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春秋時期的大學者（公元前551～前479年），他首開私學，創立儒家學派。孟子是戰國時期的大學者（生卒年不詳，一說前385～前304年，一說前372～前289年），他繼承了孔子的學說，並對儒家學派的傳播與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孔子生於今日山東曲阜，孟子生在距曲阜僅數十裏的鄒縣，他們都曾沐浴著以泰山為中心的齊魯文化。
公元前2世紀中葉，漢武帝認識到孔子學說有利於中央集權大一統的社會格局，因而采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從此中國在長達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時期，一直尊奉孔子為聖人，尊稱孟子為亞聖；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以及孔子後裔和孟子後裔，都自覺或不自覺地相信或認為孟子的學術思想與孔子一脈相承或完全一致，簡言之即所謂的孔孟一家。其實，這是一個天大的誤會，因為，實際情況是，孟子的學術思想一部分繼承於孔子的思想，另一部分則是孟子自己的創造，而這後一部分內容已經大大地超越了孔子。
說到兩者，不能不先從他們所處的時代來分析。我們之所以要先簡介孟子所處的時代背景，是因為一個思想家的思想往往要放在他所處的時代脈絡中觀察，才能彰顯出其獨特性及價值所在。就像中國繪畫中的潑墨畫，如果想要表現月色之靜好柔美，並不是拿圓規畫一輪高掛天空的圓圈就算了事，往往是先畫幾朵幽蘭，旁邊還襯著清逸的長竹、嶙峋的石頭，在這些地上美好景物的烘托下，我們自然可以感受到天上月亮散發的柔美光澤，也自然就能烘托出月色之美。同樣地，如果先將孟子放置於曆史環境中，分析此一曆史背景中的孟子，在時代背景的映襯之下，孟子的特性??代表性便躍然紙上。這樣的一種思維模式是一個很重要的思考方法，舉例言之：“拿刀子切割人的身體”這件事，究竟是美德還是惡行呢？這個問題是不能夠脫離背景進行思考的。醫院的外科醫生在手術房內以手術刀切掉病人的手指，則是為了救人，是值得稱讚的行為。可是，綁匪拿起刀子剁掉人質的手指，則是一個令人發指的惡行。所以，同樣一件事情我們要放在背景當中才能進行思考判斷。我們隻有把孟子和孔子放在曆史當中，才能得到真正深層的認識與了解他們之間的異同。
孟子所處的戰國時代是中國曆史上社會、經濟、政治秩序變動最為激烈的時代之一。戰國時代（公元前403～前222年）實在是個“人人有希望，個個沒把握”的時代，這有點像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
在社會變動方麵，各階層之間劇烈的流動是最引人注目的現象之一。由於各國之間激烈的軍事競爭，各國國君無不求賢若渴，積極招攬人才，許多出身寒微的知識分子憑借本身的才能取得權力，並上升至較高的階級。社會各階層間互有升降，激烈流動的結果漸漸使原來上下嚴明的社會階級趨於泯滅。在經濟方麵，主要的變動在於農業技術的進步，工商業的長足發展，大城市的興起及人口的激增等。牛耕及鐵器的使用增加了農業生產；交通條件的改善及各國統一地區擴大等因素，也為工商業的繁榮提供了有利的條件。而農業及工商業的進步又造成了人口的大量增加，大城市林立，土地私有製度亦逐步形成，最後終於瓦解了封建製度的經濟基礎。
戰爭的頻繁也是戰國時代的主要特色。“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在各國之間頻繁的戰爭中，百姓無疑有如俎上之肉，任人宰割。當時的思想家都對人民所承受的巨大苦難寄予無限的同情，也都不遺餘力地撻伐戰爭的罪惡，希望能夠救民於水火之中。孟子身處於這樣一夕數變的時代中，對於他身處的世界有三種強烈的認識：一是認為當時彌漫著濃厚的急功近利之風；二是對於當時政治的黑暗與墮落具有相當深刻的體察；三是深切地感覺到戰爭的殘酷及人民的痛苦。有鑒於此，孟子奮起而大力批判他所處的時代，並提出許多有力的建議，希望通過他的學說，引領時代步入理想的正途。
和春秋戰國時代的許多隱者相較，孔子和孟子都是懷抱著強烈的救世之心的人，他們建立了儒家的典型風範，也確立了此後幾千年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典型風範。戰國時代被孟子直言批判的國君並不算是鳳毛麟角，而是時有所聞。孔子是春秋時代的風格孕育的人物，一個如微風般和煦、溫馨的人格典範。相對於孔子溫如玉般的謙謙君子，及不疾不徐的生命情調，孟子的人格特質是剛烈，特立獨行，棱角分明，這自然也是他的時代所造就出來的，正是狂風暴雨、詭譎波瀾的戰國時代所醞釀出來的典型。
戰國時期孟子主要表現以下四個相當突出的個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