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人的邪魔與才華
我對所謂的“法國特殊性”深表懷疑。
在戴高樂將軍時代，強調特殊是為保衛法國的民族利益及其威嚴。今天，每當談起外國在經濟方麵的成功經驗時，立即就會聽見國人反駁：“在我們這裏行不通。”“法國特殊”往往成了一種傲慢形式的表達，導致了保守主義蔓延。
回顧疇昔，這種現象就不解自明了。我希望，這樣回顧一下過去能讓人更清楚地理解國人對市場經濟和企業行為的保留態度。
我們必須充分估量啟蒙紀元及兩位曆史人傑對我國社會的影響，他們是路易十四時代權傾朝野的財政大臣讓·巴蒂斯特·柯爾培爾和無所不在的讓·雅克·盧梭。
在啟蒙紀元這個悠長的曆史時期，我們法國曾是世界上智慧之光閃耀的中心。我們有理由為之自豪，但如果我們現在還以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那就是不切實際的癡迷了。畢竟，自18世紀起，我們就已經被英國人和荷蘭人趕超，他們比我們更早地懂得了市場經濟的重要性。
柯爾培爾和盧梭兩位留下的遺產至今還重壓著我們。現在已到認真談談，估量其影響的時候了。他們在我們身上留下了一種神經官能症。人們可以在各種神經質中生活，但若是對自己的狀況有所意識，承受起來會容易些。
先談讓·巴蒂斯特·柯爾培爾
我為何不讚賞讓·拉豐丹寫的寓言《牛奶罐》？貝萊特白日做夢賺了一大筆錢，以至於手舞足蹈起來，而將頭上的奶罐摔碎了，那肯定是粗心大意之舉。她不夠現實主義，但她是一個尚且稚嫩的未來企業者。讓法國4 000萬年輕人熟背這一則寓言，嘲諷賣奶女，未必是件好事。這遠非一件趣聞逸事，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以某種方式促進了法國人對企業行為持有的嘲弄和疏遠心態。我不想賦予這則寓言一種它本身並不具有的意義，隻是覺得它也許表明，在路易十四和柯爾培爾時代，法國人已經不喜歡企業。
在那個時代，整個歐洲地區，尤其是法國、英國、荷蘭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經濟發展已初具規模。威尼斯和西班牙的影響在衰退，工業邁出了第一步。
法國當時的經濟特征，表現在國王路易十四的宮廷裏。每當一個人做生意賺了點兒錢，他就賣業置地，然後便到宮廷獲取他認為少有風險的國家特許權。這種國家授權預示著公共領域的出現，那時公權力已經讓人動心。然而，那時國王的征收不超過國家財富的10%，這其中並不包括經柯爾培爾手出讓土地得來的收益。由於國王連年征戰，國庫虧空，財務總管必須以此來填補花銷。這一蜂擁而上企望獲得國家授權的現象，肯定使人堅定了一種錯誤的想法，以為贏利的企業即是那些善於利用公共銀兩者，而在利潤後麵，必然有財產侵吞的背景。
與此同時，荷蘭和英國的富有資產者繼續在他們私人的企業中投資，相信自己從事商業才是真正高貴的行為。他們並不講究衣飾，不在車馬和節日上花錢，而把時間用在自己的生意上，勢必也傾注下他們的全部積蓄。於是，在我們法國人與他們之間，開始形成了一個真正的文化鴻溝。我們節日的光焰不再吸引他們。接下來是南特赦令 被廢除，釀成人才大量外流，致使資本流失等後果。
在路易十四時期，法國的財富大致跟英國、德國、荷蘭和南北美洲相等。250年後的今天，法國的財富僅為以上總體的1/12，少得多了。與他國相比，增長速度之差大概每年是1%。這看上去似乎微乎其微，但當每年的經濟增長率長期處於2%和3%之間時（根據美國著名的社會學家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的統計數字），那可是整整少了40%！從長遠來計算，微小的1%，拉開的就是巨大差距了。
在法國曆史上的那個時期，國王路易十四是國家的化身。國家灌注，更確切地說，他被認為會灌注活力給整個民族。柯爾培爾是他的左右臂。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社會與國家是融為一體的。但在實際中，一切好像不那麼簡單。柯爾培爾對他派出的使者們從荷蘭歸來所作的彙報十分惱火。因為荷蘭那裏沒有國家，事情卻都運轉得十分完美。
使者們在彙報中向科爾貝爾解釋，在荷蘭，所有的人都很勤勞，而動力是工薪和利潤刺激，那是一種“表麵看不見但富有活性的力量”。他們還說，荷蘭富人並不像法國富人那樣愛擺闊。究其原因，是因為他們擔著風險，把財產全都用在了再投資上，並讓受雇的員工們知曉，社會呈現出一片和諧。在那裏，眾人都住在同一個城區裏，沒有凡爾賽那種民族精英與大眾隔離的現象（不祥的決定）。
