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柯華：我所目睹的香港回歸談判片段
柯華，1915年出生於廣東普寧。1936年投身抗戰，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建國後先後擔任外交部禮賓司、亞非司司長，駐幾內亞、加納、菲律賓大使。1978年擔任駐英國大使，參與中英關於香港回歸問題的一係列談判。
1978年，我受命出任駐英國大使。年底，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把加緊中國現代化建設、維護世界和平、統一祖國定為當前和今後的三件大事。提出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隻要台灣取消“國號”、“國旗”，可以保持台灣現行的政治經濟製度和生活方式不變，甚至還可以保留其軍隊。相應地，收回香港和澳門也擺到了工作日程上。作為駐英使節，我有責任了解英國朝野對於香港問題的動向，提供國內決策參考。
香港在鴉片戰爭後，被英國強占，香港給英國帶來巨大利益。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審時度勢，對香港采取“長期利用，維持現狀”的方針，才得以維係至今。英國認作“合法”依據的《南京條約》、《北京條約》，特別是《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以九十九年為限期”，到1997年期滿，英國不得不為英國利益憂慮了。英國有人寫過一本關於香港的書：《借來的地方與時間》，意識到“借來”的總要在限定時間裏予以歸還。1979年3月，香港總督麥理浩訪問北京，要求允許港英政府批出超越1997年6月30日的土地契約，實質上是想長期維持英國的管治。當時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嚴辭拒絕。不過，鄧小平也告訴他說：本世紀和下世紀初相當長的時期內，香港還可以搞它的資本主義，我們搞我們的社會主義。到1997年解決這個問題時，不會影響投資者的利益。
我們注意到英國下議院於6月13日就麥理浩訪問中國進行的辯論。英國外交大臣的發言表示當時英國政府的態度：香港並非時代的錯誤產品，麥理浩北京之行並不意味英國想通過談判解決香港問題。
7月5日，英國向中國遞交了《關於香港新界土地契約的問題的備忘錄》，並說中國可以不作答複，想讓中國默認英國取消“新界”管治權的期限。中國政府以毫不含糊的言辭作出答複：“奉勸英方不要采取所建議的行動。”
1982年，我奉命回國述職，返英後，我和大使館的同事們遵照中共中央港澳小組領導人、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廖承誌的囑咐，廣泛接觸英國各界人士。
在英國，有中國的許多老朋友，像前首相麥克米倫、希思、卡拉漢，前津巴布韋總督索姆士勳爵（丘吉爾的女婿），怡和洋行董事長亨利·凱瑟克、太古洋行董事長斯威爾兄弟、英之傑公司董事坦勞勳爵，和一些政府部長、議員，以及頗有影響的《衛報周報》、英國廣播公司評論員等，都表示英國不應該堅持三項條約，應該無條件把香港歸還中國，也沒有理由要求繼續參加香港的管理；但也還有人主張在歸還主權後，中國和英國共管一段時間，或“托管”一個時期；還有人懷疑中國能否管好香港，尤其擔心將在香港推行社會主義製度。我們在各種場合，闡明中國政府將收回香港，實行一國兩製、港人治港，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等鄧小平同誌的構想和基本國策，贏得了許多友好人士的理解和讚成。
鄧小平的談話為以後的中英談判奠定了基礎。經過兩年零三個月的艱苦談判，1984年12月19日撒切爾夫人再次來到北京，同中國政府簽訂了《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
我記得在此前，9月26日草簽《聯合聲明》的當天，英國政府曾發表白皮書說：“要更改這份協議是沒有可能的。如不接受這份協議，就會沒有任何協議。”話雖如此，以後還是發生了不少麻煩。當然兩國談判有不同意見，這是不足為怪的。但許多麻煩的發生，是出於英國的利益。另一方麵，也不難從曆史上找到其根由。記得1957年我陪同聶榮臻副總理參加加納獨立慶典時，親耳聽到英國駐加納總督克拉克曾大言不慚地說：“我自以能身為一個大不列顛王國的殖民主義者而感到驕傲。”在飽受殖民主義之苦的人民聽來，簡直荒唐至極！但在克拉克看來卻是天經地義。英國政府設有殖民部，管理40多個殖民地。1966年合並於聯邦部，1968年又合並於外交部。我們不難想象，現在英國某些人士的思想觀念還承襲著兩個世紀來的殖民思想，這就自然而然會產生麻煩了。
香港今天的繁榮，得“天時、地利、人和”，主要是香港同胞勤勞創造的結果。無需否認，英國人實行的管理方法、經驗以及一定的投入，起了促進作用，但英國獲取了更高的利益。在過去100多年裏，香港人創造的財富，源源不斷地流入了英國。從今以後，香港同胞所創造的財富真正屬於自己，香港同胞真正成了堂堂正正的主人，再也不是昔日的“二等公民”。
