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千萬不能那樣！”
資本在冒險
法國雇主協會有個傳統，就是協會主席要經常會晤一些哲學家、宗教界權威、藝術家和知識分子，這已成為一種習俗。
埃內斯特–安托萬·塞耶爾任該協會主席期間，每逢邀請巴黎主教團來協會會麵時，總是邀請我參加。這類會見一般采取交際晚宴的形式，沒有任何議事日程，討論總是在熱烈愉快的氣氛中進行的。大家喝著開胃酒，一起探討時事，話匣子一打開，就海闊天空，而我們企業家在此過程中會受到很多啟發。
無論天主教會成員中一些傾向於左派的人怎麼說，教會因為將每一個人的神聖層麵置於其學說的核心，對於推進思維，促進市場經濟的出現，是作出了貢獻的。
歐洲這塊基督教的樂土，成為市場經濟的發源地絕非偶然，因為那裏有個人發揮創意的酵素。
譬如，儒家對人的看法就不同，它極為重視順從、傳統和由皇帝為化身的國家。事實是，在受儒教影響的國家裏，市場經濟起步甚晚。
我很讚同且重視跟法國主教們的接觸，每次參加會見總感到十分欣慰。
一天晚上，討論停滯不前。我們並非第一次見麵，埃內斯特–安托萬也在場，他心情非常好，可這毫不起作用，主教們顯得心事重重。
法國雇主協會舉辦的晚宴毫無炫耀之處，但令主教們尷尬的不會是這個原因。我甚至猜想，是否主教們遇到了什麼嚴重問題難以啟齒。一刻鍾之後，我向他們詢問當天涉及的論題，一位主教解釋說：“馮達磊先生，我們一整天都在談論貧困問題。為什麼法國有如此多的貧窮者？這一現象目前蔓延得很厲害，你在自己周圍應該看得很清楚。”
我頓時明白了，開口道：“這確實是個問題，觸及到我們每個人。作為企業家，我們自然對它十分關注。”
弄清會麵起始時的尷尬局麵，我從心底裏感到高興，可又不知道從哪個角度來闡述我們的觀點。突然，我有了靈感。我素諳埃內斯特–安托萬的幽默感，於是對他說：“埃內斯特–安托萬，把你的生意賣掉，全都捐給教會吧！到最後審判日那天，你將會有更好的處境。”
埃內斯特–安托萬接過話頭兒，回答我：“妙主意，格薩維埃！正巧，我已經幹夠了，正想能跟家人共享天倫呢。不過，會有一個問題。如果我那樣做，4萬人就得丟掉飯碗！”
應邀前來的一位主教即刻反應道：“孩子，千萬不能那樣做！”
最令我震動的是，那位主教叫他“孩子”，而且回答得那樣幹脆。
大家又討論起來了！
對我們企業家而言，那位主教的反應頗有深意。我們敏銳地感覺出，這實質上是一個巨大的鼓舞。主教嘉賓是在告訴我們，財富創造就業，不可舍棄。財富是全社會的價值。若是說財富有好有壞，那麼發展其企業，從而創造就業崗位的企業家的財富，應該是好的。
當人們認真考慮經濟，弄懂經濟的第一行為是銷售，即兩個自由人之間的交易，那麼人們對市場的看法就會完全改變。為交易提供條件的企業，其存在目的是提供服務，它因而可以說是一個服務員。
人們已將利潤極度妖魔化，以至於無法客觀地來談論它。然而，不懂得利潤的深刻本質，分辨不清良性利潤與惡性利潤，人們就不可能和諧地一起生活，就會錯失向世界開放的良機。
利潤可以被說成是企業為客戶服務的結果，其實，它是客戶給提供服務者的酬勞。
再進一步來說，一個企業的市值，亦即未來利潤轉化為現值、利潤的股市價值，即為收購這家企業需要支付的金額，是對財產的估價，這可以是一家或幾家公司的產業。它是一種衡量某企業向全球客戶所提供服務的尺度。
比爾·蓋茨之所以能成為全球最富有的人，並非因為他最善於利用程序編製人員，而是由於他創立及開發了微軟視窗係統，並將其推廣到世界各地，從而為人類做了一件大好事。
