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的文化改造主要是由於大眾消費的興起，或者由於中低層階級從前視為奢侈品的東西在社會上的擴散。在這一過程中，過去的奢侈品現在不斷地升級為必需品，到頭來人們竟難以相信普通人曾經無緣受用某一種普通物品。舉例來說，由於玻璃生產中難以解決溫度、均勻性和透明性等問題，大塊窗玻璃曾是罕見而昂貴的奢侈品。但在1902年法國人福考爾引入擠壓成形的機械製法之後，它們就成為城市商店門麵和鄉村住宅的普通裝飾物，從而構成了一係列新陳設和新景觀。
大眾消費始於本世紀20年代。它的出現歸功於技術革命，特別是由於大規模使用家用電器(如洗衣機、電冰箱、吸塵器等等)，它還得助於三項社會發明：一、采用裝配線流水作業進行大批量生產，這使得汽車的廉價出售成為可能；二、市場的發展，促進了鑒別購買集團和刺激消費欲望的科學化手段；三、比以上發明更為有效的分期付款購物法的傳播，徹底打破了新教徒害怕負債的傳統顧慮。伴之而來的交通和通訊革命奠定了國民社會和共同文化的根基。總起來看，大規模消費意味著人們在生活方式這一重要領域接受了社會變革和個人改造的觀念，這給那些在文化和生產部門創新、開路的人以合法的地位。
大眾消費的象征——以及技術徹底改革社會習慣的主要方式——當然是汽車。弗萊德裏克·路易斯·艾倫評論說，我們今天簡直無法想象，當人們完全依賴鐵路和馬車這些運輸工具時，他們的社區是何等分散、何等疏遠!緊靠鐵路的城鎮實際上也可能是遙遠的。如果一個農民住在離縣城五英裏開外的地方，對他來說，帶著家人去城裏過周末就是一件大事。而到十英裏之外去訪友，可能要花一整天時間，因為馬需要休息和喂草料。每個小鎮，每個農莊，都依靠自身條件開展娛樂和交際。人的視野狹小，終年生活在熟人與熟物之中。
汽車一舉掃蕩了閉塞的小鎮社會原有的眾多規則。正如安德魯·辛克萊所說，19世紀道德觀之所以成為令人壓抑的威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不能逃離那個地方，因而也無法回避過失的結果。到了本世紀20年代中期，社會學家林德夫婦在小鎮米德爾頓看到，那兒的男女青年覺得驅車20英裏到路邊客店去跳舞根本不算回事，反倒能躲開鄰居們窺探的目光。密封的小轎車作為中產階級的私室，成了愛冒險的年輕人放縱情欲、打破舊禁的地方。
變革的第二件大事是電影闖入了封閉的小鎮社會。電影有多方麵的功能——它是窺探世界的窗口。又是一組白日夢、幻想、打算、逃避現實和無所不能的示範——具有巨大的感情力量。電影作為世界的窗口，首先起到了改造文化的作用。林德夫婦十年後重訪米德爾頓時看到：“米德爾頓的居民世代相傳，認為性是一件可怕的事，人們有關性的行為……總是被盡可能地排斥在視覺和注意力之外。”電影裏卻是例外，年輕人因而都喜歡聚集在銀幕之前。
青少年不僅喜歡電影，還把電影當成了一種學校。他們模仿電影明星，講電影上的笑話，擺演員的姿勢，學習兩性之間的微妙舉止，因而養成了虛飾的老練。在他們設法表現這種老練，並以外露的確信行為來掩飾自己內心的困惑和猶疑時，他們遵循的“與其說是……他們謹小慎微的父母的生活方式，不如說是……自己周圍的另一種世界的生活”。電影美化了年輕人崇拜的事物(姑娘們喜歡留短發，穿短裙)，並勸告中年男女要“及時行樂”。非法酒店的合法化，以及人們在狂歡聚會上放縱自己的習慣，都為所謂“自由”觀念提供了例證。路易斯·雅各布斯寫道：“人們一麵嘲笑道德觀，嘲笑電影上男女主角老式的‘善心’，一麵開始注重物質上的享受。”
汽車、電影和無線電本是技術上的發明。而廣告術、一次性丟棄商品和信用賒買才是社會學上的創新。戴維·M·波特評論說，不懂廣告術就別指望理解現代通俗作家，這就好比不懂騎士崇拜就無法理解中世紀吟遊詩人，或者像不懂基督教就無法理解16世紀的宗教複興一樣。
廣告術頗不尋常的地方是它的普遍滲透性。如果沒有燈光標牌，什麼才能作為大城市的標誌呢?人們乘飛機掠過市區時，可以看到在夜幕的背景上，一叢叢五彩繽紛的燈光廣告在閃爍不停，宛如晶瑩的寶石。在大都市的中心地區——泰晤士廣場、皮卡迪利大街、香榭麗舍大街、銀座等等——人們攢聚到閃耀著的霓虹燈廣告下，彙入熙來攘往的人流之中，分享都市的活力。如果要考慮廣告術的社會影響，那麼它最直接、常為人所忽視的作用正是改造城市中心的麵貌。整修城市市容時，譬如說更換舊教堂、市政廳或宮廷塔樓，廣告就在我們的文明的門麵上打上“烙印”。它是貨物的標記，新生活方式展示新價值觀的預告；正如流行的做法那樣，廣告術突出了商品的迷人魅力。小汽車被說成是“美滿生活”的象征，它的誘惑力無處不在。可以說，消費經濟借助於表麵事物而得以存在。人們所展示、所炫耀的，都是成就的標誌。19世紀末葉，成就意味著社會地位的遷升。現在不複如此，它意味著采取特殊的生活方式——如參加鄉村俱樂部，擺擺藝術派頭，養成旅遊習慣，或沉迷於自己的愛好等等——這些都標誌著人們是消費社團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