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夏天，小妹的身體開始發育，乳房稍稍地鼓脹起來，乳房裏麵還有兩顆小小的腫塊，手摸上去滑溜溜地會動。小妹把我喊到她家裏，關上門，撩起衣服，一定要我摸，還問我是不是也有同樣的情況。我記得小妹當時臉上的神情：有一絲神秘，有一絲興奮，還有一絲緊張，眼睛裏亮得像點著燈，說話的語氣也急促，黃巴巴的小臉上飄浮著難得出現的紅暈。
總之一句話，小妹這個人，身體的發育比較滯後，心理的成熟程度卻是遠遠超過了我。與小妹相比，我根本就是個不愁心思的傻孩子。
方明亮，前麵我也說過，是我們當中看書最多、學問最大的人。看書最多的原因，是他有個當縣中圖書館主任的爸爸。他爸他媽是雙職工，從小學一年級的時候起，方明亮放學總是不回家，坐在縣中圖書館裏等著他爸一塊兒下班。這樣，方明亮先是看小人書，再是看圖識字的書，然後童話書、故事書、曆史演義、名人掌故、遊記、中外小說一路看過去，眼睛裏看進了數不清的好東西。因為看書，他的眼睛就壞了，小小年紀戴上了瓶底厚的眼鏡。還是因為看書，人看得有點傻，說話結結巴巴，反應也遲鈍，跟他說句話，他會瞪眼看著你，半天才“嗯”“啊”幾聲，一點不爽脆，挺沒勁。
文革開始的那一年，紅衛兵組織起來造反，橫掃一切“封、資、修”的東西。我們那個縣中很早就是重點中學，藏書很豐富，那些古今中外的圖書自然都是紅衛兵們要橫掃的對象。據說是準備把書統統搬運到操場上，澆上汽油，一把火燒了。
方明亮事先得到消息，跑來告訴了我們。我們都是老師的孩子，從小在書堆裏長大，對書都有感情。我提議說，不如我們夜裏潛進圖書室，把我們喜歡的書偷一些出來。方明亮先是嚇得臉色發白，後來考慮再三，還是同意了。我們叫上了小妹，叫上了小兔子，由小妹建議，又叫上了狗兒。小妹說狗兒機靈，會爬窗戶，跑得又快，偷書帶上她最好。
那個晚上我們的心情很激動，還莫名其妙地帶著一些悲壯，好像革命誌士們準備好英勇就義的那種感覺。我們互相商量好，如果被紅衛兵發現，打死也不屈服，打死也不能交代出同謀者。誰招供，誰就是叛徒，是世上最最可恥的人。
結果卻是一切順利，因為根本就沒有人看管圖書室。小兔子托著狗兒的屁股，把她送進高高的窗戶裏，其餘人都在窗戶下等著接書。四周漆黑一片，我們的身體在黑暗中緊張得發抖。狗兒胡亂摸出一摞一摞的書，從窗戶裏遞出來，我們拚命踮起腳接。有一本磚頭樣的書掉下來砸了小妹的腳，小妹疼得哭了，哭又不敢哭出聲，就用拳頭使勁堵著嘴。
第二天才發現，偷回來的書雜七雜八什麼都有。大部分是中外小說，還有曆史書、地理書、法律書、醫學書、《中華活頁文選》，甚至還有一本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大家都搶著要小說，那些看不懂的雜書，就由我統統囊括回家。那幾年裏，我沒事的時候就從書架上抽一本，生吞活剝地看個大概。正是這些書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使我懂得了知識是無止境的，懂得了人活著就要不斷地奮鬥求上進。我至今還記得《中華活頁文選》中的一些短文，記得《共產黨宣言》的開頭一句話：一個幽靈在歐洲的上空遊蕩……
偷出來的小說書不久就被我們輾轉傳閱翻得稀爛。我記得我看《野火春風鬥古城》看入了迷，負責看管的一鍋稀飯溢出來，流得遍地都是米湯。我看《迎春花》的時候被我媽發現，那陣子報紙上正在批判這本書，我媽一見書拿在我手上，嚇得奪過去要扔進灶膛裏，又被我拚死搶救回來。我尖聲大叫著哀求我媽說，這是別人的書，要是燒了，我就要拿家裏的一套《李自成》去賠。我媽當然舍不得拿出《李自成》，隻好罷休。
