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市場機製在自然地起到相互關聯、相互支持的作用，效果很是出色！
但所有這些改進，如果沒有近30年來日本人與瑞士人不停地競爭，哪裏會獲得呢？這一競爭係統地，幾乎立時便將鍾表製造的先進技術傳給了消費者，讓他們隻需在購買前進行比較就行了。
但當你從內部體驗這種競爭時，就不得不時刻都處於警覺狀態。沒有一勞永逸的忠實顧客，你必須消除不必要的成本，不斷創新，生產出越來越廉價的產品。每一個人在自己的生活裏都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生產者經受到的壓力（在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都會同時在消費者所獲的裨益中得到平衡，我們每個人也都會受益！
日本鍾表創造商在維護他們的個體利益，但同時他們的對麵有一種反製力，即瑞士鍾表製造商的競爭和客戶的選擇自由，這兩個因素天天在起著作用，使其他人的利益得到尊重。
當然，人們可以夢想一個人人都隻以整體利益為己念的社會，一個沒有競爭、沒有個體利益的社會，但地獄往往是由良好願望鋪砌而成的，人們也清楚這些夢想最終都通向了何處！因此大家勢必會看到，當你將競爭與個人利益放在一起時，它們是會相互促進的。競爭製約個體利益，使之以某種方式為整體利益盡力。
壟斷與整體利益
以整體利益作為借口，將一個公共的服務部門交給國家壟斷，這是個後果極其嚴重的決定。因為它很難再逆轉，勢必改變資源的控管製度。
的確，整個公共部門的服務是免費供應的，它們隻有一個總體成本，即用戶每年繳納一次的稅收，服務費用沒有個體化形式，而屬於一個整體。
自此，競爭作為一種機製就被清除掉了（如果沒有收益，誰還經營呢），用戶利用競爭實現的控製亦不複存在。他隻能每隔5年一次，用自己的一張選票來表示自己滿意與否，而這又隻以整體方式在進行。
對於所有國家的傳統職能（司法、警察、軍隊、外交和地區行政），這顯然是唯一能設想的製度。在世界各地，也都采用同一模式（況且，最初的國家恰恰是圍繞這些職能形成的）。相反，飲食、居住、穿衣和娛樂，這些需求均由私營企業來承擔，基本看不到國家參與。介於兩者之間的，如教育、衛生、交通等服務部門，則或屬於私營企業，或屬於國家部門，根據不同國家自己的情況而定。
當人們將一項事業交給國家部門，它立刻就能享有地方絕對壟斷的地位，但卻會喪失客戶群參差有別帶來的所有益處，它將失去對成本過細的調控，而為巨額虧損開路。因為放棄了競爭的刺激效應，便不能從世界市場上借力。這正是法國社會保險領域裏發生的現象。（參見附錄弗雷德裏克·巴師夏《社會救助》一文。在當今這個私營企業跨出國界發展的時期，國有企業卻有著極大的局限性。如果人們認真思考一下這個問題，采取現實的態度，就會認識到，全球化要求重新審視公、私兩個範疇裏的業務分配。
最後（這一點尤其重要），整個社會麵臨的真正危險，是各個機構皆為他們自己的人效勞，而不是在為顧客服務。
我不否認，有些人不需要競爭就能出類拔萃（諸多政府官員正是如此），像國家一類最典型的傳統權力機構，資金必須由稅收，而不是市場來提供，這一點是必須強調的。
然而，經驗告訴我，若沒有競爭的日日刺激，長期管理一些機構絕非易事，現今也不乏失控的先例。
如果客觀一點看，人們不得不承認，絕大多數的罷工事件發生在公共部門。那裏沒有競爭，所以很容易出現不滿。罷工者肯定是拿用戶當人質，因為他們不可替代，能夠向領導施加壓力。對於一個處於競爭壓力下的企業，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歸根結底，采取哪一種方式更好？是支持服務於個體利益，但受競爭調控和享有世界市場的眾多企業呢？還是僅僅由一個機構打著為整體利益服務的幌子，在一國範圍裏永久操縱壟斷權呢？
依我看來，在當前這個變化極大、國家財政顯露困難的時期，必須非常嚴肅地考慮這一問題。
整體利益、國家間競爭與國有企業流程再造
在全球化時代，國家體係之間也需要競爭的想法正在顯現出來。
事實越來越明顯，不同的國家，公共部門的效力不盡相同，隻需周遊一番就能發現，這些不同表現在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率、稅收壓力和金融平衡上。
將新加坡與法國的情況進行一番比較，人們肯定會感到驚訝。新加坡是一個小國，人口僅有400萬，現金儲備竟達到4 000億美元，而稅率卻是世界最低的國家之一。相比之下，法國人口超過新加坡15倍（6 000萬），是世界上收稅最高的國家之一，卻負有15 000億歐元的債務。
