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幸福的生活，不同的時代及不同的人們持有許多不同的概念。在某限界中，這不同處依從於論證；這是當人們在達成目的之諸種方法上的不同。有人認為監獄就是阻止犯罪的好方法；其他人認為教育比較好些。這種不同隻能憑著充足的證據來決定。但有些相異就不能如此試驗；托爾斯泰譴責一切戰爭，別的一些人認為一個兵士為著正義而從事戰爭是極其高尚的。此處可能包括著目的上的真正不同，稱讚兵士的人通常認為懲罰這事本身是好的；托爾斯泰並不這樣想。在這種事上沒有論證是可能的，因此，我不能證明我對良善生活的見解是正確的；我隻能陳述我自己的見解，而期望盡量得到同意。我的見解是：
“良善生活是由愛貫注且由知識導引的生活”。
知識與愛皆可無限擴展，因此無論生活多麼好，總是能想象得到更美好的生活。有知識而無愛，有愛而無知識，皆不能產生踴種良善的生活。在中世紀裏，當在一個地方出現疾疫時，聖人就勸告人們群集教堂為救援輻祈禱，結果是傳染病以驚人速度在群集的祈求者中蔓延開來。這是愛而無知之一例。上述大戰提供出知而無愛的一項例子。在兩種的情況下其結果是大規模的死亡。
雖然愛與知識兩者都必要，但在一種意義裏愛是更為基本的，理由是它會引導睿智之人去尋求知識，以發現如何有利於他們所愛的人。但若人們並不睿智，他們會以相信人們所告訴他的而自滿，並且會不顧最純正的利益而為害。醫學或許提供出我所指的最好例證。對於一個病人，一位能幹的醫生比最熱忱的朋友更有用，而醫學知識之進展在增進群體健康上比誤導的博愛主義更有用。雖然如此，但一項仁慈的因子，即使是富人要憑科學的發現而獲益的話，亦是有用的。
“愛”這字概括著不同的情緒，當我想將它們都包容在這字的意義中時，我曾任意使用它。“愛”作為一項情緒——這是我所論及者，因為“在原則上”愛的意義在我看來並不清晰——是在兩個極點之間移動著：一端是構思的純粹快樂；另一端是純粹的慈悲。於涉及無生機對象之處才有快樂發生；我們不能在一種風景或一支奏鳴曲上感到仁慈。這類消遣大概是藝術之源泉。它在年少的孩童中比成人更強，成人易於以一種功利論的觀點去看待事物。它在我們對人的情感上擔任重大的角色，如將它們想成美學的構思之對象時，有些人具有魅力，有些人相反。
愛之另一端是純粹慈悲。人們曾犧牲自己的生命去幫助麻風病患者；竟至他們所感到的愛不能有任何美學消遣之因子在內。雙親之愛一向隨伴著對孩子的外觀之喜歡而生，但當這因子完全不具備時，這愛仍然強烈。將一位母親對患病孩童的熱心稱之為“慈悲”似乎可笑，因為我們慣於使用這詞去記述一種極不真實的淡薄情緒。但極難找出任何其他詞去記述對別人的福利之欲望。事實上這樣一項欲望在雙親的情感上會達到任何有力的程度。在其他情境裏，它較不濃厚：看來所有利他的情緒是雙親式情感之“心理升華”或泛濫。由於一個較好的世界之需要，我將稱這情緒為“慈悲”。但我想明示出我正讀到的是一種情感而非原則，並且我並不把任何(像通常與這字相聯的)優越性情感包括在內。“同情”這詞部分表達出我所意謂者，但忽略了我所願涵容在內的行動因子。
最完美的愛是一種樂愛與善意兩項因子之不可分的結合。雙親之一對於一個美而成功的孩子之喜愛結合著這兩項因子；最佳形式的性愛亦然。但在性愛中，慈悲隻在於獲得占有；理由是否則妒忌會將它毀滅，同時或許事實上增加了構思上的樂愛。樂愛而無善意則是殘忍的；善意而無樂愛極易趨向冷酷及少量優越感。一個期望被愛的人希望成為包括這兩項因子的愛之對象，除非在極端軟弱的情境裏，例如幼童時代或者患著重病。在這情境裏，所欲求即是慈悲，相反的，在極端強健的情境裏，需要讚美之欲望更強於需要慈悲：這是統治者及名佳麗的心理狀況。我們愈感到需要他人的協助或者愈感到他們之為害時，我們僅期望他的善意，至少看來像是“生物學上的情境邏輯”，但它對生命而言並不十分真確。我們期望熱愛，為的是逃避孤寂之感，為了能夠如此(就如我們所說的能被“了解”)。這是同情的事，不僅是慈悲；以熱愛使我們滿足的人不必僅是願我們好，而必須了解我們的幸福是由什麼構成的。但這屆於良善生活的另一個因子：即知識。
在一個完滿的世界裏，每個有情感的人，對其他任何人來說，那是最完滿的。由樂愛、慈悲及不可分地互相交織的了解所複合成的愛之對象。它並不能推衍出我們在這實際世界裏，該試圖對任何自己遇到的有情感的人持有這種情感。有許多人是我們所不能感到樂愛的，因為他們令人厭惡；若我們強製自己的本性去試圖發現他們之中的美感，我們僅會弄鈍我們對自然地發現為美的事物之情感。不用說，人類之中有著跳蚤，臭蟲及虱子；我們在能思考這些動物之前，我們很難像古代水手那樣抑製自己。有些聖人(這是真的)曾稱他們為“上帝之珠”；但這些聖人所樂愛者乃是誇示他們自己的情感之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