人們每天在使用的很多電腦程序都得歸功於他；因為他，人們才得以用電子郵件互通信息。這是一場跟當年發明印刷術一樣重大的技術革命。他積累財富後又創立基金會，肯定是件大好事。而他創建並在全球拓展自己的企業，無疑也是項巨大的善舉。
對絕大多數上市企業，人們也應該給出同樣的評價。市值是衡量其所提供服務的一種形式。
因此，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資本。資本帶來了就業。那位主教故而發出驚歎：“孩子，千萬不能那樣做！”
隨著歲月流逝，各類行業需要的資本量都越來越大，因為有機器、庫存和運轉資金要支付。這是進展規模和科技發展的自然效應，也是促使成本和價格下降，從而把產品送到盡可能多的顧客手裏的主要手段。沒有資本，一個企業無法運轉，更談不上增長了。
我們的同胞沒有充分意識和領會“資本是就業不可或缺的”這一點。對“資本”一詞的詮釋，人們過於憑感性，而沒有給予它足夠的思考。
誰會想到，譬如在依視路公司，每個工作崗位得投下將近30萬歐元的資本才能維係。我們使用的工作母機極其昂貴，我們的鏡片是各類信息的凝聚體，也就是說，集中著高度的信息能量。鏡片的製造需要巨型電子計算機，而生產過程又有異常複雜的物流支持。每天，我們都必須密切關注成千上萬常常是一片片設計的鏡片，通過幾百家工廠和倉庫製造並存儲。人們完全忘記了企業主為維持一個工作崗位要投入多麼巨大的資本。而在處於超級競爭中的現代經濟裏，任何人從來都不能保證自己的資本肯定能獲得回報。
讓資本冒風險，並非輕而易舉的事。
民眾裏沒有一群肯拿出自己的錢冒風險的人，也就是說，萬一投資不當，就會承受賠本後果的人，一個國家就很難保住其就業率。所有人都承認這一點，但反複提醒仍有必要。敢冒風險，一定程度上就使資本有了高尚的價值。何況，這正是《福音書》裏關於才幹之教諭含有的深義，應該重新定名為投資教諭……或更確切地說是企業家教諭呢！
讀讀利奧十三世和約翰–保羅二世等教宗的通諭，人們會見證，他們是嚴格維護市場經濟的，隻要這一經濟能為人類服務。他們承認，競爭的現實能保證經濟為消費者服務。競爭是必要的，可以阻止壟斷，而壟斷會造成生產者對顧客的統治，從而扼殺了自由交易這一概念本身。
福利國家與貧窮問題
貧窮是一個痛苦而又異常敏感的議題，必須非常謹慎、滿懷廉恥之心地來進行探討。特別是對企業家們來說，他們屬於民眾中生存狀況最好的人群。盡管如此，企業主們仍然應該表達己見。
與主教們的一席談話，使人豁然開朗。拿自己的財產，甚至是一大筆財產去冒風險，並不應該對貧窮承擔責任。恰恰相反，是財富給人們提供了就業機會。
在一個繁榮的社會裏，需要提取一定數額的錢——具體由執政當局來估算——是絕對必要的事。這筆錢用於幫助意外事故受害者克服生活困難，這也無須討論。人們可以討論擱多少錢在一邊，但不能否定其原則，全體企業家對此深信不疑。
但政治家們要注意，況且這是他們的責任，即必須留心不要走得太遠，不應該幫助過度，致使一些人不再積極尋找工作，在他們有能力勞動的情況下，卻坐享社會救助。切忌強化反常的救濟機製，那會造成整個社會失衡，落入盡人皆知的“失業陷阱”。倘若國家發放的救濟金與人們每日早起到工廠幹活掙的幾乎一樣多，那還有什麼必要辛勤勞作呢？
在法國，一個時期以來，我們似乎已經超越了限度。其他一些國家在提供資助的同時，是要求受救助人完成公益勞動的。
企業不是貧困之源，那貧困的原因究竟何在呢？
一個生產不足、過量課稅、過度分配的國家是否難辭其咎呢？正是如此！法國的企業納稅過重，負擔的社會保險過多，因而出口困難重重。我們公司在世界各地運營，可以說，我們在法國繳的稅和社會負擔遠高於其他地方。誰在為此付出代價呢？自然是那些企業無力聘用的人倒黴。因為，我們的經濟支出過於高昂。
