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學聯廣泛地走向社會，使抵製日貨的鬥爭很快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
7月7日，學聯和國貨維持會聯合舉行燒毀日貨遊行示威大會。遊行隊伍前麵高舉著“燒毀日貨遊行大會”和“同胞們注意，切勿買日貨”的大旗，學生每人肩負一匹日本布，後麵跟著綢布業的店員工人，最後是國貨維持會和學生聯合會的旗幟。到了教育會坪，學生們將布匹攤放坪中，淋上煤油焚燒。直到布匹燒成了灰，遊行隊伍和參觀群眾才散走。
為了更廣泛地集結反帝愛國力量，7月9日，學生聯合會聯合工商各界開會，正式成立湖南各界聯合會。會上，組成了包括20個代表的各界聯合會代表團。大會指出，國家前途危險已達極端，號召湖南各界人民起來，“推翻武人政治”！湖南的曆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全省各界的大聯合。
新民學會在鬥爭的風雨中也更加壯大起來，新入會的會員有七十多人，如夏曦、向警予等。學會修改了章程，設“評議”、“執行”二部，何叔衡、李思安為正副執行委員，毛澤東、周世釗等8人為評議員。
五四運動洶湧的洪流，衝破了封建主義固守的千裏堤壩。人民覺醒了，新思潮也更加猛烈地傳播開來，正如瞿秋白所言，久鑾的閘門一旦打開，浪濤更加奔騰澎湃，烏沫噴濺。五四運動後，各種宣傳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當時長沙各校學生也出版了十多種刊物，如《新湖南》、《女界鍾》、《嶽麓周刊》等，但大多仍然銳氣不足。為了更好地推動湖南愛國鬥爭和新思潮的宣傳，也為了有一塊發表自己政見的陣地，毛澤東提出，需要創辦一個新的刊物，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湖南學生聯合會決定創辦《湘江評論》，由毛澤東任主編。
毛澤東對報紙早有濃厚的興趣，北京新聞研究會的活動，更是從理論上武裝了他。如今正是一顯身手的時候。經過十幾天的緊急籌備，一種具有嶄新風貌的《湘江評論》誕生了。
1919年7月14日，《湘江評論》創刊號正式出版。它四開一張，有洋洋灑灑的長篇大論，有短小明快的《東方大事述評》、《西方大事述評》，還有尖銳潑辣的“放言”、“雜評”。出版的第二天，長沙各報即高興地報道：《湘江評論》出版了！
根據《湘江評論》的主旨和任務，毛澤東撰寫了長篇論文《民眾的大聯合》，還寫了國際、國內大事述評和各種雜感30多篇，熱情地歌頌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無情地批判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號召民眾聯合起來進行改革和鬥爭，宣傳解決思想，衝破迷信和傳統的束縛。他認為，隻有俄國十月革命，才使“全世界為之震動。”
他在《民眾的大聯合》中說：
我們知道了！我們覺醒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刻不容緩的民眾大聯合，我們應該積極進行！
在文章的最後，毛澤東滿懷信心地寫道：
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我們總要努力！我們總要拚命向前！我們黃金的世界，光華燦爛的世界，就在前麵！
毛澤東號召人們打破迷信，解放思想，要敢想、敢說、敢作、敢為。他在《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一文中說：“中國的四萬萬人，差不多有三萬萬九千萬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命運，迷信強權。全然不認有個人，不認有自己，不認有真理。”因此，他主張衝破一切傳統和迷信的束縛。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他說：“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對真理，應該以“如日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燈之向外照射”的精神去追求。
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中所表述的主要思想，說明他正在由激進的民主主義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方向發展。
毛澤東從湖南一師畢業以後，為了籌組赴法勤工儉學和發動“驅張”運動，於“五四”前夕和之後，兩次來到當時全國政治、文化中心和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在這兩次到北京期間，他開始接觸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從一師範畢業後，為實現自己改造社會的抱負，他在實踐中開始了新生活的探索。受北大楊昌濟老師之告，新民學會的成員紛紛來到北京，準備赴法勤工儉學。
精神上的富有就這樣彌補了物資生活上的匱乏，更何況還有愛情。
在遙遠而又偏僻的韶山衝裏，他的嚴厲的父親，曾強製地為他訂過一房親事，但在內心裏他始終未曾予以認可。因為，在那裏沒有愛。而現在，在這裏，在他初到北京的這段日子裏，他卻深深地愛上了他的老師楊昌濟的愛女楊開慧，即楊霞。楊霞也愛著他。於是，北海橋邊夕陽下的蹀躞，中央公園花叢月下的留連……這古老而又美麗的都城，自由、寧靜、閑適的氛圍，異地重逢的濃濃的鄉情，正好幫助了他，使他第一次品嚐了他過去從未品嚐過的初戀的滋味。
