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而，李大釗、蔡元培等這樣的先進知識分子已經把歐戰的勝利和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聯係在一起來考察了。李、蔡深感勢單力薄，因此決定把陳獨秀找來一起商量一下。
陳獨秀對此很樂觀，他說：“你們是杞人憂天了吧，中國是軟弱些，但別忘了有美國呢，威爾遜的十四條和平宣言你們都知道，那是正大光明的，我認為他可算得上世界上第一好人呢。”對於陳獨秀的話，李大釗不置可否，蔡元培有些忍不住，反駁道：“如果美國真像你說的那樣是中國的保護神，那它為什麼又與日本簽訂了《藍辛——石井協定》？這隻能說明在涉及到美國自身利益時，它是不會為咱們說話的。”陳獨秀聽了這話，有些不高興，說：“不要把一切想得太黑暗，這是國際會議，公理是能戰勝強權的。”李大釗一看兩人有些說僵，馬上打圓場說：“獨秀，別急嘛，我們都是為國家著想。”看陳獨秀臉色緩和了一些，才又說道：“美國的話也不可全信，它最是見利忘義的，英、法、美、日，經濟上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又都國力相當，我看美國未必會冒風險來幫中國。”“怎麼你也這麼想？”陳獨秀有些驚訝。“不可不防嘛！”李大釗打著哈哈說。接著三人又說了一些報刊、慶祝等的消息，陳獨秀推說有事，就告辭了。
李大釗看蔡元培有些氣悶，說：“校長，你不用著急，我最了解陳獨秀這個人了。”李大釗與陳獨秀的友誼是在新文化遠動時結下的。有李大釗的呐喊助威，才有了陳獨秀編的《新青年》的劃時代意義的作品出現。二人共同奮鬥，發動新文化運動，反對舊禮教，舊文學。由於共創事業，李、陳才有了惺惺相惜之情。“陳獨秀是有時很固執、自負，但他很明事理，是一個很好的夥伴。”李大釗與蔡元培商量了一下，決定趁熱打鐵，以國內聲勢支援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要回屬於中國的權益。
第二天，李大釗在天安門門前發表演說，圍觀的有學生、市民很多人，他說：“我們這幾天慶祝勝利，實在熱鬧得很，可是戰勝的，究竟是哪一個，我們慶祝，究竟是為哪一個慶祝，我老老實實講一句話，這回戰勝的，不是聯合國的武力，是世界人類的新精神；不是哪國的軍閥或資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們慶祝，不是為哪一國或哪一國的一部分人慶祝，是為全世界的庶民；不是為打敗德國人慶祝，是為打敗世界的軍國主義慶祝。”他的這番開場白馬上贏得一片喝采聲，李大釗接著說：“既然是人民的勝利，政府就應該為人民爭回屬於人民的權益，在一戰中，相對來說，我們出的力是不多的，所以我們隻要求廢除《二十一條》，結束列強在中國的統治，巴黎和會既然擺出了要講‘公理’，那就應該請它來主持公道！”
李大釗的話引起很大的反響，各報刊、雜誌紛紛轉載，一時間，各地都向政府傳來要求收回權益的聲浪。
為了充分準備參加巴黎和會，徐世昌在12月18日召集汪大燮、熊希齡、林長民、周自齊、靳雲鵬、王寵惠等政界知名人士，商議成立外交委員會。
外交委員會宣告成立後，由汪大燮任委員長，林長民任事務主任，主持日常工作。該委員會主要任務，就是為總統、政府提供有關巴黎和會政策、方針、措施的建議，並處理一些外交事務。
12月中旬，北洋政府任命陸征祥、施肇基、顧維鈞、魏宸組連同廣東非常國會參議院副議長王正廷五人為全權委員，組織了一個52人的中國代表團。該代表團集中了清末民初以來一批外交人才，他們大多與歐美方麵有著程度不同的曆史和人際關係。就拿全權代表來說，施肇基博士畢業於美國康奈爾大學；顧維鈞1912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王正延博士則是美國耶魯大學法學係的畢業生；魏宸組早年也曾留學法國。單以陸征祥來說，就可看出，徐世昌可謂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