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至少三千年人治的國家，向來缺短奉公守法的習慣，向來於個人的權利義務鬧不清楚。至於所謂自由平等的真諦，則更說不上。以如是的國家，孫中山一下子把它改為民主，實際上隻輕輕地換了一個招牌，無怪乎有些人感到過去這二十二年空名共和的滑稽。(參八二號三頁)從前民主立憲之為人最欣羨的政治製度者，因當時經驗不夠，忽略了其中有人的問題，更忘了其中有必經的階段。戊戌政變如果成功了，也許過渡還快些也未可料。因為那時係統未壞，作事比較容易。現在土皇帝太多，兼之有些人妄講自由，亂談平等，真有點不好收拾。至於人民方麵，他們的意態，確如壽生先生所聞於村夫野老者。若輩曾歎息痛恨道:“這個命真革得糟!從前皇帝在的時候，那裏像這個樣子?就是長毛反的時候，也沒有現在這樣混亂呀!不曉得那一天，真命人主才登位喲!”(八十六號頁十)請問:這樣的人民，怎能行使創製權，複決權，罷免權，選舉權?請問:人民發出這般的怨言，又豈盡是他們之過?事實上，人民是不管事的，代表也真是不代表什麼人的。適之先生勸蔣先生不必過慮人民不要選舉代表，因為他們最不要納的租稅，然而他們也還是納租稅(八六號頁六)。誠然，但這種納法已經夠可憐了，夠勉強了。我們似乎不要它還好點。還有，蔣先生以為我們的國家仍舊是個朝代國家，不是個民族國家。一般人民的公忠是對個人或家庭或地方，不是對國家的(八十號頁五)。這個認識我認為也頗正確。胡先生道:“照廣義的說法，中國不能不說是早已形成的民族國家。”(八一號頁四)這個看法也許對，但至多是可以施於從前，現在則決定不是了。為什麼呢?組成民族國家的要素，據法國19世紀史家古浪日(Fus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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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lauges)說，不是種族，也不是語言，乃是共同的觀念，共同的利害，共同的情感，和共同的回憶與希望。因是人們乃願攜手偕行，乃願共同工作，乃願敵愾同仇，乃願為同胞而生，為同胞而死。持此以觀，第一，我們可以發現缺乏共同的觀念。適之先生說得好:“我所說的意態是指中國知識思想界的種種衝突矛盾的社會政治潮流。”(八五號頁五，再參閱大公報丁文江先生的“公共信仰與統一”)第二，我們可以發現缺乏共同的利害(事實上有，但人們不顧)與情感。這事吾不忍言，好在大家都明白。所僥幸者，尚有點共同的回憶和將來的希望罷了。這本來也怪不得，這有過去的和現在的國際環境與社會組織作背景。隻消一加分析，便絲毫也不稀奇。我相信:現在不少的中國人，還是被封建的思想支配著。他們的腦筋裏有家，有鄉，有省，有親戚朋友，有舅子老表，有私人關係，沒有國家。蔣先生說:“日本人費少許錢財，就能雇中國貧民來殺中國貧民，聘中國士大夫來對付其他的中國士大夫。這還算一個民族國家嗎?”(八三號頁三。)
民報裏的“思黃”說:“吾儕以為欲救中國，惟有興民權，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則先以開明專製，以為興民權改民主之預備。”這個主張，我們是讚同的，適之先生似是反對的。綜計適之先生反對專製的理由，有三個，吾人試一一敘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