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封建勢力似乎壽命特別長。它像一隻長命的九頭鳥，你砍掉它一個腦袋，它馬上又會長出另外一個腦袋，發出新的更迷人的鳴囀。
李大釗決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他完全不同意某些絕望者的悲觀論調。正由於此，他還曾在章士釗主辦的《甲寅》雜誌上，與陳獨秀打過一場筆仗，批評了陳獨秀的“國不足愛”的厭世思想。正是從這場論戰開始，他們兩個人才結成了難得的文字之交，成了終生不渝的戰友。陳獨秀於1915年在上海創辦了《新青年》雜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標誌，北京大學就成了這個新文化陣營的重要活動基地。
李大釗回到北京後，又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一篇《青春》，呼籲中國的青年們，要用“青春之我”去創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為世界造文明”，“為人類造幸福”。這篇文章在青年中的影響是很大的。可是，究竟什麼樣的社會才是“青春的社會”？怎樣才能創造出一個“青春的社會”？對這些問題，他自己也感到很朦朧，很渺茫。自從他與他早年的賞識者與庇護者、資助他到日本去留學的進步黨黨魁和眾議院院長湯化龍關係破裂，轉到北京大學任職以來，有些年輕的大學生，讀過他的文章的，常常跑來問他，他自己就感到很難作出滿意的回答。
今天，那個看上去好像隻有十七、八歲，既清秀又文弱的俄專學生瞿秋白，在談話中也問到了這樣的問題。柏列偉含笑不語，而他自己對自己的回答，也是感到很不滿意的。
現在好了，列寧的文章，布哈林的文章，勞農政府對被壓迫民族發表的文告，還有新俄詩人們熱情呼喚新生活的詩篇等，就好像茫茫長夜過後黎明時一股射窗而入的朝陽之光，一下子就照亮了他眼前的一切，把他周圍的一切陰森黑暗都驅散了。他好像一個在沙漠中踽踽獨行的孤旅，在無邊無際的黑夜之中，突然望見了遠處熹微的曙光，望見了遠處閃光的湖泊和青青的草甸，興奮極了。
他激情難遏。
近日，他奮筆疾書，一口氣接連寫出了兩篇長文：《布爾什維克的勝利》和《俄羅斯文學與革命》，準備交給《新青年》發表。
他躺在炕床上，腦海中仍然時時在回響著那兩篇文章中的一些警句：
“今也赤旗飛揚，俄羅斯革命之花燦爛開放，其光華且遠及於荒寒之西伯利亞矣！”
“人道的警鍾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這些鏗鏘的詞句，背誦起來，是如此地抑揚頓挫，琅琅上口，使他自己也感到十分的快慰。
但是，夜已深了，他不能聽憑自己的思緒再去繼續奔騰了。他必須盡快地平靜下來，強使自己入睡。因為明天還有許多工作，等待著他去做。他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渴望去參加戰鬥。他感到一個新的時代已經到來，一種新的曆史使命已經落在了他的肩頭，他必須保持旺盛的精力，才能更好地去迎接這新的更宏偉的戰鬥。
北京午夜的小胡同，寂靜得就像一片墳場。臥室內黑漆漆的，沒有一絲光亮。
他的眼前又一次浮現出了剛才在夢中望見的那隻又高又大的框架似的門和那門上懸垂著的黑色的環。
他從來沒有看到過像這樣陰森古怪的門。
他感到了刹那間的驚駭與惶惑。
不過，這驚駭與惶惑很快就被他臆想中的一片赤旗的幻影淹沒了。
他開始用數息的辦法來抑製自己過度的興奮，一、二、三、四……終於在晨雞最早的啼唱之前，在啟明星升起之前，進入了睡鄉。
他睡得很酣甜。直到一陣急促的叩門聲把他從酣夢中驚醒時，望望壁上的掛鍾，已經是上午八點一刻了。
他從來沒有這樣遲起來。
像往常一樣，他一醒來就聽到了妻子和女兒們在廚房裏說話的聲音，但他沒有去注意那些，他隻是欠起身子，傾聽著那叩門的聲音。他一聽到那叩門的聲響，就暗暗地笑了。他知道，是陳獨秀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