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陳獨秀剛起身就收到了一位友人給他寄來的密信，告訴他一個可靠而又令人驚忿的消息。友人告訴他，巴黎和會的局勢正在發生著微妙的變化。北洋政府為了換取日本的巨額貸款，已經指使它的駐日公使章宗祥，與日本國外務大臣後藤新平簽定了一份中日兩國解決山東問題的密約，同意日本駐軍青島，共管膠濟鐵路；又說安福係的政客們已經策劃好，準備召回在巴黎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而讓章宗祥以新任外交總長的身份去出席會議，以便滿足日本的要求，將德國過去在我國山東攫取的各種權益，拱手轉讓給日本。友人還在信中告訴他，因英國政府在這次大戰中曾與日本訂有密約，它的代表在巴黎和會上將明顯地站在日本一邊；美國總統威爾遜的態度，開始本來還是比較公正的，現在因受到日英兩國代表的遊說和其它某些國際因素的影響，也正在逐漸發生變化。看來舉世矚目並寄無限期望的巴黎和會，很可能會在中國山東問題上出現犧牲公理、屈從強權、出賣弱國中國的領土與主權，去滿足強國日本無理需求的可恥局麵。
這惱人的消息，頓時激起了陳獨秀心頭無比的憤慨。
他讀了這密信，再也坐不住了，隻是草草地吃了幾片餅幹，喝了幾口隔夜的溫開水，就坐上他的黃包車，趕到李大釗這裏來了。
李大釗拿了漱具，站在廊簷下洗漱。陳獨秀就在他的小會客室裏，怒氣衝衝地叫罵開了：“守常，這班狗家夥真不像話，簡直都是一些衣冠禽獸，賣國賊，吸血鬼！”
他比李大釗大9歲，在李大釗麵前，說起話來就總有那麼一點大大咧咧老大哥的氣味。
李大釗洗嗽完了，拂一拂落在長衣下擺上的水珠，走進房來問他：“怎麼啦，仲甫兄，您又在罵誰呀？”
“章宗祥嘛，還有那個曹汝霖、陸宗輿。這些狗家夥都隻知道升官發財，賣國營私，簡直比李鴻章、張蔭桓還不如哩！”
接著，陳獨秀就把他剛剛收到友人來信的內容，向李大釗轉述了一遍。
李大釗聽了，隻是微微地一笑，說：“你講的這些情況，昨天我也都聽到傳說了。我正在想，我們為什麼不在《新青年》上把這個陰謀揭露出來，訴之於全國民眾呢？我們中國也是參戰國、戰勝國、主權國嘛。英國首相也好，法國總統也好，他們有什麼權力和資格，拿我國的主權去做交易呢？應該讓全世界都知道，中國人任人宰割的時代已經結束了。咱們中國人也是不可欺侮的！”
陳獨秀接過李大釗遞給他的一支香煙，點燃後，剛吸了一口，就被嗆住了。他咳嗽了好一陣，漲得滿臉通紅，老半天才緩過氣來，搖著拿煙的手說：“你的意見本來都是很對的。我個人也完全同意你剛才說的這些主張。不過，剛才我在到你這兒來之前，已經先給胡適之打了個電話，試探過了。這幾期《新青年》輪到他主編。他的主張很明白，很堅定，就是要隻談學術，不談政治，二十年不談政治。他認為今天的中國，教育還未普及，廣大民眾還處在蒙昧狀態之中，根本不曉得什麼叫做人權，什麼叫做民主。國政大權又完全掌握在一些愚頑凶悍的軍閥政客們手中。因此，現在還不是我們文化人放言論政的時候，如果說要去談政治，那也隻會把事情搞得更壞更糟。所以，他已明確表示不同意現在就在《新青年》上談論這類敏感尖銳的時政問題。”
李大釗默默地坐在靠椅上，仔細地傾聽著陳獨秀的話。他顯然是在極力地控製著自己的感情，壓抑著自己內心的辯駁。他深深地吸著的那支煙，刹那間就變成了一截長長的灰色煙燼。
他望著手上的煙蒂，停了很久，才淡淡地說道：“那樣也好。既然他胡適之不同意在《新青年》上談政治，咱們就到咱們自己辦的《每周評論》上來揭發這個問題吧。您看怎麼樣？二十年不談政治？總不能讓整個中國都被人家瓜分完了，出賣完了，咱們再來談政治嘛。按照目前的情況，發展下去，再過二十年，中國將變成什麼樣子？到那個時候，恐怕咱們胡博士想談政治也來不及口羅。”
“對，很對，我的老弟。我完全同意你這些意見。”陳獨秀是個極爽快的人。他說話也爽快，“依我看，今天我們不僅應該談政治，而且還應該有所行動才對。光議論議論有什麼屁用，更重要的還在於行動。聽說我們北大這邊有鄧中夏、許德珩、羅章龍等人，北高師那邊還有匡互生等人，都在醞釀一個行動計劃。我們這些長了胡子的人，總不能落在那些年輕人的後頭啊。依我看，大聲疾呼，積極行動，內懲國賊，外抗強權，現在正是時候。”
李大釗對於陳獨秀的“應該有所行動”的主張，也是十分讚同的。他們很快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見，並且決定馬上去找蔡元培校長，共商行動的計劃。
此時，陳獨秀的心情已經完全開朗了。事業與戰鬥所激起的如火的情懷，給他過半的生命注入了一種新的強勁的活力。一種莊嚴崇高的使命感又一次充滿了他的全身。同這種崇高的情愫比較起來，那小報的謗文，家事的煩憂，又算得了什麼呢？所以，隻要他一走出家門，他就把那一古腦兒的煩惱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他心情舒暢，一身輕快，在李大釗的住宅門前，同李大釗一道，各自坐上自己的黃包車，就一前一後，沿著宣武門外大街，向北，向紫禁城那邊，向漢花園和北大紅樓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