還有一些外國小說，《靜靜的頓河》、《九三年》什麼的，我們看得很吃力，不喜歡，就拿出去跟院子外麵的孩子換書看。有時候，以一本書做本，做生意一樣，能換回來十多本書看，開心極了。
我們當中唯一對書不感興趣的是狗兒。她為我們偷了全部的書，但是她自己不看書。我認為看書當然是好，不看書也不算糟糕，畢竟每個人有自己在生活中的定位，所有的人一生要走的道路都不一樣。
小兔子是另一個類型的男孩。他的大名叫趙華嵐。我覺得他那個當校長的爸爸一點都沒有創意，給小兔子起這麼個毫無特點的名字，既不好讀，又不好記。所以，除了在學校裏，我們都不肯叫他的大名。小兔子比我大兩歲，我上五年級的時候，他已經是初中生了。他個頭高高的，身體發育得也壯實，皮膚很白，一雙大眼睛像女孩子那樣秀氣，總是笑眯眯地看人。他的性格開朗，脾氣也溫和，從來沒有因為年齡的差距和校長爸爸的身份看不起我們，相反，他對女孩子有一種天生的友愛，天生就是一個憐香惜玉的好男人。
小時候我特別喜歡跟他在一起玩，喜歡走在他身邊，看他白淨溫和的麵孔，聞他身上幹淨清爽的氣味，聽他輕聲輕氣說話的聲音。我們每天早晨一同從家裏出發上學時，情況是這樣的：我會主動伸手鉤住他的胳膊，一路親親熱熱跟他說話，不斷地小跑幾步，以便跟上他的步伐。我弟弟小山拎著他的書包，緊追慢趕地跟在我們身後，完完全全地被我冷落著，活像個忍氣吞聲的小書童。我媽要是偶然看見這滑稽的一幕，便不高興，為她的兒子不平，還委婉地提醒我：小兔子是男孩，女孩子跟男孩子不能勾肩搭背一道走路。我不明白為什麼不能，我媽又不好往太明白的份兒上說，所以很多時候我還是會當小兔子的“跟屁蟲”。
現在想起來，小兔子對我和對其他女孩子是一樣的，並沒有特別的親和疏。所有的女孩子都喜歡他，所以他沒有必要格外喜歡其中的一個。
有一段時間，文藝演出很盛行，老老少少、城市鄉村，都講究用表演的形式做革命的宣傳。我們大院的孩子也被組織起來，拚湊成一個“革命宣傳隊”。我和小兔子聯合排演了一個節目，叫“老兩口學毛選”。我記得開頭是這麼唱的：“收了工，吃罷了飯，我們老兩口，學呀麼學毛選。”然後是一學什麼，二學什麼，學了之後有什麼心得……連說帶唱，很程式化也很熱鬧。
我們在院子裏排練的時候，狗兒溜進來看。她背著手，靠在牆根上，臉上冷冷的，跟她說話，她也是愛理不理。起先我很奇怪，以為她是怨恨我們排練節目不帶上她。可是這事情不能由我決定，這是大人的安排，我算個什麼呀？然後有一次，她看我們排練完了之後，語調怪怪地說了一句：“你跟小兔子演老兩口，你不配。”我還是發傻，聽不明白。小妹卻懂了，她把我叫到一邊，神秘兮兮地告訴我：“狗兒她是嫉妒你。”
看看，女孩子們小小年紀，心眼兒就有這麼多！
4.年前年後
一般來說，寒假總是在臘月二十左右開始。那正是三九天氣，一年中最冷的時候。門後的河流已經凍得結結實實，站在高高的拱橋上極目遠望，長長的沒有盡頭的一條，像電影裏看到的銀光閃閃的飛機跑道。下河洗菜淘米要帶著鐵榔頭，敲開冰層的時候用得著。水碼頭也極滑，尤其下雪之後。年年都有幾個為下河洗東西摔折了腰的。我的辦法是在膠靴上綁稻草，然後手裏拿根棍子撐著。我媽有時候會在碼頭石塊上撒煤灰。這個辦法我不喜歡，因為煤灰太髒，破壞了大雪之後那一片晶瑩的美，煞風景。
過年對大人孩子來說都是一件大事。小孩子隻有過年才能穿新衣，手裏有那麼兩角三角“壓歲錢”，口袋裏有點花生糖塊之類的零食。大人也隻有過年才能睡幾個懶覺，之後放開肚皮吃幾頓好飯菜。至於更偏遠地方的鄉村人家，過年的事情就看得更重了，辛辛苦苦一年忙到頭，不就為了過年能過上幾天好日子嗎？想到過年，生活才有了希望，日子才有了盼頭。如果沒有這一線光亮在那裏吊著，灰蒙蒙的三百六十五天不如不過。
