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趕快到群益書社去一下，把雜誌名稱告訴陳氏兄弟，他們已催問過幾次了。”汪孟鄒邊說邊轉身，走了出去。
陳獨秀經過一個夏季的辛勤耕耘，在群益書社全力支持下，第一期終於問世了。這時陳獨秀捧著散發濃鬱油墨味的《新青年》，臉上露出了豐收的喜悅。
《新青年》的創刊，猶如在黑暗中閃出的一道曙光；又猶如於無聲處聽到的一聲驚雷，驚醒了沉睡著的古老中國。它一開始，就高舉科學和民主的兩麵大旗，向當時複古尊孔的反動思潮進行了勇敢的鬥爭，要用民主和科學來“迭蕩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的一切的黑暗”，從而揭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新青年》一問世，便風行全國，所到之處莫不激起思想革命的火花。陳獨秀的名字傳遍神州處處。《新青年》適應了時代的要求逐漸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陣地，指引著這個時代前進的步伐，它培育了整整的一代青年。
毛澤東在湖南長沙師範學校做學生的時候，就開始讀這一本雜誌。特別愛好胡適、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梁啟超和康有為，他曾說：“有很長一段時間，每天除上課，閱讀報紙以外，看書，看《新青年》；談話，談《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問題。”《新青年》如一聲驚雷，預示著春天的到來。《新青年》的創辦，標誌著新文化啟蒙運動的開始。陳獨秀則是領導這一運動的核心人物。
陳獨秀首先倡導的是民主思想，他把歐美的民主立憲政體作為理想的政治製度，認為“吾國欲圖世界的生存，必棄數千年相傳之官僚的專製的個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國民政治”。要達到此目的，首先，人必須具有獨立自主的人格。陳獨秀認為所謂獨立自主的人格就是人的解放，就是脫離夫奴隸之絆。是非榮辱、善惡行為，以自身為本位，訴諸自身的意誌而論以功過，不聽命於他人。“一切操行，一切權利，一切信仰，唯有聽命各自有固之智能，斷無盲從隸屬他人之理”。陳獨秀熱烈呼喚著人的解放，“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絕不認他人之越俎，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要使國民真正建立自主意識，必須對壓抑、束縛自主意識的封建思想進行徹底否定，因為封建思想的主要特征就是把人變成聽話的工具。陳獨秀說：中國固有的倫理、法律、學術、禮俗都是殘民害理的妖言，尤其是儒家三綱之說，把人們束縛在羅網之中而不自知，“君為臣綱，則民於君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父為子綱，則子於父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夫為妻綱，則妻於夫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為臣、為子、為妻，而不見有一位立自主之人者，三綱之說為之也。緣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詞，曰忠、曰考、曰節，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為以己屬人之奴隸道德也。”陳獨秀還大聲疾呼青年男女們，應努力奮鬥，脫離附屬品的地位，完成自我。國民要自覺地居於國家主人之地位，自己建設政府，自己議定法律，不要對偉人抱任何幻想。
陳獨秀倡導的獨立人格精神及國民政治思想，在五四時期具有巨大的感召力量，它啟蒙了一大批青年，使他們在五四運動中，走上街頭，高呼“民主”、“自由”的口號，昭示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到來。
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舉起的另一麵大旗是科學。科學在五四時期被理解為一種思想方法。陳獨秀說科學就是我們對於事物的概念，綜合客觀的現象，訴之主觀的理性而不矛盾之謂也，也就是主觀與客觀的一致。陳獨秀吸收關於人類思想進化的第一階段是宗教迷信時代，第二階段是玄學幻想時代，第三階段是科學實證時代。
陳獨秀成功地創辦《新青年》雜誌，無不滲透著莫逆之交汪孟鄒的心血。《新青年》創刊號一問世，汪孟鄒便把他在美國留學的小同鄉胡適介紹給陳獨秀：“仲甫，我有一位正在美國留學的小同鄉，天資聰慧過人，好學勤奮，思想活躍，頗有才華，論文小說俱佳。”
“噢！孟鄒，你說的小同鄉，是不是叫胡適？”陳獨秀聽了汪孟鄒的話，忽然想起來說。
“仲甫，你怎麼知道的？”汪孟鄒反問道。
“我在日本幫助行嚴辦《甲寅》雜誌時，他曾投過稿，但稿件遺失，後來刊登了他給行嚴的信。信中提出對中外文明如何結合的主張，認為輸入之文明，需要經本國人士之鍛煉也。想不到此君亦是你的同鄉。”
接著汪孟鄒向陳獨秀介紹了胡適的情況。胡適，字適之，安徽績溪人，5歲喪父，由寡母撫育，入學家鄉蒙館。14歲到上海就學，入中國公學，加入競業學會，開始用白話文寫作，參與發行白話《競業旬報》。1910年考取官費留學生赴美，曾入康乃爾大學學習農科，後又轉入文量學院，學哲學曆史。1915年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從杜威學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