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次，武力是不合於中國民族的習尚，專製也是不合於中國曆史的背景的。就大致的情形而論，中國在辛亥以前隻有過暴虐，很少有過專製:專製有如上述與獨裁都一樣的是威權的龐大，不過獨裁還須走法律的軌道而專製便絲毫不受法律的限製罷了;但是暴虐卻不是威權的龐大，而是威權--無論怎樣小--的濫用。舊式的中國政府，職權實薄弱到可憐的地步，通常行使的隻有征收直接稅權與執行刑法權二種;並且連此些小的職權，不但不曾集中在一人，亦且不曾集中在中央，而是分別散置於各省及各地方官吏的手中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的政治與社會體製，說不上是專製，隻可以說是民治，過分一點直可以說是無政府主義製。張學良氏歐遊返國，述其感想，謂西方人擁護領袖的熱誠，遠非吾國人所可冀及。但是我們的人民為什麼不知真誠的擁護我們現在的領袖呢?那就是因為這般有長久經驗的無政府主義者，隻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抱著“帝力與我何有”“政府與我無關”的理想，不慣於受辛亥以後陡然從歐美搬來的強權政製的擺弄的原故。近二十餘年來政治的糾紛與擾攘，以其說是專製的背景上不能實行民治的明證，勿寧說是在民治的基礎上強製實行專製的流弊。在這種“一盤散沙”的局勢下，欲產生一種強力政府，尚且與民族精神格格不入;若欲成立一種專製體製--無論其專製為如何形式--那便更與人民心理水火不能相容了(注意:強力政府與專製絕不相同)。我們當前的急務，不在采行專製政府，或施用強製武力，以達到苟且統一勉強偷安的目的;而在戮力培植民族本身的黏貼性，用以促進國家內部的團結力，然後企圖逐漸增厚政府的力量與威權，以適應物質建設潮流中的需要;另一方麵，仍須厲行民主製，以避免強力政府與民族精神必然的衝突。換句話說，今日的中國實處在一種進退維穀的困難環境中:不增加政府的權力不足以完成近代國家的使命，但若增加的太驟太重又足以掀起人民心理的反響而遭遇失敗。要於離心的潮流下求得向心的總結合，兩全其美的辦法隻有采行民主製;因為近代的民主製固然是別人的，而原有的民主精神的確是我們的;這是假借別人的製度，無悖於我們精神的滿足我們現在需要的辦法。然而這種偉大的工作--一麵培植團結力與黏貼性，一麵厲行民治的工作--卻有一個偉大的先決條件:就是普及良美的教育，借以達到杜威所謂“改造東方人的心靈”的目的。這種心理建設是非數十百年不為功的，然而我們切不可見其功效緩滯而加以忽視。我們往近代的人類曆史上一望，在在都是我們的教訓與模範:德國的真實統一，不曾完成於卑斯麥的鐵與血，而完成於德國的教育與海格爾一派的哲學;意大利真實統一，不曾完成於加富爾的擺與布，而完成於意國的教育與馬誌尼一派的哲學:其實德意的統一又何嚐過於緩滯呢?我們要從戊戌政變以後即繼而從這一麵戮力邁進，到今日也許已然大功告成了。我望我們社會上負有教育責任與領導民族思想的人們，對於這一點要多加注意。
最後，我們在今日還有一層很深重的顧慮:我們環顧四境，到處是軍閥當權，武人跋扈。在這種情形之下，而仍欲提倡專製，那便等於助紂為虐。結果定必不隻是專製而是武人專製:專製在今日中國定必產生武人專製，亦猶獨裁在今日中國定必變為專製。而在一切專製之中，武人專製斷然無疑的要算是最惡劣的專製了;因為專製的武人不但不能受法律的限製，且不能受專製者個人理性的限製，更不能受公眾輿論的限製，亦不能受曆史批判的限製:一旦無惡不作，則人民真隻有如詹姆斯一世所說的“向上帝禱告”了;這是多麼可怕的事?我們豈可以驅猛獸以食人呢?
所以，我們反對獨裁，是因為中國不能實行獨裁!我們反對專製，是因為中國不可實行專製!從而我們反對武力統一，是因為武力不能真正的統一，也是因為武力必產生獨裁，獨裁必轉變專製!
二十三，一，二十二，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