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是康有為的門徒，從1890年起從學於康有為，協助康進行變法理論的著述和編校工作。1895年，赴北京參加會試，參與了康有為發起的“公車上書”運動。8月，參加康有為等人創立的強學會，康有為創辦《中外紀聞》，他為重要撰稿人，成為康的得力助手，時人合稱“康梁”。1897年，梁啟超任長沙著名的時務學堂中學總教習，講求新學，大力宣傳資產階級民權思想。戊戌政變後逃亡日本，仍於1902年2月創刊《新民叢報》，積極介紹西方民主主義的政治學說和自然科學知識，鼓吹民權，批判封建專製製度。
毛澤東讀過的那本《新民叢報》，留下了他的一些批注。在第4號《新民說》“論國家思想”第三段末，毛澤東批道：
“正式而成立者，立憲之國也，憲法為人民所製定，君主為人民所擁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專製之國家也，法令為君主所製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悅誠服者。前者，如現今之英日諸國；後者，如中國數千年來盜竊得國之列朝也。”
這個批注，表明了毛澤東對立憲與專製兩種製度的理解，其思想的傾向性是十分明顯的。當然，毛澤東此時並不反對帝製，而認為皇帝和大多數官吏都是誠實、善良和聰明的人。他們僅僅需要康有為幫助他們變革罷了。
關於康梁思想對毛澤東的影響，學者汪澍白、張慎恒將其突出各點歸納為四個方麵：其一是主變哲學。變化的觀念是康梁哲學思想中比較寶貴而有生氣的部分。康有為認為“窮則變，變則通”；“天道，後起者勝於先起也；人道，後人逸於前人也”。這是對兩千年來“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觀念的大膽否定。梁啟超則發揮了康有為的主變哲學，主張創新，反對作古人之奴隸。這些思想對青年毛澤東有著振聾發聵的啟蒙作用。同時，康梁改良主義的“漸進”的變化觀，也使毛澤東在一段時間裏主張溫和的改良運動。
汪、張二先生指出的第二點是大同世界的理想。的確，康有為不僅是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的代表，而且是近代繼洪秀全後又一個著名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他所著的《大同書》，在世界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史上，都是一部極其重要的著作。康有為關於理想社會的描寫，關於廢除私有製，建立社會公有製，關於人人平等，勞動光榮，關於公養、公恤與公教等等思想，是他大同思想中極為光彩的部分，是人們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反映。據此，汪、張二先生認為，《大同書》對毛澤東有著深遠的影響。應該說，從毛澤東五四前後的思想和實踐來看，毛澤東是把大同理想作為奮鬥目標的。
尤其是儒家的“修齊治平”和《禮記·禮運》篇中的大同觀，在中國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大同之世，成為知識分子“治國平天下”的具體目標，成為應該崇奉的“大道”；
其三是精神革命與“變化民質”的思想。梁啟超認為挽救中國的出路在於改變人心道德，培養“新民”。
其四是康梁筆法。康梁執晚清文壇牛耳，文風上多為平易暢達，反對桐城派古文風，以求經世致用。
的確，康梁的思想啟蒙，對毛澤東早期思想的發展，形成了一個不可或缺的過渡環節。它開辟了一條使毛澤東由初步接受思想啟蒙教育而走向五四思想解放運動的通道。
東山高等小學堂給了毛澤東新的知識。但是，它仍然遠遠滿足不了毛澤東求知的強烈渴望和遠大抱負。他要尋求更多救國救民的真理。當他沿著崎嶇的山路，攀登到東台山頂的時候，隻見七級寶塔，高聳入雲，極目遠眺，萬裏河山，茫茫蒼蒼。他渴望到外麵的世界去，這東山仍然是偏居一隅，仍然顯得閉塞。毛澤東決心衝出鄉關，到長沙去！因為長沙是大城市，那裏有更多的學校，更多的人，那裏還有撫台衙門，那裏一定是絕然不同於東山的大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