比較之下差異是驚人的。若按新加坡的標準，法國應該有60 000億美元的現金儲備，而非15 000億歐元的債務。差額攤到法國人頭上每人平均15萬美元，而
60 000億美元相當於法國國民生產總值3年的總和。造成這一差距的責任不能歸咎於企業，如此看來，我國的公共部門和政治家該認真進行一番比較分析工作了！
世界範圍內引起的競爭今後也會涉及公共部門。這些部門將不再是人們長久以來聲稱的壁壘了。像私營企業一樣，它們也將參與風急浪高的拚搏。
公共部門尤其能夠通過其在工業政策範圍裏的活動，抑製私營企業發展，或者給它們注入興奮劑。國家的工業政策肯定有積極的效果，但不應忘記公共部門的資金來源是靠稅收維係的，它們隻是簡單地把資源挪了個位置。
事實上，公共部門的投資或出自稅收，從而剝奪了另一個政府部門的資金，或來源於公債，也就是向下一代子孫借錢（參見附錄中弗雷德裏克·巴師夏《致命的藥方》一文）。
還必須談談所有的法律製度，商業法、勞動法和競爭法等，它們都是涉及一個企業實地運作時或高效，或低效的重大因素。
每個國家的政治領導人都有責任保障公共部門的順利運行，特別要注意保持其特性。近年來，一些國家陸續關注公共部門的組織結構及其成本問題了，並通過企業流程再造，使其狀況大大改觀。加拿大和新西蘭徹底改變了它們經濟增長和金融平衡的麵貌。對這一點任何人都不會提出異議，稍後我會再談此事。
實際上，思考了阿蘭·朱佩對我在那次雇主協會研討會上簡短發言的評論後，我得出結論，所謂維護國家整體利益，就應該要求公共部門進行一番嚴肅認真的重新審度，以判斷它日前的組織能否適應未來的世界。
五枚金塊
企業每天都麵臨著競爭力的提升問題，因而不斷在改進調整。如果不提高競爭力，企業在強勁的競爭中就麵臨著破產的危機，而這正是促使它們不斷反省自身的強大推動力。對企業，尤其是私營企業，適者生存乃是一種自然現象。
對於公共部門，它缺乏競爭力的問題要在更長的一段時間後才會顯露出來。因為，自蓬皮杜總統去世後，通過舉債，這一問題得以拖延。應該記得，戴高樂將軍和蓬皮杜總統實際上已將國債基本歸零，在他們那個時代實現了預算平衡。
希臘債務危機是一次“有益的”電休克。到目前為止，人們一直認為一個國家不可能破產。然而現在，大家知道這完全是可能發生的事了。現在所有人好像都確信，法國的公共部門應該進行改革。那些將國家虧損的罪責歸咎於市場經濟和企業，認為隻要對企業課以重稅，便能走出困境的論調，人們是很少聽到了。大家開始明白，如果國家不改革，整個社會就會沉淪。
人們也開始懂得，缺少有效率和具有競爭力的公共部門，就不可能有健康的企業。全球化關係到所有的人，不論他們在社會上處於什麼地位。
作為一個公民，我始終對預算虧空感到憤慨，不論它係左派政府還是因右派造成。尤其是，兩派都將此問題低估，把它按與國民生產總值的關係來闡述，而不依據稅務收入方式來表達。（今天，這一虧損已介乎20%至25%左右，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但這卻是事實。）更讓人不可接受的是，無論人們怎樣說，法國的課稅率在世界上都屬於最高的。
照我看來，持續虧空是錯誤的征象，意味著人們為一件產品，或為一項服務付出了過多的費用。解決一個問題需要時間，可以允許一段時間內出現虧空，但絕對不能長達30年，執政30年的人，不論是左派還是右派人士，總得感到自己對此負有責任吧！企業何罪之有？
我不喜歡負債，除非是像1976年在博納多，或2000年依視路負的那種債務。總之，那時舉債是為了在一段時間內加速一項戰略的實施，或者解決一個資本問題，而一旦局麵扭轉了，就要償清債務。
我也向來不喜歡“國家的錢”這個短語，它會讓人想到這種錢是沒有限度的。事實上，是我們自己將這筆錢交付給了國家掌握，委托給政界的，這是他們向我們征繳的稅收。“國家的錢”正是我們自己的錢！
我知道，在徹底全球化的行業，支付法國國內水準的工資是困難的，在競爭的領域裏賺錢也非易事，我期望所有的人都已明白這一點。
我欣然繳納稅款，如果我感到這筆錢使用得當，巴黎銀行（BNP Paribas）的董事長米歇爾·皮貝魯曾在他的報告《為我們未來服務的我國的公共財政》中強調過，這一重大問題，政界和公共部門的領導者們都應該切實著手解決。如果他們不負起責任，那就得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來幹預。我看到過由此造成的損失，特別是在阿根廷，那實在可怕極了。
