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他不信中國今日有能專製的人，或能專製的黨，或能專製的階級。適之先生道:“專擅一個偌大的中國，領導四萬萬阿鬥，建設一個新的國家起來，這是非同小可的事。決不是一班沒有嚴格訓練的武人政客所能夢想成功的。今日的領袖，無論是那一黨那一派的健者，都可以說是我們的眼中人物;而我們無論如何寬恕，總看不出何處有一個夠格的諸葛亮，也看不出何處有十萬五萬受過現代教育與訓練的人才可以做我們專政的諸葛亮。”(八二號頁四)我們的看法，不幸稍有不同。惟其如此，惟其沒有五萬十萬的諸葛亮，亦惟其隻有四萬萬的阿鬥，所以需要專製。須注意:四萬萬的阿鬥是無法作主人翁的。他不會作，也不能作。但是，教導出一個兩個或幾個諸葛亮出來以率領一般風從草偃的人們，則比較容易，也比較快。許多人是可東可西的，須看率領者的人格如何，知識如何，誠意如何，毅力如何。所以，我們不愁無擁護的群眾，但愁無真正的領袖。這真正的領袖或像樣的領袖，是可以因時勢的要求而產生的。
(二)他不相信中國今日還有什麼大魔力的活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情緒與理智，使全國能站在某個領袖或某黨某階級的領導之下，造成一個新式專製的局麵。適之先生很悲觀地道:“中國這幾十年，排滿的口號過去了，護法的問題過去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過去了，甚至於‘抗日救國’的口號，也還隻夠引起一年多的熱心。那一個最真切，最明白的救國問題還不能團結一個當國的政黨，還不能團結一個分裂的國家，這是最可痛心的教訓。”誠然，但我們要稍加分析。排滿口號的過去是正常的，因事情已完了。在未達目的時，其魔力確曾魔動一世，鼓起風潮。試查清末那般人壯烈的犧牲便知非謬。護法問題的過去也是無怪的。它也曾掀起洪濤，轟傳一代，使當之者披靡。倒帝的標語，因為自己預備不充，且喊者本身就無多大誠意，甚至於他們就是寄蔭在帝國主義的字下者，所以民眾對之無多大信仰。抗日的口號亦然。總之，非沒有題目不能動人，乃是因提倡者缺乏真誠實意，更沒有毅力決心，以至弄壞。假如有，我相信:這個“老於世故的民族”，為他自己的生存起見，也會有看不破的時候。中國待做的事情還多著哩!至於將來這種活問題是什麼，以後再說。
(三)適之先生觀察近幾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覺到民主憲政隻是一種幼稚的政治製度，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這話我們就承認，但所需時間也太長，我們不能老等。為什麼不能老等呢?因為國際環境的鞭策太急了，我們勢不能不趕路。我們已經夠落伍了，不能不想法追上前頭。適之先生說:“我們小心翼翼地經過三五十年的民主憲政訓練之後，將來也許可以有發憤實行一種開明專製的機會。”若然，則黃帝子孫的前途，真可令人悲觀了。請問:這樣地從容不迫，怎能為當今的國際環境所容許?譬如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