轟轟烈烈的官場爭奪告一段落，然而，中國卻正在麵臨著一次更深刻的動蕩。五四運動，十月革命，孫中山政黨，這一切都使中國的思想界感到強烈的震撼，敏感的人士先一步意識到一種新的思想導向已經在中國生根了。
1920年2月2日，一艘“大通輪”正在霧靄中逆江而上，太陽初升，江麵上一片金光閃閃，江水被遊輪翻起兩道白浪，發出和諧的“嘩嘩”的聲音，空曠的船板上隻有一個削瘦的中年人站在那，欣賞著這江上日出，他就是剛出獄不久的陳獨秀。他這是應湖北省教育廳長李漢俊之邀，去武昌參加文華大學的畢業典禮。經曆艱苦的牢獄生活的磨煉，陳獨秀瞅上去更加幹練了，他的《新青年》辦得有聲有色，逐漸變成了宣傳共產主義言論的陣地。而經過“五四”，陳獨秀也由激進的民主派逐漸地轉變成了馬克思主義者，當他到達漢口時，文華大學協進會和武漢學生聯合會都派代表冒雪渡江，迎接這位名震國內的革命者。
陳獨秀到達武昌後，便開始四處演講，他在文華大學舉行的歡迎會上作了《社會改造的方法與信仰》，在文華大學第4講堂舉行的畢業典禮上作了《知識教育與情感教育問題》的演講。又應漢口青年會邀請，在武昌高等師範學校作了《新教育之精神》演講，聽眾除青年學生之外，還有議員。接著，他又到堤口下段保安全舉行的歡迎大會上發表演說，到會數百人，除此之外，陳獨秀還應邀參加了幾個小型座談會。陳獨秀在武漢短短的4天，席不暇暖，抓緊時間宣傳新的思想。
這天晚上，陳獨秀正在整理各地發給他的信件，李漢俊推門而入，陳獨秀馬上起身招呼說：“老李，你怎麼來了，無事不登三寶殿，是不是又讓我去哪演講啊！明天可不行，我得去參加一個座談會……”陳獨秀自顧自說著，突然察覺李漢俊一直沒說話，再一看他臉色，就猜出了幾分。陳獨秀凝重地問：“是不是出了什麼事？”李漢俊略感為難地點點頭，說：“湖北政府知道你在這演講，已經下了搜捕令。”陳獨秀氣憤之極：“現在是民主社會，難道我們個人還沒有言論自由嗎？他們還是怕了我，怕我宣傳的主義！政府真是太叫人失望了。”李漢俊也很氣憤，但也不得不勸陳獨秀趕快離開武昌，2月8日，陳獨秀乘車北上返京。
陳獨秀的寓所北池子門前，人影閃動，幾個戴禮帽的在那裏走來走去，還不時互相交換眼神，一看這樣，就知道是便衣。原來北京警察廳知道陳獨秀今天抵京，所以企圖加以逮捕守株待兔。高一涵恰巧經過這，看到這情形，馬上轉身往李大釗家走去，李大釗和王星拱正在家裏談論著陳獨秀今天回來的事，高一涵就上氣不接下氣地闖進來，一進門就喊道：“不好了，陳獨秀家樓下站了很多便衣！”李大釗、王星拱一聽都有些著急了。這陳獨秀一回來，不正好被堵個正著嗎，李大釗說：“這樣吧，我去車站把獨秀截到這來，然後先安排個住處，再設法送他離京。”高一涵說：“好是好，但這樣很危險，如果陳獨秀被認出來，連你也得被抓進去。”李大釗笑笑說：“這倒沒什麼，別忘了我說的是東北話，現在是年底，正是生意人往各地收帳的時候，如果有人盤問，我就說是做買賣的，不就成了。”王星拱知道李大釗是河北人，而且衣著樸素，很像生意人，由他護送，確實是很好的一個辦法，所以就說：“那你小心點，然後讓陳獨秀就住到我家吧，你這兒目標太大。”
這樣陳獨秀就暫住在王星拱家裏。但是陳獨秀很愁悶，由於行動很受限製，更別提再出去演講宣傳了。王星拱看出了陳獨秀有苦悶，於是兩人商量，事不宜遲，兩人決定明天就秘密離京。2月12日，天氣異常寒冷，一輛馬車急駛在去往朝陽門的路上，車內正是李大釗和陳獨秀，李大釗穿著長衫，拿著幾本帳本，為防搜查，還在懷內揣了幾張店家的紅紙片子。陳獨秀呢，也脫去了西裝，穿著王星拱家裏廚師的衣服，油跡滿衣，光得發亮，頭戴一頂氈帽，儼然一個跑外的小夥計模樣。馬車從朝陽門出走南下。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釗出麵辦理，不要陳獨秀出聲，恐怕泄漏出南方的口音。這一路上，兩人患難之交，誌同道合，更加深了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