更糟的是，柯爾培爾在歐洲以外的中立地區與荷蘭的貿易公司競爭，往往遭受到讓人難以忘懷的奇恥大辱。對我們在校的孩子，國人不大談及完全由私人資本構建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怎樣讓柯爾培爾慘淡經營的法國國立公司在對付荷蘭人時遭受沉重打擊。柯爾培爾及其公司隻有在法國處於壟斷地位時才有業績，一遇到外部競爭，就黯然失色了。
相反，他在被征服的土地上收稅絕對是個能手。對他來說，“征稅的藝術在於，盡量多拔毛，盡少聽號叫”。在這方麵，他確實把荷蘭佬打了個落花流水！
往事遠矣！但我想，這一切卻留有痕跡，尤其是在法國曆史上一個關鍵時期，許多傑出的企業家都遠走高飛了。在我環球從業的40年裏，我遇到過不少在那時離開法國的家族後裔。盡管這是個禁忌話題，而且很難得到這方麵的準確數字，但近10年來的人才損失尤其慘重。從增長的角度來看，如何估量這一損失呢？我人微言輕，但確有必要給出一個資料翔實的回答。
再說說讓·雅克·盧梭
另一位在我們集體潛意識裏無所不在的先輩是讓·雅克·盧梭。在拉加德和米沙爾合編的教科書裏，供學生閱讀得最多的篇章之一是《財產，社會與不平等的起源》，係從盧梭的著作《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一書中摘出的片斷，茲錄於下：
在原始時代，人們樂於住鄉墅陋居，滿足於手持樹剌、魚骨縫獸皮衣，以羽毛和貝殼裝飾、炫耀自己，在身體上塗各種顏色，完善或美化所配弓箭，用鋒利的石塊切鑿漁舟，或製作粗糙的樂器。一句話，隻要人們貫注於一個人能單獨進行的活計，或無須多人協作的藝術創作時，就能夠隨其本性，自由、健康、美好和愉悅地生活，繼續享受彼此之間獨立交易的溫馨。而一旦有人需要另一個人的救助，一旦他們發現一個人有必要為兩個人儲備用品時，平等就會消失，財富就會隨機而入，勞動成為必要，廣袤森林變成宜人的田野，要用人的汗水來澆灌，而且不久就會看到，奴役和苦難也隨著地裏的莊稼一起發芽、生長。
多麼富有文采的華章，怎能抵製此般語句？沒有能比它更徹底地否定交易和市場經濟的了！經濟，那就是平等的終結，是奴役和苦難！荒蠻的世界難道真就如此美好嗎？問題正在於此，讓我們再接著看盧梭的見解：
誰第一個圍牆占地，毫無顧忌地宣稱“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頭腦相當簡單的人竟然相信了此君之言，誰就是文明社會的真正奠基人。假如有一個人拔掉木樁，或者填平溝壕，並對他的同胞們大聲疾呼，“不要聽信這個騙子的話，如果你們忘記果實應當歸大家所有，土地是不屬於任何人的，那你們就要遭殃了”，這個人該會使人類免於多少罪行、戰爭和殺戮，免遭多少苦難和暴行啊！
土地不屬於任何人，財產就是戰爭和殺戮！
讓·雅克·盧梭屬於最有魅力的法國人之一。然而所有的人都清楚，盧梭關於否定勞動和財富的觀點從理論上不利於一個處在市場經濟中的國家獲得活力。勞動不被看重。人們想象財富會被收回，所獲不能真正歸於自己，因而對財富持懷疑態度。人們認為財富是苦難和暴行的根源。所有這些既不利於經營企業，也不利於發揮主動性和創造價值。
為何學校裏不同樣注意用伏爾泰的思想來教育我們的孩子？而伏氏的箴言是“精心培育自己的花園”。
如果財富屬於所有的人，那麼隻有國家能通過征稅來進行分配。然而，這個國家在進行分配時，並不經心研究分配對於創造能造成怎樣的效應。這些想法要發展到極端，可能會變得既可悲又可笑，正如托洛茨基指出的，“義務勞動之所以合理，是由於取締利潤後導致人們失去了工作的積極性”。如果人們主動努力獲得的果實被剝奪，那麼在實際生活中，過不了多久，就隻剩下使用棍棒一條路了。
漸漸地，柯爾培爾和盧梭不知不覺地結成了增強國家權力的聯盟。而最近的20年裏，法國的大企業開拓了多少道路啊！
法蘭西的特殊性，無非是法國長期主要由柯爾培爾派組成的右派與左派，在擴大國家影響力方麵始終觀點一致。右派將國家視為社會的動力，左派將之看成唯一可信的分配者。自然，左、右兩派全讚成高征稅，或是為了更多分配，或是為替整個社會著想而投資。兩派都不掩飾對私營企業的不信任。柯爾培爾右派不相信私營企業的活力，左派則懷疑其對所創價值進行公平分配的能力。法國的私營企業被夾在這兩者之間，在自己的國土上步履艱難，能堅持繼續前進是多麼不易呀。
然而，柯爾培爾和盧梭也始終有人在反對，其中有知識分子，也有實業者，盡管不如這兩位名人受推崇，但他們始終在行動，且卓有成效。他們不事聲張，也奮力建設了法國，甚至才華彰昭。他們的名字叫伏爾泰、沃邦、盧瓦、本傑明·貢斯當、亞曆西斯·德·托克維爾、費雷德裏克·巴師夏、斐迪南·德·雷賽布、古斯塔夫·埃菲爾；近年來有居伊·索爾芒、阿蘭·佩雷菲特、讓·克洛德·卡薩諾瓦、米歇爾·阿貝爾、馬塞爾·達索、弗朗西斯·布依格、安托萬·裏布、弗朗索瓦·達勒、奧利維耶·勒塞爾、熱拉爾·米利耶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