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夢裏，他望著那架又高又大的框架，框架上懸垂著一隻巨大的黑色的環。它好像是矗立在無邊無際的黑暗之中，矗立在天堂與地獄之間。它像一扇通向天堂與地獄的門，而青紅色的曙光，就在門的那邊向他閃爍……
李大釗驚醒了。
他感到驚駭，也感到惶惑。
10年後，當他真的望見那框架，望見那黑色的環時，他將會重新記起這扇門。然而，此刻，他卻安然地躺臥在他的妻子趙紉蘭為他燒得暖烘烘的炕床上，在無端的驚駭與惶惑中，嚇出了一身的冷汗。
今天上午，他的一位外國朋友，北京俄語專修館的俄籍教師柏列偉，帶著俄專一位麵容清秀的學生瞿秋白，到他的住宅來看望他，同他品茶談心，兩個人談了很久的話。從那時候起，直到現在，他的整個身心，就一直沉浸在一種狂熱的激動之中。
柏列偉給他帶來了幾本封麵發黃，印刷和裝幀質量都很簡陋的粗糙的小書：一本列寧的近著，一本布哈林寫的小冊子，一本剛出版不久的新俄詩選，集中選有勃洛克、葉賽寧、馬雅可夫斯基的詩，還有俄國勞農政府最近發表的兩份文告：《對華友好宣言》和《致中國南北代表各界書》。真沒想到，這樣幾本薄薄的小書和文告，竟像電光石火一樣，猛烈地擊中了他的心房，一下子就在他的心海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濤。
李大釗這一年才剛滿30歲，卻早已蓄起了濃黑濃黑的唇髭。生活的磨礪似乎已過早地給了他一種老成的儀態和長者的豐姿。
他是在一種極其嚴酷和冷峻的人生氛圍中度過他的童年與青春的。當他還在母腹中尚未出生時，他的父親就去世了。接著，他出生後才幾個月，他的母親又離開了人間。一個從未領受過雙親撫愛的童年，顯然是淒涼又寂寞的。而且，他才11歲時，就奉祖父的嚴命，被迫與比他大四、五歲的妻子趙紉蘭結了婚、惶惑、屈從、恐懼、無可奈何，他體味了舊中國每個青少年都無法擺脫的苦悶。一個11歲的孩子，在封建禮法的嚴威麵前，孤立無援。他隻能妥協，他隻能忍淚吞聲逆來順受地接受人家給他安排的一切。難能的是，也許是他受的傳統倫理教育規範了他，也許是趙紉蘭對他生活的體貼關心和對他的學業與事業的忠誠無私的支持感動了他，他竟然一生潔身自律，以同樣的清白，報答了她的貞誠，同這位本來陌生的、文化素養懸殊的、比他大好多歲的鄉下婦女，默默地共度春秋，並且同她一道先後生育了六個子女！然而，這中間又有多少的苦悶！
寂寞、淒涼、苦悶的人生和各種書籍的熏陶，使他從小就淡然於家庭而憧憬於社會，疾首現實而心騖於未來，心靈裏早就注滿了一種莫名的孤憤和縹緲的向往。就同許多童年不幸而又有條件博覽群書好學深思的孩子一樣，從少年時候起，他就把他的全部心誌，轉向了那雖然好似有些渺茫，有些虛空，有些不可捉摸，然而卻很能在人的內心裏喚起一種悲壯與崇高的使命感的對祖國對人民和對社會命運與前途的焦慮。
何況，這一時期中國的局勢，也的確是很足以令它的熱血兒女們焦灼的。
當他才12歲時，剛過童關，他就碰上了著名的庚子之亂。八國聯軍的鐵騎，就像對待野蠻人和牲口一樣地蹂躪了他的故鄉河北樂亭。
1911年，他剛進21歲，年方弱冠便又遇上了辛亥革命這樣的社會巨變。席卷全國的革命浪潮，無疑是灼燙了他年輕的心。
第二年，他就到日本留學去了。
對國事的異常熱心，使他早在學生時期，就成了一名積極的活動分子。1911年，當他還在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求學時，就為首成立了一個政法研究會，創辦了《言治》雜誌，放言論政。到了日本後，他又在留日學生中，帶頭組織了神州學會，展開了一係列的討袁活動。
1916年，袁世凱複辟帝製時，他又放棄了畢業考試，提前離開早稻田大學，從日本趕回國來，參加了反袁鬥爭。
他是一個熱心的救國者。然而，他的心愈熱，行動愈積極，國事發展的現狀，也就愈加令他感到失望和痛苦。
這幾年來，他住在首都北京，親自經曆、親眼看到，中國的局勢是每況愈下，變得越來越混亂，也越來越腐敗了。前年洪憲登基的鬧劇剛剛收場，去年安徽督軍張勳又帶著他的辮子兵進入了北京，把早已退位多年的宣統皇帝溥儀重新扶上寶座，上演了又一場複辟的醜劇。隨後段祺瑞趕走了張勳，他卻又用武力解散了國會，成立了由他一手操縱的安福國會，照樣是槍杆掌權，獨裁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