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親身經曆了這個時期。人們沒有大驚小怪，國民保持著鎮定，因為他們感到有一個人——讓·克雷蒂安，最終掌控住了局麵。事實原本就應該如此。
世界上最大膽的醫療製度改革
1990年的公共財政狀況
衛生健康是由公共部門管理的，占到國民生產總值一個巨大的部分。無論在其中工作的人們付出多大努力，不改變製度本身，就達不到收支平衡。
在20世紀90年代，新西蘭的局麵跟當今的法國有著完全相同的特征，國民經濟增長率低於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平均值，攤到每戶有兩萬美元的國債，國家陷於破產。
羅傑·道格拉斯無疑是新西蘭扭轉國家困難局麵的關鍵人物。他有著驚人的能力，是個工人的兒子，童年飽嚐艱辛。他先投身工業，步入政壇較晚，相繼擔任財政部長和新西蘭總理。他有超凡的智力，能將哲學理念化為具體的政策，這是他的獨到之處。
他從根本上改變了私營企業與公共部門的平衡關係（稅收、勞務市場、減少赤字、償還國債、恢複預算平衡、徹底審核教育及退休與衛生健康製度），再造了新西蘭的經濟。
這一讓國家重新起航的絕妙時期為新西蘭人熱議，而登峰造極的時刻是新西蘭爭得了美洲杯帆船賽的主辦權。
羅傑·道格拉斯回歸到促進變革的最簡單的基本因素：每人的個體責任感和對競爭體係的信心。他縈繞於懷的信念是，無論處於什麼社會地位，每個人都得自覺行事，承擔起應負的責任。他因而將改革獻給最貧窮的人。他的思想清晰無比，讓我們聽聽他自己的解釋：
我們需要一種能夠保障體麵生活標準的有益稅收體係，我們不能發送錯誤信號使勞動者氣餒，或以個人名義助長依賴性。
一項改革如若不給渴望走出逆境的弱勢群體以機會，讓他們自己擺脫困難的話，那它就沒有價值。
任何形式的支助都必須維護人的尊嚴，讓他們能夠獨立自主地，在於自己利益攸關的問題上作出選擇。
簡而言之，我們應該盡力讓人們對勞動感興趣。
社會福利製度，或免費製度——例如在法國實行的那種——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就是剝奪了人們進行選擇的權利。然而，正是選擇在造就人格，讓人從失誤中汲取教訓，從成就裏樹立信心。允許人們選擇，就是重視人的尊嚴，幫助個人發展。
概括起來說，即使在幫助人的情況下，也必須使他們能夠作出自己的抉擇。
在法國，如果說衛生健康領域裏實施的各個改革方案全都歸於失敗，那是因為有很深的緣由，它已遠遠超出了有效抑或無效經營的管理範疇。
新西蘭改革進行得最徹底的領域，就是衛生健康領域。社會保險體係在公共部門的經濟中占的比重極大，致使國家要想讓收支平衡，保證經濟增長，必須通過醫療製度的改革來實現。新西蘭20世紀90年代的經驗應該得到傳播，這些經驗值得大家深思。人人享受免費醫療，當時在新西蘭也像在法國一樣，被視為是一種權利。羅傑·道格拉斯要給這一傳統信條重新定義，將之轉化為一種動力。他指出：
大多數新西蘭人最終都以為，他們有權享受全額免費醫療服務。可是，他們必須麵對事實，免費醫療運轉得很糟，代價太高。
事實上，政府不能向每個人奉送一切。不可能將現代醫學所有的成就提供給所有的人，就像大家不應忘記每個人都應當對自己的健康負有責任。特別是，對民眾咎由自取造成的健康問題，不能不提異議而一概給予報銷。
自從1938年以來，沒有任何一個政黨能成功改革醫療製度。在這件事情上，窮人是主要的輸家。
公共事業的用戶沒能減少無效行為，或者說他們無法找到最有效的解決方案，而當醫生們發明了能滿足需求的更好辦法時，他們並沒有受到獎賞。失敗的深刻原因正在於此：市場的正常程序被法規、處方和官僚權力取代了。
改革的基礎理念
這項建議體係基於這樣一個理念，即每個人都有責任買一份保險，“以防嚴重事故，即所有被確認為概率小，但耗費卻很高的需求，譬如住院。因為，眾所周知，一般的費用都由每個人自己承擔”。
作為對這一切的支持……就是減稅！
當最弱勢的群體難以支付保險費用時，政府將給予資助（附付款憑證），“但保險公司的選擇權仍屬於每一個人，不得由他人代理”。
原先的社會福利係統被一分為五，成為五家相互競爭的保險公司。
具體保險項目由國家議會確定。
保險合同是年度性的，承保人無權廢除一項保險合同，或者拒絕續訂契約。設立全國卡片登錄體係的原則未被采納。