必須清醒地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即法國是世界上公共部門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56%。在我們的近鄰德國，公共部門的規模大致跟我們相等，但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占的份額約少9%，而且德國人已決定還要大幅度節約……
這就是福利國家的全部問題所在。順便提一句，教會將本應屬於自己的“福利”一詞讓國家竊取，很讓我不滿。這一語彙的應用讓公民們誤認為國家的錢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獨立於稅收之外，而事實上，國庫恰恰是取之於民的。這又是詞語定義被歪曲的一個例子……
仔細閱讀教皇的通諭，讓人看出曆任教皇，尤其是約翰–保羅二世，對於“福利國家”的態度一向是非常慎重的。保羅二世是一位偉人，他在大半生裏受製於一個欲包攬一切的國家，飽受其苦。一個國家若過度救助，隻會造成一種扼殺個人責任感、毀壞社會本身的體係。
如今想來，跟主教們的談話已是幾年前的事了。福利國家是個不堪自身重負而要崩塌的海市蜃樓。然而，人們正在大步向這一時刻邁進。
阿蘭·朱佩
“我捍衛的是整體利益！”
這是七八年前發生的一件事。那天，我被邀請在一次由法國雇主協會舉辦的研討會上做報告。前法國總理（1995~1997）、現任外交部部長阿蘭·朱佩恰是那個研討會的榮譽嘉賓。
我概略地描繪了依視路的曆史，展示我們的企業在國際上欣欣向榮的局麵。聽眾同我一道對這樣一個事實表示驚愕，即企業家在法國不能給人一種慷慨好施者的印象，而社會上的真正價值卻是由企業創造的。
我隨後談了自己的感覺，認為企業家們犯了一個戰略性的錯誤，他們不懂得，過分地講利潤、談成績或者市場份額，是不會被看成是慷慨之人的。在法國，成績與慷慨是兩個對立的詞彙。喏！這又是一個“法國例外”。
於是，我解釋說因為“大自然厭惡真空”，地盤已經被其他人占據了……
“慷慨”和“幫助”的地盤同時由國家和政治家占據著。二者對使這兩種施與成為可能的企業皆回避不提，這太過分了！其實，事實並非像政界標榜的那樣，因為錢既不是“他們”的，也不是國家的，而是“我們”的。錢當然是企業的，也是全國納稅人的。杜撰出“國家的錢”一說的做法，在世界其他地方並不多見。人們倒是說錢是納稅人的。在英國，或在美國，道路工程的指示牌上寫著：YOUR TAXES AT WORK”，意即“這裏用的是你繳納的稅錢”。
這方麵，左派更是來勁兒，因為人情全都被他們一夥包攬了。
我用個人的一個例子作為這場報告的結束語，引用的是我跟小女兒關於自由與友愛的一次談話。
我的小女兒卡羅琳攻讀完工程學業，上個月跟我談天時問道：
“爸爸，你們老板為什麼名聲那麼壞。我了解你，也了解你的老板朋友，你們都是一些正常的人呀！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回答她說：
“我跟你一樣，覺得這麼看我們是有些過分，雖然我們中的有些人確實行為不端，但我們跟他們並不是一路的。我覺得，對所有的老板一概而論是不公正的。
