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邵元節病死，死前推薦了同自己要好的道士陶仲文來代替自己。嘉靖皇帝馬上加封陶仲文為“忠孝秉一真人”，加禮部尚書銜，食一品俸祿，命他馬上進宮侍奉皇上。同時下詔封自己4歲的兒子為監國，自己則退居後宮專門體驗陶仲文的房中術和金丹。嘉靖對陶仲文的寵信已到了“見則與上同坐繡礅，君臣相迎送，必於門庭握手方別”的程度。有一次嘉靖皇帝出巡，陶仲文隨駕扈。路上他們一行人遇到了旋風，嘉靖皇帝馬上問陶仲文主何吉凶，陶仲文回答道：“宮中將會發生火災。”當天晚上行宮果然起火，嘉靖皇帝驚歎不已，認為陶仲文真的是神仙，又加封他為少師兼少保、少傅，位登三孤。從此以後，嘉靖皇帝每次舉行齋醮大禮，總要命文臣寫一篇禱告太上老君的文章，用朱筆寫在青藤紙上，名曰“青詞”。有一批官員投其所好，致力於撰寫做醮事用的青詞，因此獲得了提升。所謂青詞，沒有實在的內容，要求形式工整和文字華麗、吉祥。如：“洛水玄龜初獻瑞，陰數九，陽數九，九九八十一數，數通乎道，首合元始天尊，一誠有感；岐山丹鳳雙呈祥，雄鳴六，雌鳴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聞於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被視為其中的代表作。嘉靖從這之後完全沉浸在對道教的迷信中，不再理會朝政。
宣德雲紋銅熏爐
世宗迷信道教，開始還是因為道教的法術可以解決一些求雨、祈嗣的問題，但他後來迷信道教則是為了尋找長生不老之道。他特別崇信道教，寵用道士。道士們看準了他的心理，競相向他進獻一些邪方妖術，討取他的歡心。道士們建議世宗實行采陰補陽之道，其實是世宗既想長生，又不想節欲的借口。他根據邵元節、陶仲文等道士的理論，整日練習房中秘術並與處女交配，希望可以達到采陰補陽、延年益壽的目的。他還要道士們煉“先天丹鉛”，這種“丹鉛”，是用少女初潮的經血做原料。陶仲文還向皇帝推薦一種被稱為“元性純紅丹”的丹藥，據他說服下此藥以後就可以長生不老。嘉靖皇帝聽了信以為真，馬上派人去各地采集煉製丹藥的必備藥材。不過，這副藥的藥材易得，藥引卻難得。這“元性純紅丹”其實就是我們後來所說的“紅丸”，也被稱為紅鉛丸，隻是一種特殊的春藥而已，在服用後短時間內確實能夠使人覺得精力大增，氣血兩順。紅丸的製法非常特別，必須用處女首次月經來潮的經血來做藥引。把收集來的處女經血盛在金或銀的器皿中，加上半夜采集來的第一滴露水，再加入烏梅等各種藥物，連煮七次，使藥濃縮成黏稠狀態，這時再加進乳香、沒藥、辰砂、鬆脂等其他有凝固作用的東西，以火提煉，最後煉製成一粒粒的丹丸。這種藥還必須以晨起采得的露珠或是女子初為人母的乳汁調服才能奏效，許多宮女因此被摧殘致死。
晚年，嘉靖不滿足於已知的方術，派人巡行天下，遍訪名士，尋求長生不老之術，又有一大批騙子先後受到嘉靖的寵愛。百姓為了獲得封賞也紛紛獻書，豐城居民熊顯進獻《仙書》六十六冊，方士趙添壽、醫士申世文共獻“秘法”三十五種，還有人偽造了《諸品仙方》、《養老新書》等書，說是仙書，獻給皇帝。嘉靖一生迷信道教，最後也是因為服用紅丸仙丹過多，因鉛中毒而死，真可謂與道教生死與共了。
萬曆皇帝為什麼二十年不理朝政
《清仁宗實錄》中有這樣一句話：“明之亡，不亡於崇禎之失德，而亡於萬曆之怠惰。”“怠惰”二字點出了萬曆朝後期的特點。