合同裏必須預先規定償還保險金的可能（同汽車保險獎勵一樣），目的在於鼓勵每個人關心自身的健康，采取防病措施。
保險公司提出的價格由市場決定，但他們有權定出風險等級，提供由其選擇的醫生和醫院的資料。
一切涉及研究和高水平實驗的事項仍然歸屬公共部門。
製度的實施
保險公司之間的競爭，使醫保製度的效益從上遊就獲得了提高。
住院製度的效果尤其明顯，在項目上和地理區域上實現了合理化。
醫療費用大幅降低了。保險公司之間的競爭加強，醫療服務開始私有化，公立醫院由醫生及醫院員工贖買下來。
新技術和新的服務項目也出現了（譬如開始時興家庭分娩，水平更加現代化）。
改革中，最始料未及的成效是防病工作的大力開展，這尤其使得吸煙和酗酒率開始下降。
這一切始於20年前，改革持續了10年。有一點是肯定的，新西蘭為該國的公共醫療問題找到了一條持久解決問題的途徑，因為它的基礎非常堅實。如果不改良這個已成為公共開支重負的衛生健康係統，新西蘭任何方麵的增長都是不可能實現的。應該承認，這一點能夠給我們一些啟迪。
“我需要利用私營企業的競爭來管理公共部門。”
旺代地區是法國的一個小地域，昔日深受中央政府的折磨。這裏突顯出在體製內引進一些競爭因素的必要。
下麵說的這番話，是作者對旺代地區中學教師表達的敬意，無論他們是在公立，還是在私立學校任教，它們也許能作為促進我國中學教育進步的一條線索。人人皆承認中學教育的極大重要性，而全世界的教育體係現今都將進入競爭局麵，
我在旺代地區生活過5年。那個時期，我跟妻子在安妮特·魯領導的博納多任職。
我們住在聖吉爾克魯瓦德維，一個半農半漁的小城市，夏季很熱鬧。我承認，當我們決定在那裏安家時，作為兩個原本出自富豪區名校畢業的老巴黎人，夫妻倆對三個女兒的教育頗有點擔心，她們是否會因為父母的職業選擇而成長受到影響呢？
最終，我們的三個女兒在學校裏都很幸福。無論是在聖吉爾克魯瓦德維的公立學校，還是在私立學校，她們都得到了老師的悉心關照，既沒有因這樣的安排受拘束，成長也沒有遇到任何阻礙。相反，在這段生活曆程中，她們享受了高質量的教育，爾後，她們都進入了名校，這肯定與那段在旺代地區的經曆不無關係。
開始，我兩個女兒進了公立學校，一個上了私立學校。她們全都很快融入了新環境。學校的教師都是很有特色的人，跟我們相處十分融洽。在小城市裏，教師有特殊的社會地位。他們中有人是市議會議員，有人是網球俱樂部的成員，都在自己家裏接待過我們。總之，我們了解教師，從而克服了孩子們上學過程中遇到的所有小問題。
最出乎我意料的，是幾位學校校長上門來家訪。他們執意要讓我們的女兒上自己的那所學校，在開學之前，他們來跟我們商談，期望說服家長。這些交談很有意思。作為家長，我們於是有可能表達對教師及課程質量的意見。
很快，我們就明白了個中緣由，這些說來彬彬有禮的家訪是由學校之間殘酷的競爭所導致的。校長們以他們的學校裏有優秀學生為榮，而三個馮達磊姑娘恰好成了這場有益競賽的籌碼。
令教師們產生動機的來源恰恰是地區市場的份額。在法國的學校，人們不太喜歡學校間的競爭，但旺代的進程表明，教育中的競爭遠不會破壞整個體製，反倒可能是它的最佳刺激。
幾年以後，我曾是時任國民教育部長讓·皮埃爾·舍維內芒的座上客。他問及我幾個女兒的學習經曆，我興致勃勃地向他敘述了上述情節。
他說了一句令人讚歎的話，20多年後的今天，我想總可以引用出來了。他對我說：“馮達磊先生，你可別說，我需要利用私營企業的競爭來管理公共部門。”
在一個變動著的世界上，又涉及教育這樣一個複雜的話題，僅僅一個機構的觀點是不全麵的。隻有通過嚐試和比較，也就是通過競爭，才有希望邁向真理。
李光耀的見解
在我所見識到的所有發展例子中，增幅最高、增長最持久的，無疑是新加坡。新加坡人於1963年白手起家，今天他們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還保持著最高紀錄。他們的現金儲備充裕至極（這一點在上一章節裏已經提過），而這個國家缺乏自然資源，可課稅率卻在全球最低的行列裏。我從未在新加坡生活過，但經常逗留，每一次都發現這個國家驚人的進步。
李光耀是新加坡的建國之父，從1963年至今（2010年）已47個年頭了，他始終是該國的主持人和戰略家。