我希望政界人士已經認識到，法國在全球各國國民人均生產總值排名中的下跌（30年以來逐年退後一位），是與1974年開始的負債同時發生的。整整一係列證據表明，國家超出其傳統權限進行的幹預和由此產生的債務，大大阻滯了法國的發展。
作為一個留心觀察其他國家的法國公民，我在下邊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40年來，我在全球執行公務，每年平均有50萬公裏的路程，親眼目睹了各地的改革，可供我國汲取靈感；其中有撒切爾夫人領導的英國躍起、美國在裏根時代的複蘇、梅內姆任總統期間阿根廷的衰頹、克雷蒂安任總統時加拿大的再崛起、經濟部長羅傑·道格拉斯促成的新西蘭複興和李光耀領導新加坡所獲得的非凡增長。
因此，我願以受愛國熱情支配的提示方式，將我在全世界感知的變革及進步勾勒出幾個線索，這些變革都帶來了成效，使有關國家的公民為之自豪，得以在今天更泰然地展望自己的未來。
每當有人談及向世界開放的功效時，法國人總要提出自己所謂的“特殊性”，說道：“我們這裏情況不同呀！”總之，在一切領域裏，好像都有一種“法國特殊性”。我接觸過豐富的文化，總能從中攝取到珍貴的教諭，因此對法國人的這種表現實感驚訝。
與我們不同，美國人和亞洲人一觀察到某種差異，立刻就能從中獲得啟發。對一切變化，美國人一貫看到的是進步而非損失。而亞洲人從根本上說，有很強的好奇心，對他們而言，模仿他人是尊重對方的一種形式。
於是，我逐年累月地效仿他們，在比較分析中發現了一個良好方法，得以了解自身，並找到了一條源源不斷的創新之道。
恕我直言！我認為所謂的“法國特殊性”是一種傲慢的態度，必須盡快拋棄，如果我們不希望哪一天陷入極度沮喪的話。
從自己的競爭者那裏找到改進方案，始終是依視路的一種推動力。作為一個公民，我也觀察到一些國家成功改革的範例，覺得法國不予關注將是錯誤的。
加拿大與其公共部門的改革
我們的加拿大分部業績十分出色，在整個依視路集團所有部門中，保持著最穩定的持續增長。很早以前，我們正是在加拿大試驗了並購車房的戰略，繼而在美國及世界其他地區推而廣之。加拿大是依視路集團的科研橋頭堡之一。加拿大的公民年輕、機動且富有活力，開拓者文化在當地始終深入人心。我們親眼見證了20世紀90年代初那裏開展的一次改革。
將近15年了，我一直在法國介紹加拿大發生的巨大變化，應該說，我看到這裏的人思想也在開放，盡管相當晚了，但總算已經起步。
讓·克雷蒂安於1993年開展的改革規模令人難以置信。在加拿大，談到監控公共部門，人們不是像我們在法國這裏講“穩定開支”，而是定出3年內將聯邦政府開支降低18.9%的目標，遠遠超過了今天我國宣揚的緊縮幅度。
我認為，最讓我感興趣的教諭是，我們一些經濟學家曾預言的災難，諸如增長會崩潰、社會關係出現緊張等一件也沒有發生。也許，加拿大運氣不錯（行情好，加拿大貨幣貶值等），總之，今天這個國家健康狀況極佳，經濟危機從它身上滑過，如同水滴落在天鵝羽毛上一般。
在這方麵，加拿大人為他們的業績感到自豪，他們發表了不少這方麵的文章，這與人們天天在法國給我們灌輸的大相徑庭。不！緊縮是不會扼殺增長的。
在1993年，加拿大的形勢與我們國家今天麵臨的局麵相似，債務幾乎相當於國民生產總值的100%，預算赤字達到9%。
加拿大人考慮，如果他們不行動起來，國家的經濟和稅務主權就要受到危害，因此，他們決定將聯邦政府的預算降低20%左右，他們依據的是兩項原則，其一，隻有當開支減少（減19%）這一目標達到了，才能降低義務稅收的抽取水準；其二，剩下的餘額最後將在緊縮債務、降低稅收和啟動未來大規模工程（科研、發展、教育）之間均勻分攤。為向居民解釋這些改革措施，他們開展了積極的宣傳活動。政府的和整個公共部門的日常開支都被緊縮。同時，在全社會的各個領域，人們都為之齊心合力。最後，工會也被說服，不能進行大規模動員來對抗一項被證實既正確，實際上又相當均衡的改革。再者，增稅的年月讓加拿大人意識到他們麵對的結構問題，也即他們的公共部門正在破壞整個社會的競爭能力。
這一切都是15年以前的情況了，縮減預算的政策已經成功實施。但開支降低19%的背後有著巨大的差異：政府一些部門將他們的日常費用降低了50%，但實際上，唯有印第安事務部增加了預算。
他們獲得的成果令人難以置信。債務減到隻剩1/3，財政餘額從虧空9%到盈餘1%，國民生產總值也有所提高。彙率確實下調了25%。事後，加拿大經濟學家認定，讓公共事業的資金轉向私營事業的做法“大概對經濟增長起到了積極的推動效果”。相對而言唯一的一個缺憾是“對地方開支的控製較弱”。聽上去簡直像是在做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