為了香港更加繁榮，我認為香港基本法一定要嚴格遵守和實行，尊重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的獨立地位，一切工作從香港實際出發，尊重香港同胞的意願。內地人要多想想“兩製”，香港同胞要多想想“一國”。摒棄任何“左”的影響，不照搬內地通行的工作方法，吸取多年來香港行之有效的管理經驗。
—— 摘自《青史流芳話港歸》
第二節 錢偉長：追憶香港區旗、區徽設計過程
錢偉長（1912~2010），江蘇無錫人，中國近代力學之父，世界著名科學家、教育家。1987年至1994年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區旗、區徽圖案評選委員會主任。
6月30日子夜在香港，和中國國旗——五星紅旗一起冉冉升起的還有一麵由紫荊花作為主體圖案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在香港回歸祖國的輝煌時刻，我不禁想起香港特區區旗和區徽產生過程中的很多令人難忘的往事。
當年，我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評選委員會兩主任之一（另一位是原香港中文大學馬臨校長），在區旗和區徽的設計、選定過程中，自始至終參與其事。這一評委會根據有關方麵的決定由多名專家、學者組成。他們中有內地傑出的畫家、雕塑家、工藝美術家吳作人、劉開渠、常沙娜，三位香港傑出的藝術家以及榮高棠、許崇德和文樓。評委會組成後即向全世界公開征稿。很快，評委會收到了來自中國內地、香港、台灣，以及寄自美國、德國等國的8000多組投稿。真是五花八門，琳琅滿目。
這麼多的設計方案，怎麼評呢？評委會租用了中國美術館的五間大展室，把全部投稿按編號公開展出，觀者如雲。評委會要求每位參觀者評出一至三個自己喜愛的設計；再加上評委選出的方案，共有300多組。這是區旗、區徽的初選結果。之後，評委又從中挑選了70多組設計方案，送到香港，在尖沙咀的一間公司公開陳列。充分聽取港人意見後，評委再行投票選出20組。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委員們經過反複推敲，選中了20組中的15組。
為充分體現港人的民意，評委會再次帶著這15組區旗、區徽設計方案，專程到香港。這次不僅公開展示，還在報刊上廣為刊登，以便能充分聽取港人意見。在此基礎上，又從中選出七組。此後，評委從中選出三組交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委員們投票決定。但是竟沒有一個方案獲得多數委員的通過。
怎麼辦呢？評委們發現港人十分喜愛紫荊花，香港行政局的局徽就是紫荊花，香港很多建築上也都有紫荊花的標誌，香港人還要把紫荊花選為港花。評委們意識到要表達出港人的情意，應考慮選用紫荊花圖樣，為此，曾延請三位律師谘詢商酌，以免和現有圖案發生知識產權的矛盾，並最終決定，區旗、區徽上的紫荊花必須鮮明地區別於行政局靜態的紫荊花圖案。
評委們從下榻的廣州花園酒店庭院中摘來一束絢麗的紫荊花，認真觀察，發現清風吹拂下的紫荊花異常生動，經過反複研討，提出紅底白花和紅花白底並帶有五顆紅星為花蕊的動態紫荊花的方案。大家認為動態的紫荊花象征著香港回歸祖國以後生氣勃勃，更加繁榮美好。根據這一考慮遂決定委托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常沙娜負責組織人員，按此方案畫成具體圖樣。將其再拿給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全體委員投票決定，絕大多數委員最終選中了紅底白花的紫荊花圖案。
一個看起來簡單的區旗、區徽設計，前後經曆了兩年時間，其間無數人付出了心血，堪稱是集體的智慧凝聚而成。
——摘自《青史流芳話港歸》
第三節 霍英東：飲水思源——寫在香港回歸之際
霍英東（1923~2006），祖籍廣東番禹，生於香港。在香港回歸祖國的曆程中，先後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香港事務顧問、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1997年7月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的大紫荊勳章。
生活在香港的人對飲用水的重要性的體會是最深刻不過了。人們至今記憶猶新，大旱的1964年，等候供水的人排成長龍，通宵達旦，是內地的浩浩東江為我們送來了“生命之水”，解決了香港用水的困難。
今天，回到祖國懷抱的香港持續繁榮穩定，開始了一個新的紀元，奔向更美好的明天。我在香港生活了70多年，能夠親身經曆這一天，百感交集，思緒萬千，在舉國歡慶香港回歸這一振奮人心的曆史時刻，我要說的第一句話是：“飲水思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