但由於生活費用沒有來源，毛澤東很想找個職業。經過楊昌濟的聯係，毛澤東得到了一個圖書館助理員的位置。在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辦公室，毛澤東第一次見到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啟蒙先輩李大釗。圖書館設在沙灘紅樓一樓，毛澤東在第三覽報室工作，職責之一是負責登記閱報人的姓名。每月薪金8元。這對毛澤東來說，已是一大筆錢了。
對於矢誌要進行大規模自由研究的毛澤東來說，這真是來到了一個廣闊的天地。他利用管理報刊之便，像在第一師範當學生時那樣貪婪地閱讀了大量新出版的報紙雜誌，汲取了許多新知識。當時，北京大學是全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各種思潮在這裏傳播，各種學術團體如雨後春筍，一些新派人物如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都曾來這裏任教。這些，給毛澤東以極大的吸引力。他利用北京大學的有利條件，經常旁聽他所感興趣的課，還參加了北京大學哲學研究會、新聞學研究會。在參加這些研究會的活動中，他結交拜訪一些名流學者，因為這裏更是人才薈萃。他認識了陳公博、譚平山、邵飄萍等人，尤其是邵飄萍對他幫助很大。
毛澤東除了經常拜訪楊昌濟、黎錦熙之外，還拜訪了陳獨秀、胡適、蔡元培等知名人士，同他們討論新思潮等各種問題。並曾與在京的新民學會會員分別邀請蔡元培、胡適等談學術和人生問題，以求開闊眼界，增長知識。
然而毛澤東有時也受到冷遇，受到刺激。有一次，他見到鼓吹新文化的大名人胡適，大膽地向他提了一個問題。胡適問提問題的是哪一個，當得知隻是一位沒有注冊的學生時，這位名教授竟傲慢地拒絕與他交談。傅斯年、羅家倫當時是北大學生中的風頭人物。他們主編的《新潮》雜誌，激烈地抨擊封建文化，提倡“文學革命”，在青年中影響很大。毛澤東對他們很感興趣，可他們卻看不起這個來自湖南的“土裏土氣”的青年。毛澤東後來回憶這一情形說：“由於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願意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多數都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那些來看報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導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抱有強烈的興趣。我曾經試圖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士話。”
淺薄、浮躁，是當時許多鼓吹新文化的人的通病。
但是，毛澤東卻得到了李大釗的器重。熱誠地扶持青年，把青年看成中國的未來和希望，是李大釗五四時期民主思想中極其光輝的部分。他熱情地鼓勵廣大青年：“進前而勿顧後，背黑暗而向光明”，“以青春之我，創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當他發現毛澤東思想敏銳、善於思考時，對他表現了很大的關注。工作之餘，或李大釗在閱覽室翻閱書刊的時候，他們兩人經常在一起交談，有時長達一兩個小時，李大釗發表的宣傳十月革命的文章，毛澤東更是認真地閱讀。如他及時地閱讀了李大釗發表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毛澤東表現出來的非凡的拖負和才幹，深得李大釗的讚揚，認為他是“湖南學生青年傑出的領袖”。在李大釗的引導下，毛澤東開始了解十月革命，接觸到馬克思主義。
相繼參加的新聞學會和哲學會的活動，在毛澤東的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後來說：“我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會，為的是能夠在北大旁聽。在新聞學會裏，我認識了一些同學……特別是邵，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的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
毛澤東的興趣、探索是多方麵的。麵對著當時滾滾而來的各種新思想、新學說，他不迷信，不盲從，一切都在研究、比較之中。
毛澤東還在一定程度上參加了王光祈、李大釗發起的少年中國學會的籌備工作。
毛澤東為組織赴法勤工儉學，四處奔走，多方聯絡，作出了極大的努力。有人在家信中寫道：“毛潤之，此次在長沙招致學生來此，組織預備班，出力甚多，才智學業均為同學所欽佩。”
毛澤東自己卻留在了國內。究其原因，一是新民學會中許多人希望他“殿後”，繼續謀求學會的發展，國內也確實需要有人；二是毛澤東認為自己對於國內的情形調查研究得還不夠，待掌握了中國古今學說的“大要”再出洋留學。
在出國的潮流麵前，毛澤東熱烈地歡迎它，並為有誌於此的同道者奔忙。但他決不盲從，他在清醒而又堅定地走自己的求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