萬曆皇帝，名朱翊鈞，明嘉靖帝之孫、隆慶帝第三子，明朝第十三位皇帝，年號萬曆，廟號神宗，在位四十八年。這四十八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初政時期、親政時期、怠政時期。在這三個時期中，初政時期由於有慈聖皇太後李氏、司禮監秉筆太監馮保、大學士首輔張居正三人配合，同心協力，萬曆皇帝還是大有建樹的。整個國家朝綱不紊，社會安定，經濟也得到發展。萬曆十二年，張居正去世之後，萬曆皇帝開始親政，他先采取非常手段，擺脫張居正、馮保和李太後的影響和控製，接著果斷地進行“三大征”，表現出一定的魄力和能力。但是在最後的二十年中，明神宗幾乎全麵停止了視朝，不理朝政了，這期間，他身居大內，貪圖酒色，不事祭祀，不見群臣，不批奏章，完全不治國政。
為什麼在統治的前半期非常勤政，而在後半期卻可以怠政到如此地步?探其緣由，並不偶然。
萬曆帝登基之時，是一個年僅10歲的孩子，正處於活潑好動任性的階段。然而作為一國之君，他卻受到了很多的限製。
一是其母慈聖皇太後李氏的限製。萬曆即位後至大婚前，慈聖皇太後一直與他同住在乾清宮中。李氏對兒子的要求十分嚴格，對他能否勤奮學習極為關懷，對兒子的不當行為也絕不姑息。
二是大伴馮保的牽製。當萬曆還是皇子的時候他就有一個提攜捧抱、兢兢業業照顧他的大伴——馮保。萬曆即位後，馮保做到了宦官的最高職位，即司禮監太監。他經常向慈聖皇太後報告宮內外包括皇帝本人的各種情況。所以當大伴做出了對皇帝不利的報告後，太後一怒之下，皇帝就會受到常規的處罰，有時竟達好幾個小時之久。
三是首輔張居正的約束。因為在萬曆即位之初，高拱自以為是先皇朝的元老重臣，且新皇年幼，故不將其放在眼裏，這引起了兩宮太後的忌憚。最後在張居正的幫助下將高拱除掉，維護了皇權。因此，張居正在兩宮太後以及小皇帝的心目中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們之間不僅是宰相和君主的關係，還是老師和學生的關係。萬曆帝稱張居正“元輔張少師先生”，待以師禮，張居正也盡心盡力輔佐教導小皇帝。《明史·張居正傳》記載說，張居正教導萬曆帝：“戒遊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聖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卻珍玩以端好尚，親萬機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這六條，把讀書、行政、做人、品德、健康、生活都提到了。就這樣在皇太後、大伴和張居正的監督和影響之下，萬曆帝初政時期非常勤政愛民，使國家出現了一片和平景象。明朝人史玄在其引《日京遺事》中寫北京當時的情況：道路無警守，狗不夜吠，中秋月明之夜，長安街上歌聲婉轉曼妙。
明長城磚
萬曆十二年，張居正故去，這成為萬曆朝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張居正在生前曾經為推行自己的主張，在朝廷中安插了很多自己的人，也得罪了很多的人。因此，他一死，朝廷中很多官員掀起了對張居正的清算風潮，紛紛上奏參劾他。在這一過程中，萬曆皇帝發現他一直尊敬的老師原來在很多方麵並不是像其標榜的那樣廉潔、正直，這使得他有種上當的感覺。所以在一波波的反張浪潮的衝擊下，在張居正去世兩年後，萬曆帝派人抄了他的家。
