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章士釗在《甲寅》雜誌公布此信後附按語，推崇此言，曰：
“了了數語，實足寫盡今日社會狀態……足下無意書之，故愚寧負不守秘密之罪，而妄以示吾讀者。嗚呼！使今有賈生而能哭，鄭俠而能繪，不審所作較足下為何如！”
日後，陳獨秀以“獨秀山民”之筆名在《甲寅》雜誌上所寫的《雙秤記》一文中，對寫作賣文為生，無限感歎道：
“寒士賣文為生，已為天下至苦之境。”
1914年7月，正當陳獨秀“生機斷絕”，無路可走之時，突然收到一封來自日本東京的信。妻子高君曼問道：
“誰的信？”
陳獨秀憑那熟悉、剛勁有力的筆跡，判定道：“士釗先生的信”。
他拆開信一看，喜出望外，頓掃滿臉愁容。信上寫道：
“仲甫，悉知你在上海生活艱苦，甚表同情。你我患難之交，當為你同甘共苦。我在東京辦《甲寅》雜誌，正需像你這樣的得力助手，雖然經濟不太豐，但飯還是有吃的，你如願來東京幫助鄙人辦雜誌，不勝榮幸。”
陳獨秀看完信後，十分高興地對妻子高君曼說：
“君曼，我說‘天無絕人之路’吧？現在行嚴要我去東京辦雜誌，這不又是一條生計嗎？”
妻子高君曼聽了，也露出臉上多時未見的笑容，從丈夫陳獨秀手中接過信，邊看邊說：“士釗先生也很重友情，助人為樂。”
“我同行嚴不是一般的朋友，在《國民日報》時，我們同與虱子為伴。”陳獨秀憶起往事而高興地說。
“去東京是一條生計，不過……”高君曼犯愁起來說，但又把話咽了回去。
“君曼，不過什麼，你怎麼不說了？”陳獨秀急著問妻子。
“你若是去東京，我這個婦道人家，又帶著兩個孩子，身無分文，那日子又怎麼過？你活了，我們不是要等著餓死嗎？”高君曼愁眉苦臉，憂心忡忡地說。
“君曼，你放心好了，我總要想辦法，把你們母子三人安排好，才能去日本，到日本即找行嚴弄些錢寄回來，總比在上海餓死好。”陳獨秀安慰妻子道。
陳獨秀心中想的辦法，那當然是要去找汪孟鄒了。隔日，一大清早，陳獨秀就來到亞東圖書館，店夥計們見了，忙親切地叫道：
“陳先生早安！”
“汪經理呢？”陳獨秀在店堂裏未見到汪孟鄒，便問道。
“昨天晚上盤帳，汪經理睡得晚。”店夥子答道。
“孟鄒，孟鄒！客人來了，你還睡懶覺，不免太失禮了。”陳獨秀笑著叫道。
“噢，仲甫來了，我這就起來。”汪孟鄒聽到陳獨秀那熟悉而親切的叫喊聲答道。
不一會兒，汪孟鄒從房間裏走了出來。他今日見到陳獨秀與往日不同，臉上露出絲絲笑容；從喊叫聲中，也聽得出，陳獨秀心情也比往日好，於是，汪孟鄒便問道：
“仲甫，有什麼好事，一大清早就來寒舍。”
“孟鄒，你看這封信便知道。”陳獨秀把章士釗的信遞給汪孟鄒說。
汪孟鄒看完信後，笑著說：“難怪你今日與往日不同，這樣高興。”
“也談不上什麼高興，反正是一條生路，總比在上海餓著等死好。”陳獨秀很自然地說。
“你去日本的事，同夫人君曼商量好了嗎？”汪孟鄒問道。
“商量好了。她同意我去日本，但還得靠你相助。”
“隻要我汪某辦得到的，一定全力相助。你說什麼事？”
“就是我走後，君曼母子三人的生活，暫時還要靠你幫助接濟一下，到日本我就找行嚴接濟些錢寄回來。你看如何？”
“仲甫，你放心的去好了。隻要我汪某家有吃的，決不會讓君曼母子餓著，我汪某能有今日，全得力於你仲甫。如果不是你在安徽都督府給我潑上一盆冷水，我真的謀個差事，今天不是和你落得一樣的困境嗎？你真有眼光。”說著往事，兩人笑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