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與建國
吳景超
蔣廷黻先生在本刊第八十號裏，寫了一篇“革命與專製”，在他文章的結尾，有句話說:“現在中國作國民，應該把內戰用客觀的態度，常作一種曆史的過程看，如同醫生研究生理一樣。”
他那文章裏的意見，我有一部分是不能表同情的，但這一句話我卻十二分的讚成。我對於他提出的問題，也曾下了一點工夫。幾年以前，我受了西方講革命理論者的暗示，便想從中國的內亂史上去下一番分析，看看能否找出一種內亂的法則來。兩年以前，，曾在《金陵學報》一卷二期中發表了我的研究成績的一部，題為“一個內亂的分析--漢楚之爭”。在那篇文章的結論裏，我曾說過:
我這兒所提出的係統，便是蔣先生所說的曆史的過程。這個係統，經過好些朋友的討論，以及我本人兩年來的思考，覺得字麵上還有可以修改的地方，但大體還是可以保存的。現在為討論的方便起見，我願意把上麵所說的八個階段，分作三個時期:
第一期自苛政至現狀推翻，可以稱為打倒舊政權的時期，又可稱為革命第一時期。
第二期自群雄爭權至統一完成，可以稱為創立新政權的時期，又可稱為革命第二時期。
第三期自善政至和平恢複，可以稱為建國時期，又可稱為革命第三時期。
假如用這個觀點來觀察時局，我個人的私見，以為自清室推翻以後，這二十餘年，我們鬧來鬧去，還沒有跳出革命的第二時期。本來這個時期，在曆史上長短是不一定的。短的如秦政權的推翻，到漢政權的創立，中間不過五年。長的如東漢末年董卓政權之推翻，到晉政權的創立，中間竟鬧了八十八年。所以我們如用曆史的眼光來看，中國近二十餘年來的混亂，乃是革命中必走的過程，而且二十餘年還不能算是最長久的。也許有人要問:革命為什麼一定要經過第二個時期?打倒舊政權之後便進行建國的事業，不是最經濟的辦法麼，為什麼革命者都不走這條捷徑呢?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但我們從曆史的研究，也可得到一個局部的答案。我們以為舊政權推翻之後，便有群雄割據的情形發生的原因，第一是因為參加推翻舊政權的人，除推翻現狀之外，對於別種主張，別種政策，並不一定有一致的信仰，所以每於現狀推翻之後，便分道揚鑣了。項羽與劉邦，在推翻秦室之前，是合作的，秦室推翻之後，便分裂了。劉秀與劉玄，在王莽的政權未推翻之前，是合作的，王莽推翻之後，便分手了。其他類此的例，不勝枚舉。第二是因為參加推翻舊政權的人，各人都有野心，誰都願意作領袖，誰也不甘居人下，所以在野心與野心相衝突的時候，自然革命的勢力便分裂了。上麵所說的項羽與劉邦，兩個都是有野心的人，一個看見秦始皇，便說“彼可取而代也”;另外一個看見秦皇帝，便喟然太息，說是“大丈夫當如此也。”試問這兩個有野心的人，如何可以合作?即使當首領的人沒有野心，那些“攀龍鱗，附鳳翼”(用耿純勸劉秀語)的人天天從旁慫恿，也可把首領的野心培植起來。此外如人民的知識愚陋，組織的能力薄弱，都可使群雄割據的時期，必然的在舊政權推翻之後出現。
群雄割據的時期，無論久暫，總要演化到統一的途徑上去，而在中國曆史上，幾乎沒有例外，統一是以武力的方式完成的。舉幾個顯著的例:如東漢的統一，是以武力平赤眉，平漁陽，平齊，平隴蜀之後完成的;唐的統一，是以武力平東都，平河朔，平隴右，平河西，平河東，平江陵，平江淮，平山東之後完成的;宋的統一，是以武力平荊湖，平蜀，平南漢，平江南之後完成的;明的統一，是以武力平漢，平吳，平閩，平兩廣，平夏，平滇之後完成的。不過武力雖然重要，而運用此武力的，還要一個能幹的領袖。這位領袖，至少應具下列幾個條件:第一，他要有為國為民的聲望，這種聲望，是建築在領袖的行為上麵的，不是空口說白話或開空頭支票所可奏效的，因為中國的人民，雖然是愚笨得可憐，但是自從讀了四書之後，都學會了“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的秘訣，不容易永久上當的。第二，他要有知人善用之明，要網羅國內第一流的人物，來與他在革命上合作。假如他的左右，隻有二三等的人物，那麼統一決不會由他完成的。第三，他要有開誠布公的胸懷，要使得與他接近的人，都覺得這位領袖，真是“推赤心，置人腹中”，然後才可以感動他的同僚，使得與他合作的人，都肯為革命而投死效命。現在的革命事業，有國際的背景在內，所以當領袖的人，尤為不易。除卻上麵所說的條件之外，還應當有現代的眼光，以及一個高明的外交政策。假如我們現在有這樣一位領袖，革命的第二時期，便可早日結束，否則不知道要延長到哪一年。不過我們對於中國統一的前途，並不悲觀，因為根據時勢造英雄的原則，這種領袖，遲早總要出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