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認，李鴻章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才華橫溢，見識高遠。但聰明人未必就能把事辦漂亮，因為聰明人愛自恃聰明而無視一切，為了折磨他，他剛投身到曾國藩幕府中時，曾國藩並沒有立即應允，而是百般刁難。曾國藩曾對手下人說，這是要磨去其身上的書卷氣，使他知道世事艱難，學會收斂。後來李鴻章留下充當幕僚，出了不少主意，許多奏稿也是他起草的。曾國藩對李鴻章的才華很賞識，但覺得他棱角太分明，聰明外露，應當改正。為了幫助李鴻章改掉，曾國藩一直將他留在身邊，加以教導。直到他認為已經可以了，才派他出去練兵，獨當一麵。即使如此，他仍不時寫信教導。
1862年8月，李鴻章辦理洋務，曾國藩對他說：和洋人打交道，“宜帶渾含氣象。渠之欺侮詭譎，蔑視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幾分癡氣者，亦善處之道也。”當時敵強我弱，與洋人打交道，是件需要忍辱負重的差事。洋人言語有欺侮之處，若太在意，必將引起爭執，結果可能更不利。曾國藩所說的“癡氣”，即佯為糊塗之意，但並非真糊塗。“若知之”，則使洋人不要以為我傻，“若不知之”，示意不與之計較，讓雙方都有台階下。李鴻章後來辦外交，也多用此道。不過如果不分情況一味如此，也有很大的消極作用。
在曾國藩的精心調教下，李鴻章逐漸由棱角分明的書生變成官場老手，深諳“糊塗”之妙，其水平甚至已經超過曾國藩，真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同治六年（1867年），李鴻章接曾國藩之任指揮鎮壓撚軍。他打了幾次大敗仗，好幾員猛將喪生，一時議論紛紛。後來他遵循老師所定的“河防大計”，無論別人怎麼說，他都置之不理，最終將撚軍鎮壓下去。曾國藩寫信給他，極力稱許，信中說：“自去秋以來，波瀾疊起，疑謗不搖，寵辱不驚，卒能艱難百折，了此一段奇功，固自可喜，德量尤為可敬。從此益宏偉度，渾涵圭角，有忍有容，退藏於密。古人所稱勳績蓋世而人不忌，庶近之矣。”
後來許多人都說李鴻章為官圓滑，卻不知他是從曾國藩那裏學來的。
關於人際交往的一套理念
不該拿的錢說什麼也不能拿。
李鴻章剛到上海出任江蘇巡撫的時候，巡撫是一個省的最高行政長官，按照當時的官場規矩來說，地方士紳以及下級官吏都要前來拜賀的。當時李鴻章正是虛齡40歲，一些地方官紳紛紛到他的府上祝壽，簡直是踏破了門檻。上海是富裕之地，帶來的壽禮自然是相當可觀的了。
但是李鴻章到上海是想要幹一番事業的，上海是個魚龍混雜的地方，要想在這裏站住腳，首先要做到潔身自好，要是輕易就被拉下水，那將來還有什麼作為？他還記得臨行時老師曾國藩對他的吩咐：要小心從事。於是他想了一個辦法：寫了兩個通知，一張貼在衙門前麵的照壁上，一張貼在淮軍的大營轅門外麵。通知上寫道：“本撫台今年不做壽，不收禮，不請客，不擺酒，但歡迎本地士紳人才及外國朋友前來交流時務。”對於先前已經收到的賀禮，李鴻章派手下一一原封不動地退回原主。這樣一來，送禮攀附的風氣總算被刹住了。
後來李鴻章被派往俄國簽訂密約，當時的歐洲人就謠傳李鴻章收了俄國的賄賂，中國人裏也有不少人持這種觀點。但據俄國財政大臣維特的回憶，俄國為了爭取李鴻章簽訂《中俄密約》，曾在西伯利亞大鐵路的紅利中劃出300萬盧布作為“李鴻章基金”，不過維特在他的回憶錄中鄭重地聲明：“李鴻章當時在彼得堡沒有得到任何賄賂。”
有一次李鴻章的女婿張佩綸也問起了這件事情：“聽說俄國為您設立了基金，現在我們急需用錢，為什麼不把這錢取出來用用？”李鴻章回答說：“要是動用了這錢，那我不是真的成了漢奸了？”
民國時期北洋政府交通、財政高級官員梁士治曾經說起過這麼一件事情：
梁士治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來到北洋幕府的時候，每月由北洋編書局給一筆車馬費，這筆錢是由淮軍錢糧所送來的。他覺得很奇怪，淮軍早已不存在了，怎麼還有錢糧所的名目呢？後來兵部左侍郎李鴻章的老友王文韶把實情告訴了他：“甲午海戰之後，李文忠公赴日本議和，北洋大臣一職由我接替，在交接時，確有淮軍錢糧所存銀800萬兩，這是文忠公帶兵數十年由各項雜費中存下來的。如果我王某人帶兵存這些錢，能不能交出，我還得考慮考慮，然而文忠公卻淡然置之。後來這錢一直作為公款，我離任後交榮祿，榮祿又交袁世凱，經過庚子之亂，此款仍能保存。現在袁世凱小站練兵花的就是這個錢，這都是托李文忠公的福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