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讓這部小說向前邁進五年，這五年裏有四年我在武漢讀大學。這五年在中華大地上很重要，發生了一些觀念性的變化。“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這句幾千年總結和遺留下來的古訓，在中華大地上顯然已不再起主導作用了。人們自發地修正了它的位置。確實書讀多了，在當今這個社會裏，並沒體現出它的特殊意義。這五年，中國大地上的變化是翻天覆地的，政治思想退位到它應該呆著的位置上去了，讀書也不是中國大地上的惟一出路了。那些“文化大革命”中被視為垃圾的勞改釋放犯、無業遊民和一些待業青年，如今個個幹得有聲有色，甚至財源滾滾。被政府用一個新名詞概括為“個體戶”，當然是肯定的意思。那些大學生、研究生雖然在單位上受到了歡迎，但價值卻很低，所幹的事情及獲得的月薪，還不及某些個體戶一個月收入的幾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這可是一件讓人心理不平衡的差別。就是這種差別，使人的觀念漸漸改變了，原來讀了大學也不過如此。
可以說，文化並不高的個體戶，並沒費什麼事而且也沒存什麼願望，卻把中國的傳統文化進行了有力的改變。從前說，積金千兩，不如明解經書。現在滿不是這麼回事了。大家都向錢看了。知識固然重要，可是沒有錢看你怎麼行事。1980年後的中國，大家深切感到錢的重要了。電風扇、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收錄機以及音響等等都湧到百貨商店的櫃台上來了。而這些高檔商品，在1980年以前的中國，幾乎是空白。“文化大革命”中，中國的任何一家百貨商店裏，隻有自行車、手表和收音機。“文化大革命”後的中國，不過就是幾年——在曆史的長河中不過是眨眼之間，就湧出了這麼多人們迫切需要的商品，讓老百姓驚訝得不知從何驚訝起了。電風扇，夏天就是頂用；電視機卻讓人們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東西；電冰箱更不用說了，六月伏天可以自己做冰棒；洗衣機更是讓女人們感到是一種勞動力的更新，從前要用手去使勁搓的衣服及被褥蚊帳，現在用機器代替了，自己卻可以站在一邊袖手旁觀。如此等等。這些老百姓迫切需要的生活用品，必須用人民幣去購買。人民幣從哪裏來呢？讀書是讀不來的，當然得去賺！
個體戶是最先擁有這批高檔消費品的。他們賺了錢，家裏迅速擁有了洗衣機、電視機和電冰箱這些讓人羨慕的商品。你不羨慕也不行。他們家裏有，你們家裏為什麼就沒有？難道他們是爹媽生的，我們就不是爹媽生的？他們的單車變成了摩托車，我們就隻能騎爛單車或搭人擠人並充斥著汗臭屁臭的公共汽車？我們的命就賤些？他們就該得享受，我們就該得艱苦樸素到底？他們家的電視機裏人影晃來晃去，歌舞升平，我們就隻能麵對著牆壁？他們家的女人洗衣服被洗衣機代替了，自己可以站在一旁嗑瓜子，我們在寒冬臘月裏，就隻能用兩隻手去洗，把手凍得通紅如包子一樣？他們就是人，我們就不是人？80年代初，這些問題很不平地鑽進了普通老百姓的腦海。人們不再關注誰誰誰讀大學了，而是議論誰誰誰發了財，因為大學畢業生的工資不過就是四十五元錢一月，而四十五元錢什麼都買不到！讀書從政的路又非常遙遠，是遠處的風景，大多數中國人都窮怕了，而老百姓又多半都是急功近利者，都相信眼前的事實。傳統的讀書做官之類的思想，在大多數老百姓的腦海裏紮根多年的，“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觀念，被現代工業文明毫不客氣地動搖了。
1979年我上大學時，讀大學還是讓人羨慕的，因為那標誌著你上了一個台階，這個台階是通向政府機關或國營單位，並且有可能當小領導的，科長的寶座在向你招手呢！我讀大學出來後，社會空氣轉換了，好像某個單位換了領導一樣，從前那個領導老是強調政治掛帥，現在這個領導提倡發展生產力，解決溫飽問題。這種主張對老百姓更貼切更實際。而最早把這種主張付諸到行動中，並且在行動中獲得了令人吃驚的報酬的人，便是如馮建軍這樣的生活在最低層的個體戶。這些人起步時是多麼令人不屑一顧，而他們起步時也確實有點顫顫栗栗，但幾年後，他們的腰杆被人民幣撐硬了，開始令人妒忌地揚眉吐氣了。這些人揚眉吐氣，是一種從骨子裏爆發出來的宣泄，一種報複！社會從前看他們不起，把他們視為不務正業的垃圾，現在他們就是要讓你們看看，他們是多麼人模人樣，多麼瀟灑！你們的兒子或女兒讀了大學又怎麼樣？不過是四十五或五十四（第二年五十四）元一個月，這點錢能買得起電視機、錄像機、電冰箱和摩托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