一起被清算的還有萬曆帝的大伴馮保。因為張居正生前與馮保的關係十分密切，很多政令的最後實施、官員的任命調動都是二人在背後進行推動。且馮保跟張居正一樣都聚斂了不少的財富。所以在這次運動中，朝臣們將馮保一起給參劾了，最終使萬曆帝將其驅逐出京。
從此，萬曆帝擺脫了他們二人的影響。而且自萬曆帝成婚後，慈聖皇太後也搬出了乾清宮，對他的管束已不似以前那般嚴厲。這樣皇權最終掌握在了萬曆帝自己的手中，他的所作所為不再像以前那樣受到嚴格的限製了，其性格中原有的任性、倔強，此後更加發展。這為其後來的怠政埋下了伏筆。
另外，萬曆帝親政以後，在12年的時間裏連著進行了“三大征”，平定了哮拜之亂、播州之亂，完成了援朝抗倭這三次重大的軍事勝利，史稱“三大征”，使萬曆皇帝頗有些誌得意滿，後來就逐漸怠於政事。
不過最終促使萬曆帝走向不理朝政道路的還是本朝的“國本之爭”。在萬曆帝的九嬪之中，他獨對當時的淑嬪鄭氏傾心。據說鄭氏之所以能夠贏得皇帝歡心，並不是具有閉月羞花的容貌，而在於她的聰明機智，意誌堅決，喜歡讀書，因此很符合皇帝情感上的需要。而且鄭氏憑著自己的機智和聰明，很快看清了萬曆帝雖然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但在實質上非常柔弱的事實。沒有人給他同情和保障，即使是皇太後也常常有意無意地將他看成是一具執行任務的機器，而忽視了他作為一個有血有肉、會傷感會衝動的人的需求。基於這種了解，在別的妃嬪對皇帝百依百順，而卻不能與其交心的情況下，鄭氏對其毫無顧忌，敢於挑逗和嘲笑皇帝，同時又能傾聽他的訴苦，為他增加信心。所以萬曆帝很珍惜這份感情，對鄭氏寵愛有加，封其為貴妃。鄭氏有一子，名朱常洵，為萬曆帝第三子。鄭氏一直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夠成為王朝的繼任者，為了滿足心愛女人的要求，萬曆帝決定廢掉長子朱常洛的太子之位。然而從古代流傳下來的嫡長子繼承製，讓大臣們不同意皇帝的做法，同萬曆帝之間出現了嚴重的爭執。而且皇太後也不同意皇帝的做法，特別是萬曆帝曾以太子常洛的母親是宮女，身份不高為借口要廢太子，遭到了皇太後的嚴責，說他也是宮女所生(萬曆的母親李氏原來也曾是宮女)。由於太子是王朝未來的君主，所以又被稱為“國本”，所以這一事件又被稱為“國本之爭”。因為立朱常洵的願望沒有實現，使自己的愛妃鬱鬱寡歡。而且張居正事件之後，萬曆帝明白了任何人都是具有遵守道德倫理的一麵，而又有自己的私心貪欲的一麵。既然他無法強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張，他就更不願意接受臣僚的意見，所以采取了漠然置之的態度，並以實際行動開始跟自己的大臣們做長久的對抗。臣僚們不讓他立常洵為太子，那麼他也不立常洛為太子，甚至不讓常洛舉行冠禮，以便接受翰林院的官……如此對峙雙方竟達十年之久。後來雖然迫於強大的壓力，不得不立常洛為太子，將常洵封為福王分封到河南，卻在他的心靈上留下了永久的傷痕。從此，萬曆帝依然是皇帝，但卻開始消極怠工。他的怠工主要表現在“六不做、六做”上。
“六不做”，即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也就是不親自郊祭天地，不親自祭祀宗廟、太廟，不上朝，不接見大臣，對大臣的奏章不做批示，不參加經筵講席。“六做”，即沉湎酒色，貪斂錢財，亂封濫贈，肆意揮霍，大興土木，胡作非為。
