調人們尤其是君子應該注重道德修養，因而並不是反對人們追求物質利益。孟子成名後，每次周遊列國，車馬隨從甚眾，場麵非常氣派，所到之處，諸侯貴戚盛情款待。他的弟子對此不理解，懷疑這不符合儒家所講的君子不言利的精神。孟子則坦然處之，他解釋說：“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滕文公》）也就是說，問題的關鍵是要看是否違背道義，有道，利再大也不為過，無道，利再小也不能受。孟子反對的是大家都將“仁義”拋諸腦後而把眼睛緊盯在“利”上，反對“見利忘義”和“後義而先利”。他認為，如果人人都“懷利以相接”，“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告子》），那就會導致人們不顧廉恥，互相傾軋，天下大亂。因此他提倡君子應該做到“仁民而愛物”（《盡心》），在“魚和熊掌不可得兼”的情況下，要舍利取義、“舍生取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