所以，進了臘月二十，主婦們的眼睛就開始發亮，腰杆兒挺得更直，腳步子邁得更歡。掃塵、做饅頭、蒸年糕、炒花生、準備孩子的新衣新鞋……一樣一樣忙得陀螺樣地轉。
在我們家裏，每年有兩樣大事肯定是屬於我的：掃塵和鏟地。掃塵就是要用掃帚把屋頂房梁牆壁角角落落的浮灰蛛網都掃掉。我們住的房子因為從前是祠堂，房梁比別人家都高，掃塵的時候，需要拿新掃帚綁上一兩丈長的竹竿才夠得著。活兒雖累，但是好玩，每回我頭上裹了圍巾，雙手旗幟樣地舉著竹竿，從房間這頭掃到那頭的時候，小山小水總是仰了腦袋眼巴巴地看著，盼望從我的手中得到恩賜：把竹竿交給他們過一回癮。這時候他們對我的態度最恭敬，姐姐長姐姐短叫得格外甜。
相比起來，鏟地不好玩，因為太機械。也不知道房間裏的青磚上怎麼會積存了那麼厚一層泥垢，硬硬地粘在磚麵上，鏟都鏟不動，要用小鐵鍬的尖角去撬，半天才能啃下一小片地。鏟下的泥垢是我爸的寶貝，他要求我們全部運到菜地裏，說這是上好的踏腳肥，力道最經久。
這個時候，小山小水就要偷懶了，這個說尿憋急了要上廁所，那個說手磨破了要包紮，一去就成了肉包子打狗不回頭。我去找我媽告狀，我媽多多少少偏袒著他們兩個。一氣之下我就找來小妹和方明亮，我們成立臨時互助隊，先齊心合力鏟我們家的地，完了再去小妹家，最後去方明亮家。集體勞動比較有趣，因為可以講故事，說閑話，一點不覺時間長。小山小水一看我們幾個這麼熱鬧，厚著臉皮又想插進來。對不起，沒這麼容易了，我會拉長了聲音說：“謝絕參觀。”這時候你就看他們兩個人的沮喪樣吧，就差沒把後悔藥吃得吐出來。
大年三十下午，活兒差不多都忙完了，隻剩下晚上的一頓年夜飯要操持了。我爸我媽必須集中精力做出一年中最豐盛的這頓飯，我媽就很大方地發給我們一人五分錢，說是隨便我們怎麼花，六點鍾之前進家門吃飯就行。
小山小水經過緊張的討論，決定買炮子兒放。五分錢能買很大的一張炮紙，上麵密密麻麻嵌著火藥粒，像紅色的盲文書。撕下其中一粒火藥，裝進自己動手擰成的“鋼絲槍”裏，往牆上或者地上用勁一磕，火藥會砰的一聲響，像真的打槍一樣，很刺激。在年前年後的那段時間，走在大街小巷裏，隨時都會聽到砰砰的炸響。年節的熱鬧就是從這些響聲中來的。
我不想跟他們玩這種小兒科的東西，我決定上街，把五分錢全都用來租小人書看。
年三十下午的街上照例很蕭條，店鋪差不多都已經關了門，紅豔豔的春聯還沒有貼出來，花燈也沒有掛出來，大人們都在鍋邊忙燒煮，滿街飄著魚香肉香臘味香。那樣濃鬱的香氣，仿佛要把人身上的每一個毛孔都浸泡成透明的魚鰾，叫人舒服得走路都發飄。
租小人書的攤子在城中心十字路口。攤主是個老頭兒，一嘴花白的山羊胡，戴一副獨腿的鋼絲眼鏡，缺損的那條眼鏡腿，用一根細麻繩代替，麻繩穿過耳朵，一直繞到腦袋後麵，然後跟那條完好的眼鏡腿連接在一起。我想他每天早晨戴眼鏡的時候一定挺費事。他擺開的書架一共有三個，都是斜著支撐開，小人書就一排一排插在木格子裏，花花綠綠的封麵顯得很整齊也很漂亮。老頭兒很愛惜他的書，顧客們坐在小板凳上專心翻書時，他總是趴在一邊用剪刀糨糊修補那些破損的書頁，一直要補到表麵看不出痕跡才算數。
顧客不全是孩子，一半以上都是成年人。我長到二十歲的時候還在街上租過小人書看。那時候小人書的出版業好像比普通文字書更發達，許多中外小說、曆史故事、童話、電影都畫成了小人書，識字不識字的都能夠看得懂。文革之初大量書籍被銷毀，唯獨小人書被紅衛兵們遺忘了，成了夾縫裏僥幸留存下來的搶手貨。
我走到書攤上，很爽氣地把五分錢遞到了老頭兒手上。他一下子抬了頭，不無驚奇地看著我：“今天要看五分錢的書？”
