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涉及數學計算的問題上，我們的能力肯定比日本人強。或許，這是因為希臘人教會了我們抽象思維吧。總之，是貝爾納·梅特納茲發明了漸進鏡片，使矯正視力在任何距離中的敏銳度都大大提高，這正是我們的一張重要王牌。
在博弈中，我們從日本人的超薄鏡片裏獲得了靈感，他們則仿效我們的計算方式，同樣得到了啟示。在豪雅與依視路兩家公司的競爭背後，隱現出的是兩個國家、兩大洲之間的差別和競爭。洲與洲通過各自先鋒的彼此碰撞，創出了價值。全球化為它們提供相會的市場，因而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因素。
這場競賽傳遞出一個重要信息——每個人都在適應不同層麵的過程中受益。納達爾同費德勒的打法不同，他們交鋒之所以具有美感，正是因為有差別的存在。他們的球藝已經上升到高級階段，他們的表演美不勝收，讓網球獲得了新的擁護者。
這正是全球範圍內商業界裏發生的事。競爭對手一個個來到，各有自己的經曆和起始市場的特色，他們的交鋒促進了整個業界的發展，使之通過取代來壓倒相關行業。因為，消費者必然會在自己的開支裏以優勝劣汰作出仲裁。
事實表明，由我們依視路公司生產的鏡片精巧、輕盈、透光度強，戴著它幾乎毫無感覺，故在一些客戶群體裏取代了隱形眼鏡。
對勇於投入大潮的人而言，全球化的推動力是無可比擬的。它是當前麵臨全球市場機遇的民營企業的動力來源，而國有企業則始終留在國內。可以想象，二者在領導管理層麵有多麼大的差別。正是民營企業幫助我們從全球化中獲得活力，它們起的作用遠比聲稱保護我們的國家來得大。
各個行業之間也有相互促進的現象。目前，依視路產品為客戶提高了視力敏銳度，而其還可以大大增強，這是對電信業的幫助，使用戶閱讀手機小顯示屏的信息越來越輕鬆。反過來，電信業也能幫助我們進入發展中國家市場。常外出旅行的人會發現，每家出售電話的商店旁邊，必定有一個眼鏡經營商。
至此，我向各位介紹的還隻是鏡片生產的可見層麵。競爭與交鋒還涉及許多其他領域，例如生產、信息係統和商業模式的設計。我們企業的各個部門全都麵臨這些方麵的較量。
在依視路集團裏，每個人都要為生產價值鏈的一部分負責。在競爭係統的高層交鋒時，每個人都有責任發揮最大能量。每個依視路企業人都了解並接受這條遊戲規則。競爭使每個人都能成長，它並非隻是最高領導的事。我們願意承受這種推動人的、健康的緊張狀態。因為，我們都相互信任。
競爭是一種艱苦的自律，考驗領軍者的風度。它要求當事者過一種健康生活，盡管有些人會認為那樣過於苛刻。但它確實會讓人成長，賦予工作一種史詩性的維度。一生從事平庸工作的人，永遠都不能全麵顯示出這種才華。
當機遇來臨時，如能在自身與工作間找到平衡，學會適應重要挑戰中固有的壓力，並使之有利於己方，競爭便成了一種樂趣、一種愉悅。凡欲達頂級者，都需要重大的機遇，以展示自己的才華。請諸位相信，一個人如果一生中不斷競爭的話，他就會永葆健康!
