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自己不趕快收拾，別人要來越俎代庖呀!況且到了民主憲政訓練成功時，開明的專製已無需了。專製並不是目的，隻是一個過渡的辦法。我們的意見，不幸與適之先生正相反。我們以為:民主憲政這種“最幼稚的政治學校”，最不適宜收容我們這種幼稚阿鬥。因為我們貿然鑽進去，鬧的笑話太多，毀壞的器具太不少，甚至於昏天黑地，可以把房子一齊燒掉!如果要免去這些荒唐，則必需有人嚴加管束。假如有人管教，那就變成訓政的時期了。(當然訓政要有像樣的人來訓，不成問題。)況且議會製度有名無實，大團體不是用思想的處所。英國第一流人材如赫胥黎之不願入議會，並非無由。胡先生之擁護議會政治，我相信，是從前的教育環境使然。至於蔣吳二先生，論雖似激，到是偏重實際。
本於以上的論證，所以我覺得:中國現代不專製不行。
既然這麼講了，怎樣又說專製也不行呢?在心理方麵，舊日的綱紀早已陵夷，係統早已破壞，譬如神聖已被褻瀆了，敬畏的情緒已化作煙雲了。當今之世，人人都是領袖，誰服從誰?人人都講自由，誰能管誰?中山先生說得好:個人的自由太多，則國家民族的便太少了。他最初提倡自由平等，後來見著流弊，終想法挽救。但鬼兒子已經放出了鬼門關，頗難於收得轉來了。這個苦頭，他自己就吃得不少。中國現代的讀書人，十有七八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所以要想做出一件事來，真不容易。試看一個團體的內容，便知分曉。因為太無紀律，其結果團體的辦不好，公共事業的消沉，洵理有固然，勢有必至。說起來也真痛心!以一般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留學生--萬分之一甚至若千萬分之一的大學生與留學生--然而開起會來，還沒有“民權初步”的常識，還常常鬧得一塌糊塗，以至於解體分崩，怎能說得上真正的共和國家啊?還有，有些中國人，曆來隻要駿骨，不要駿馬;隻崇拜死英雄，死聖賢，不要活物。這種壞習慣，一方麵是嫉妒心太重，一方麵是當地胡椒不辣，一方麵也由於沒有民族意識，不知向外與人競爭之故。日本人不然。他們有。西方人更有，因為他們曆來的國際環境不同，風俗習慣不同，因之所養成的心理也不一樣。日本是西方的大弟子，所以他也能團結，也能一致對外。中國?你休想!咱們是:“寧贈友邦，毋與家奴!”蔣先生說他能證明沒有一次內戰不被外人利用來作侵略的工具(八十號頁四)，這是何等令人痛心的一件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