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站在北大校長室的大玻璃窗前默默地沉思著。
對麵景山上越冬的赭綠色的樹叢中，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已經染上了一層嫩嫩的新綠。萬春亭金色的重簷和暗紅的楹柱，在春日豔陽的暉映下，顯得格外的明麗。
然而他的心情卻十分的陰沉。
由於段祺瑞、徐樹錚他們不願意放棄用武力征服全國的計劃，不願意停募和交出參戰軍，不願意解散非法的安福國會，並且暗中指使陝西督軍陳樹藩，進攻民黨於右任的靖國軍，南北和談已經瀕臨破裂。
巴黎和會在日本政客的威脅與利誘下，出現了犧牲中國，偏袒日本，由列強暗中搞國際出賣的醜惡跡象。
一兩個月前，他在天安門廣場上發表演說時，那種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和威爾遜“十四原則”演說所激起的對國際公正力量和世界光明前景所懷有的無限信賴與無比樂觀的情緒，到此就都幻滅了。
國際國內的局勢如此令人焦慮，而在他的麵前又出現了一個將矛頭直接指向他個人和整個北京大學的新的動向。
在他的寫字台上，擺著一份剛剛送來的今天出版的《公言報》。這份報紙竟然在《請看北京大學思潮變遷之近狀》的黑體通欄標題下，十分顯眼地刊登著一篇《林琴南致蔡元培函》。
這份突如其來的公開函，對他所領導的北京大學作了一係列嚴重的無端的指責，讀過之後，使他整整一個上午都無法平靜。
對於象林琴南這樣一位知名度很高的舊文學家和翻譯家，蔡元培一直是很尊重的。盡管林琴南一生從未出過國門，也並不懂得外語，但因他的國學基礎和舊文學根底都比較深厚，所以由他翻譯的許多西洋文學名著，如《巴黎茶花女遺事》、《塊肉餘生述》、《黑奴籲天錄》等等，卻都深為中國讀者所喜愛，影響甚大，在較早引進西方文學方麵，起了開路的作用。這一次，蔡元培就是懷著這樣一種對這位文學前輩深深敬重的心情，為了給自己的好友趙體孟編印的《明代遺老劉應秋文集》請林琴南寫序而主動給林寫信去聯係的。
誰知，他收到的竟是這樣一封複信，而且還是事先並未將信寄給他就突然在報紙上發表了，公開了。
林琴南老人在這封公開信中，指責他主持的北京大學，“盡反常軌，侈為不經之談”，“必覆孔孟鏟倫常以為快”，是“毒粥既陳，旁有爛腸之鼠”，“未有不斃者”矣，並且攻擊北大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是“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是引車賣漿之徒……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信末還說：
……況天下溺矣，藩鎮之禍，迫在眉睫，而又成為南北美之爭。我公為南土所推，宜痛哭流涕，助成和局，使民生有所蘇息，乃以清風亮節之躬，而使議者紛集，甚為我公惜之。
公開信就是這樣深文周納，嚴色峻詞地把綱常、名教、學統、文運、國難、民生等種種問題與罪責都推到了他蔡元培的頭上，好像國家的局麵弄得糜爛頹壞到眼前這種樣子，不是那些軍閥、官僚、政客們的責任，反倒是象他這樣一個區區大學校長和幾個無官無職，隻能寫幾篇文章，發幾通議論的文人學者們的罪過。
麵對著這樣公開無理的攻訐，他當然不能夠再等閑視之。自從前年，1916年，他應北洋政府教育部的電召，從法國回來，就任北大校長以來，由於他與李石曾、吳稚暉等鼓吹無政府主義的人士關係密切，又聘請了陳獨秀、胡適之等新派文化到北大來做文科學長和文科教授，還把言論激烈的《新青年》雜誌從上海搬到了北大校園，隨後又創辦了同樣激烈的《每周評論》和《新潮》雜誌。這幾份雜誌全都是思想新銳，議論激昂，放言無忌。它們提倡新文化，反對舊文化；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科學與民主，反對封建與愚昧，文字犀利的鋒芒，刺及社會文化各個角落，一直指向各種的權威。在彌漫著守舊氛圍的北京城內和整個中國，突然出現了這麼一派驚世駭俗、標新立異的呼號，自然也就不可能不引來許多的攻訐與謠諑了。
蔡元培拿著這張報紙心緒如潮。他知道，在林琴南這樣一位前清遺老、七旬老人的複信背後，顯然還有著更為深刻複雜的政治背景和社會原因。
他知道，林琴南是前陸軍部次長，現任參戰軍參謀長，籌建中的西北籌邊司令部司令，北京城內最跋扈最炙手可熱的鐵腕人物徐樹錚的幕中常客和座上文師。徐樹錚又是國人盡知的北洋政府“護國軍神”、皖係軍閥和安福國會的老頭子和首領段祺瑞的心腹愛將和得力臂膀。《公言報》則是安福係的機關報、禦用喉舌。林琴南的複信，突然在《公言報》上披露出來，這說明了什麼，肯定是有來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