每年，他都要設晚宴，款待在新加坡投資的企業家。正是在這種場合，我曾數次跟他接觸，這種晚宴始終是無拘無束的，誰都可以提問，而他都一一作答。跟他接觸，人們感覺是在接觸曆史，他是唯一結識過丘吉爾、戴高樂、尼克鬆和毛澤東而至今尚健在的國家領導人。在世界領袖裏，他是最傑出、最出眾的。他的言辭有時很生硬，但意思總是絕對透徹。他說：
“不論幹什麼工作，都比靠救濟強。”
“變化讓人難受，但……現在受苦，總比日後忍受沒落的恥辱來得強。”
“要能在大魚中間遊動，就必須讓自己國民的才幹在國際上發揮到極致。”
“喏，你們這些世界大企業，我的義務是為你們提供頂級的工作條件，你們的責任就是要最好地利用。”
“今天，一個國家的力量不是按其麵積大小來衡量，而要看其國民的水平及其組織的質量。”
“對我們這樣的國度來說，傳統意義上的工業政策是行不通的。因為，世界大公司變得太強大了。要從全球化中受益，就得將自身擺到最佳接待國的地位上，進而利用他們的能量。”
新加坡的經濟戰略、國家治理、稅務及行政管理等情況在許多書中都有論及，讀者很容易參照（見附錄的參考書目）。
依我看來，對我們所遇問題的許多答案均可以從新加坡人的觀點和公共管理中得到啟迪（尤其是在管理碼頭工人、公務員的薪酬和研究與發展政策方麵）。
Egis和信托局的功績
絕對不應該認為自由派是反對國家的，這是一種不公允的指責。自由派讚成一個強有力的、權力集中在傳統領域上的國家。像我一樣，許多自由派認為，在這些領域裏甚至應該投入更多力量，讓國家能夠應對擺在它麵前的新挑戰，尤其是在司法和警察方麵。
鑒於此，在目前超負債的形勢下，國家應該擺脫某些活動，將之置於競爭機製之下，同時不違背自己為公眾服務的使命。
Egis的運作案例就是個典型的例子。Egis是一個業績輝煌的工程公司集團。作為信托局屬下的一個不引人注目的分支，其起源、業績以及發展的軌跡都很值得人們留意。
該公司逐年聚合了國家好幾個不同分支，尤其是裝備部，這個國家專司運籌的部門。眾所周知，法國的優勢之一是基礎設施（公路、鐵路、通信等），這是全世界所公認的。這一優勢表現了我們將邏輯思維與適應意識相結合而形成的智慧模式。
這整個政策的核心是橋梁公路工程局，係由拿破侖一世所創，其偉大的工程師層出不窮（埃菲爾、弗雷希奈等），許多工藝（鋼筋水泥、預應力和橋梁計算）皆源於此。法國公共工程大企業（布依格、芬奇、埃法日等）均名列世界前茅，絕非出於偶然。
Egis迅速取得了與私營工程公司平等競爭的地位，在法國和國際戰略市場拓展開來，包括公路、鐵路、水工程、城市規劃和空中交通等等。靠著一項有遠大抱負的內部發展計劃及與法國諸公司的逐步合並，Egis現已一躍而為歐洲的工程領軍企業之一。何況，這個部門還在繼續加強，以期在全世界競爭中達到一個關鍵規模。Egis於2010年與Iosis的聯合就證實了這一點。在二者結合之際，Egis仿效了Iosis的樣板，向其400名主要高管——並通過共同投資基金（FCP）方式，向所有員工開放資本，比例甚為可觀：最終，新集團的25%屬於雇員，餘額由信托局經管。
眼下，Egis正在世界範圍打開一個重大的突破口，尤以在印度的進展最為引人注目。由是觀之，Egis可能變為一個世界級先鋒。且不說一些小數據，僅其銷售額在2010年就要達到8億歐元，而其員工僅有一萬人。Egis是個業績突出，而負債又少的企業，近年來營業額年年都增長10%，現已亮相於全球100多個國家。
在現今階段，正當國家必須重新審視其結構時，Egis和信托局的發展史開辟了一個很有意義的途徑。實際上，我們完全有理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即公共設施工程是否必得由國家自身來承辦，或是，國家不如將自己的角色定位為一個工頭，負責擬定招標細則，然後讓私營企業在這一範圍內展開競爭。
實際上，采用業務外包的方式是國與國之間對非國家傳統管理領域裏的公共事業采取協同互惠的一種手段，同時也是可以從世界範圍的競爭中獲益的一個方式。更進一步說，國家如果將這些部門的業務投放到自由競爭市場上，還能將自己積累起來的經驗化為資金，從而償清債務。
總之，讓這些公司的人員進入新建結構的資本中，肯定是對因改變環境而失去了公務員地位的最佳補償。再說，員工持股製是一個絕佳的方式，能讓企業班底有積極性，鼓勵他們在開拓新事業中發揮自己最大的能力，同時分享創造出來的價值。
祝信托局好運！祝Egis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