“話又說回來，也許是我們自己表達得不夠清楚，提出要求時過於理想主義了。譬如，我們首先要求國家讓我們從官僚主義中解脫出來，要求維護企業自由。我們這樣行事，因為相信企業自由會提升個人的積極性。我們認為，一旦個人的首創精神真正獲得解放，經濟就會有一種活力，讓所有的人（雇主與雇員）都能夠從中獲益，再無須通過國家幹預來進行分配。我們不屬於那種要求國家分配財富的人，或許正因為如此才被看成不慷慨。
“打個形象的比喻。我認為，既不應該由國家，也不該由政府在學校裏給孩子們分發巧克力。這並不意味著我不讚成孩子們吃巧克力。如果國家給孩子們分發巧克力，它必得事先通過抽稅支付貨款。我更願意見到國家少對家長繳些稅，而讓他們自己直接買巧克力送到孩子們手上。我相信，如果企業家的主動性在法國這裏少受一些束縛，國家不要那麼費錢，我國的經濟能力就會大大增強，每個孩子就都會有巧克力吃了。
“卡羅琳，我之所以要繼續為依視路、為雇主協會努力工作，正是為了發揮上述理念，讓私營企業與國有企業一步步調和關係，給你們留下一個宜居的國度。”
在座的企業主們對我報以熱烈的掌聲。
在研討會後舉行的酒會上，阿蘭·朱佩過來跟我攀談，他對依視路的發展很感興趣，或許還因為聽眾對我的發言報以熱烈掌聲讓他受窘了。他說：“格薩維埃，你在依視路幹得很好，但你維護的僅僅是個人利益，而我捍衛的卻是整體利益。”
老實說，當時我如從五裏雲霧中墜下。我從未曾想過自己在工作裏 “維護個人利益”。我首先要確保的，是有一個良好的工作氛圍，我深知這取決於一個正確的戰略和對所有人的關切。我操心於客戶、賬目、並購談判和合資企業，要確信各方都嚴格遵守法律。餘下的就有點兒像享受報償了，譬如看到員工一起工作的幸福，企業獲得良好形象，感覺自己有用武之地，聽到投資人滿意和股市漲勢大好等等。
我承認自己沒能立刻領會阿蘭·朱佩話裏的意思，心裏吃了一驚，有些不安。我困惑之至，甚至想不起來自己當時是如何回答的，大概是沒有特別衝撞對方，反倒是事後自己的內心久久不能平複，反複思量起來。
競爭和個人利益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維護的是個人利益，即依視路股東的利益。然而，我毫不認為，這樣做是在損害整體的利益。因為，競爭無時無刻不在監督我們。在一定程度上，阿蘭·朱佩有些道理，但他沒有說到，我們是在一種競爭形勢下行事，而這並非無足輕重。
在法國，人們喜歡競爭，但隻局限於體育場，或在超市等容許進行比較的場所。一旦競爭涉及領工資的人本身，並要讓其不斷麵臨變動，他們就不喜歡了。
在美國，競爭概念處於所有思考的中心，被自然地感知為一種正麵價值，是一個交融元素，這是美國人給自由一詞起的另一個稱謂。至於在日本，那裏缺乏自然資源，且日本自知為大國所包圍。那兒的人從年幼時就懂得，要想繼續生存，就必須在國外市場上比競爭對手做得更好。法國的情況則不一樣。一談競爭就想到“弱肉強食”，引起驚恐。簡言之，認為競爭是不平等的淵藪，絕對不可以接受！
然而，競爭有許多隱蔽的功效，不為人知地在為我們服務。
且以鍾表業為例。自從列普鍾表廠工潮後，法國徹底脫離了這項工業，再沒有任何一個法國人參與其中。但是，人們都承認該產業突飛猛進的變化，無論是高檔的，還是大眾化的手表。這後一類產品 ——它關係到我們之中的大多數人——的價格一落千丈。今天30歐元的一塊手表，性能質量遠勝於僅僅20年前最昂貴的手表。現今，所有的手表都具備防水性。從列普鍾表廠關閉以來，我們法國消費者從這項工業的活力中一直受益。但是我們並沒有加入鍾表業的改善進程，僅僅以每買一塊手表時發揮消費者購買力的方式在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