你們做的事，都符合道德嗎？
“馮達磊先生，你們做的事都符合道德嗎？”
那是10年前一個秋天的晚上，我應邀參加一個討論會。
一般來說，會議開始的頭幾分鍾便可定調，讓人感覺到場內的溫度。那一天，我立即覺得聽眾相當友好。不過，會議快結束時，有一個看得出很惱火的人向我發難，抨擊我們的贏利計劃，大意是：“這些金融家發了瘋，會把一切全都毀掉的。”對我們堅持贏利這一點我毫不掩飾，它是我們獨立自主的保障。我非常喜歡辯論，不回避矛盾，隻要它們有根有據。
“我完全同意您的說法。不過，是否能告訴我您從事什麼工作嗎？”
“我已經退休。”
“那您是不是願意到您所屬的補充養老金局去，請它把您每月領取的退休金減半，這樣養老金局參與投資的企業（正是它們在發放你們的養老金）可以減輕些贏利的負擔？”
我占了上風。那位男子無言作答，聽眾臉上浮出微笑。
另外一個人站起來，就企業向國外拓展，特別是依視路在這方麵的政策上駁斥我。我問他：
“親愛的朋友，我能看一下你的手表嗎？”那是一塊中國產的表。
“我是不是也能看一下你製服的產地？”它產於印度尼西亞。
全場大笑起來，我稍覺慶幸。
我感到自己已讓人信服了。
又來了第三個人質問，一個有智謀和權威的人。
“馮達磊先生，真動人，我還從來沒有聽到過這樣巧妙地為市場經濟維護的論調。不過，您能不能告訴我們，你們做的事都符合道德嗎？”
糟糕……我無言以對。我不是哲學家，而隻是一個幹實事的人，一些論題超出我的考慮範圍。我感到會場的氣氛在變。
由於我回答不出這個根本性的問題，適才我的辯解前功盡棄。如果你不能說自己所做的事符合道德，那麼根據推理，你做的事就是不道德的了。這是無法避開的邏輯。
我窘迫至極。報告會在平淡無味的問題中結束，魅力被驅散了。時間已晚，我回到家，因這一插曲而沮喪。無論如何，它讓我反思了一下自己的日常活動，這類經曆終歸還是有益的。
“您的問題毫無意義。”
顯然，我重新思考了這個問題，翻閱了我的哲學叢書。安德烈·孔特–斯蓬維爾所著的《資本主義是否道德？》一書使我茅塞頓開。
作者列出四個倫次：技術或技術經濟的；司法秩序或政治的，因為製定法律的是城邦；倫理或道德的；最後，對於信教的人，還有宗教的秩序。
應該學會分清倫次，對每個類別實行適合它的準則。
技術和技術經濟秩序應依事實來判斷，譬如可以說：“資本主義創造財富，但也造成不平等。”法律判斷行為，界定一個行為合法或不合法。道德是個人的事，人們給道德定下比法律要求更嚴格的規則，認為這樣才好。混淆技術經濟與法律，是無稽之談。我本該給第三個提問人如下的回答：“先生，您的問題毫無意義，因為您輕率地把不同的範疇攪和在一起了。”
說市場經濟不道德，其實它既非道德，亦非不道德，它是無所謂道德不道德的。相反，應該由我們每個人自己，在個人所處的位置上，盡力表現得有道德。
當有人問我遇到困難形勢該如何具體應對時，我回答說自己始終遵循著兩條很簡單的、依據《聖經》和康德思想的行為準則：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按照同時可成為普世法則的格言去行事”。
第一條準則盡人皆知，存在於所有的文明中。
第二條準則倒是值得我們來談一談。上過哲學課的人都知道，它指的是柏拉圖提到的古阿斯及其戒指的故事。（在隱形或不隱形的情況下，我會不會以同樣方式行事？如果一枚戒指能讓我獲得隱身本領，我會不會有誘惑王後、殺死國王的欲念？）
今天，這個可見度是媒體給予的。也正是媒體讓讀者、觀眾和聽眾來判斷人們的言行，使他們有可能判斷某一格言有或是沒有普世價值。
換言之，要知道你做的事是否道德，隻要給自己提如下一個問題：“如果這件事明天要被公之於世，我還做不做？”
按我之見，康德準則也適用於媒體。“我剛寫了一篇文章，我能否確信，如果公眾知道我是在什麼情況下獲得的材料來源，我還會采用同樣的寫法嗎？”
在透明度問題上，這一準則賦予媒體巨大的責任。麵臨著趕速度、覓獨家新聞、保證確鑿性，同時又要考慮收益和追求真實的壓力，他們每天都要考慮，作出什麼樣的抉擇。
要建成一個充滿信任的社會，是多麼需要媒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