五分錢的確是個大數目。薄一點的書，一分錢看兩本，厚點的是兩分錢看三本。我一般都是看一分錢的。我會把這一分錢利用得非常充分：先站在書架前假裝挑書，趁機把全部新書飛快地翻一遍。而後我選中一本，坐下來，一頁一頁慢慢地享受，先看一遍圖畫，再看一遍文字，然後圖畫和文字對照著還要看一遍。看到一半過去時，我會適時站起身，告訴老頭兒說：“這本書不好看，我換一本。”這樣，花一分錢，我可以瀏覽幾十本，精讀四本，夠合算的吧？
當然，老頭兒肯定早已經識破了我的小花招，他隻是不說穿罷了。書印出來不就是要給人看的嘛，看一遍又不會少一頁。我這麼勤奮地看他的書，用今天的話來說，等於是他的活廣告啊。
看在五分錢的麵子上，老頭兒今天真是巴結我，他招手把我喊過去，鬼鬼祟祟咬著我的耳朵說話，山羊胡子一撅一撅，弄得我脖子癢癢：“丫頭，你算是來巧了，我剛到手一套《紅樓夢》，要不要看？”
我的心一下子怦怦地跳起來。《紅樓夢》我從來沒看過，報紙上常常提到它，說它是大毒草，寫的全都是男男女女談戀愛的事，年輕人看了就會跌進溫柔鄉裏爬不出來了。我覺得這樣的理由對我來說不適用，因為我對戀愛絲毫沒興趣，可我很好奇，想看看最大的毒草到底毒成什麼樣。
我結結巴巴回答說：“好好好吧。”
“看一套，五分錢。”他趁機抬價。
我一咬牙，點了頭。過年了嘛，偶爾揮霍一下也是應該的嘛。
書一拿到手，我馬上成了聾子啞巴，世界對我來說不再存在。我手裏拿著一本，屁股下麵坐著另外的幾本，覺得自己好幸福，幾乎就是全中國最有錢的富翁。我還是像從前那樣，先看一遍圖畫，再看對話和文字，最後圖文比照著享受最後的美餐。書中人物眾多，弄得我眼花繚亂，除了賈寶玉和林黛玉，到最後我都沒搞清楚誰是誰的主子，誰又是誰的丫頭。我隻覺得畫中的人兒個個漂亮，他們衣帶如水，行走如風，整天吟詩賞花，穿衣打扮，過著我做夢都想不出來的生活。世界上真有一個美麗的大觀園嗎？大觀園裏真有那樣一群天仙般的公子和小姐嗎？
我的鼻子裏聞不到滿街的魚香肉香臘味香了，倒覺得腳前腳後遍地開放著牡丹月季秋菊和臘梅，它們的芳香徐徐飄來，像要把我的整個身體托入雲中。我依稀知道身邊的顧客換了好幾撥，走的走了，來的又來了。書攤老頭兒穿棉袍的影子在我麵前晃過去好幾次，還彎腰對我說了什麼話，我一句也沒有聽見。
最後，我的胳膊被一雙手抓住了，那雙手還搡來搡去，搡得我沒法看清楚字跡。我迷迷糊糊地抬起頭，這才發現搡我的是小水。
“姐！姐姐！都快六點鍾了，你怎麼還不回家？”他嘟了嘴，臉凍得紅紅的，都要哭出來的樣子。
我驟然一驚，猛地清醒過來，眨巴著眼睛往四麵看，才發現天黑得濃重，街燈都已經亮了，我是在街燈的光亮下看畫書的。
書攤老頭兒一邊收拾著他的書架子，一邊數落我：“一拿起書就傻了，喊你幾遍都聽不見！今天是什麼日子啊？年三十啊！你不要回家，我還急著回去吃團圓飯呢。”
我慌忙站起來，把所有的書往他懷中一揣，拉上小水，飛一樣地往家裏趕。
桌上擺了一桌子菜，五顏六色花朵一樣開放著。最中間是一盤頭尾齊全的紅燒魚，我知道這條魚隻能夠看，不能夠吃，吃了就不叫“年年有餘”。旁邊是一缽清燉獅子頭，再一缽生燒羊肉。再就是四盤熱炒：炒肚絲，炒腰花，炒豬肝，炒素十錦。最邊上一圈冷盤：醃皮蛋，臘肉，鹵豬舌，麻油拌香菜，慈姑片，蘿卜絲。一盞比平常日子瓦數大很多的燈低低地掛在桌子上空，牆腳的煤球爐子上咕嘟嘟地燉著一鍋肚肺湯。爸爸媽媽和小山都在桌邊直挺挺地坐著，等著我回家團圓。
我知道自己闖了禍，不敢入座，進門後老老實實站在窗邊，等著挨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