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聽著，饒有風趣地說道：“想不到你的小同鄉，竟同我一樣，從小就是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由慈母撫育，真是天下同命人啊！”說得汪孟鄒也笑了起來。
汪孟鄒接著說：“我這個同鄉雖身在異國，但他十分關心中國文學改革事業，他在贈友人梅光迪一首詩中就表達了這種心情。”
“什麼詩？快念給我聽聽。”陳獨秀高興地問道。
“好，我念給你聽。‘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吾輩暫不客坐觀。且複號召二三子，革命軍前仗馬行。鞭笞驅除一車鬼，再拜迎入新世紀。’”
“好詩。胡君與本人遠隔重洋，雖不相識，但對中國文學改革之見，都與本人不謀而合。”陳獨秀如同覓得知音，興致勃勃地說。陳獨秀順手找出幾本《新青年》，又說道：“孟鄒，你把這幾本《新青年》寄給他，並寫信代我向他約稿，言詞寫得懇切些。”
“好，我一定寫。”汪孟鄒答道。
陳獨秀在懇切期盼中，終於收到來自大洋彼岸的胡適來信：
“今日欲為祖國造新文學，宜從輸入西歐名著入手，使國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觀摩，然後乃有自己創造之新文學可言也。”
這樣，陳獨秀和胡適雖然遠隔重洋，一個在東半球，一個在西半球，但文學改革的事業把他們聯結在一起了。
1916年10月1日，陳獨秀第一次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二號上發表胡適幾個月前給他的來信：
“年來思慮觀念所得，今日欲言文學革命，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陳套語，三曰不講對仗，四曰不講欲字欲語，五曰須講文法結構，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無病呻吟，七曰不慕仿古人，八曰須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胡適在信中，對陳獨秀還熱情讚道：
“洞悉世界文學之趨勢，又有文學改革之宏願，故敢貢其一得之急。”
比胡適長12歲的陳獨秀，對第一次發表胡適的來信頗感得意。10月5日，他給胡適複信中說，對他提出的文學革命八事，除五、八兩項不甚理解外，“無不合十讚歎”。同時，他在信中明確表示：
“文學改革，為吾國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戲言，更非空言……吾國無寫實詩文以為模範，評西文又不能直接喚起國人寫實主義之觀念，此事務望足下賜以所作寫實文字，切實作一改良文學論文，寄登下期《青年》。”
大洋彼岸的胡適接到陳獨秀的信後，心情十分激動，沒想到“八不”竟得陳君如此的讚賞，而又盼他“切實作一改良文學論文”。經過再三思索，胡適用較溫和謙虛的筆調，對“八事”略作修改和闡述，命題為《文學改良芻議》，寄給陳獨秀。
陳獨秀接到胡適的《芻議》一文，猶如久旱得雨，頗覺作者眼光敏銳，很快發表於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五號，在中國文壇上產生了強烈反響。緊接著，陳獨秀於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六號上發表了《文學革命說》一文，吹響了向封建文學進攻的號角。他在文中大聲疾呼道：
“餘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大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予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
陳獨秀在文中美譽胡適為文學革命的急先鋒，不言而喻，陳獨秀即文學革命的主將。
從此，胡適之名風靡中國文壇，後與陳獨秀共投身於新文化運動。同時，兩人也結下終生友誼。
在陳獨秀的推動下，中國新文學誕生了。魯迅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便是這一時代的產物。它們開辟了中國文學史上前無古人的大事業。魯迅說，陳獨秀先生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胡適說，如沒有陳獨秀先生不容匡正的堅決態度，就不會有文學革命。可見，陳獨秀在文學革命中的主將地位。
陳獨秀連放重炮，發起呼喚新世界的陣陣轟響。以其新穎的思想，飽滿的熱情和才華橫溢的文章贏得了青年的尊敬與喝彩。
在陳獨秀與他主編的《新青年》啟發下，中國青年衝破封建枷鎖的束縛，脫穎而出。五四時期，許多青年在毫無依托的情況下，毅然走出家門，到外麵的大世界探求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