萬曆以報複的心態進行的怠政竟持續了二十年之久。他的怠政不僅使當時的國家出現了中樞癱瘓、財政枯竭、辯誣廢弛的弊病，而且也使明朝從此衰落下去。而在東北，建州女真的首領努爾哈赤已於萬曆十一年(公元1583年)起兵，創立八旗，建立後金，統一女真各部，綏服漠南蒙古，朝氣蓬勃，積極進取，並發布“七大恨”告天，開始向大明皇朝挑戰。
所以說明朝的滅亡始於萬曆朝並不為過。
史上最愛錢的萬曆皇帝
中國封建王朝幾千年，我們耳熟能詳的皇帝也有很多，他們有著各自的喜好和性格特點。更有意思的是，這些皇帝中也有著自己的癖好：有的愛美女，有的愛書法，有的愛詩歌，有的愛音律，甚至有的愛睡覺……明神宗朱翊鈞也有自己的愛好，他愛的是：錢。甚至他因此而成了中國曆史上出了名的愛錢皇帝。原因是他單純地喜歡收集金銀財寶，就像西方文學作品中的守財奴一樣，巴不得把全天下的財富都收入自己的囊中。
建文通寶
或許有人產生了這樣的疑惑：萬曆皇帝貴為天子，整個天下都是他的，天下財富任他取用，他為何還這樣愛錢？那是因為萬曆皇帝不是這麼想的，他一定要用實實在在的錢充滿自己的私人錢庫才覺得心安。為了達到斂財的目的，他無所不用其極，甚至是想出了許多荒唐的點子。他常常挖空心思，找出各種借口命令政府部門向他進貢錢財，然後就非常高興的存了起來。
如果他的任何一個妃子生女兒，戶部和光祿寺就必須向他獻上白銀十萬兩以示慶祝。公主出嫁，則要討取數十萬兩銀子作為嫁妝，那麼生皇子、皇子娶妻就要獻得更多。此外，他還大力提倡官吏們向他“進奉”，用這種秤稱鬥量的方式來表示忠心。誰進奉的錢多，就加以重用。官員、太監紛紛用這種進奉的方法討好皇帝。
要是官員們有人惹他生氣了，他最喜歡用的懲罰方式就是“罰俸”，也就是剝奪官員們的工資，這樣可以賺來一大筆錢，當然這隻是對罪行不重的官員們施行。若是罪刑嚴重的，就要使出他的另一個絕招——抄家。抄家的做法曆代都有，但不同的是，曆代封建王朝抄家後所得的財產都要“充公”，即登記造冊，成為國家的公共財產。萬曆皇帝的抄家卻是把全部所得歸自己所有。這種做法最早用於對付曾經竭盡全力輔助他的內閣首輔張居正和內監總管馮保。
張居正曾經也是明朝的一代忠臣，但是等他死後，有人彈劾他，萬曆皇帝趁機下令抄了張居正和馮保的家，從中得到了大量的錢財，為此他非常得意。於是從此這抄家的勢頭就變得一發不可收拾了。他還曾經私下裏得意的對身邊太監說：“用這個辦法撈錢簡直比從國庫中支取還容易。”
雖然，萬曆皇帝的做法有些荒謬，有些讓人哭笑不得，但是他也不是完全不近人情，官員們犯了罪，如果主動向他獻上金錢，他也就“寬宏大量”地放人一馬，但若是誰執迷不悟，那他放手名正言順的去抄家。
當時，有個太監叫張鯨，犯了欺君的大罪，按律當斬，由於他很機靈，及時向萬曆獻上了一大批金銀財寶，居然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但沒有被治罪，反而還升了官。有的朝臣針對這件事直接向皇帝上書說：“陛下以天子之尊而接受內臣賄賂，實在不成體統。”萬曆皇帝看到這樣的奏折，氣憤萬分，當然更有理由照抄不誤這位官員的家。
最後，很多官員無法忍受萬曆皇帝一次次的罰款抄家，幹脆辭官回家，以至於到萬曆末期，全國府縣有三分之二的地方官職位空缺，而且也沒有新的官員去上任。朝中的六部是國家實際上的最高行政機構，到後來也隻有三個部有尚書主事，國家的最高決策機構有一段時間隻有一個人在任上。皇帝也拒絕向這些空缺的職位派遣新的官員，因為這樣就可以節省下一大筆支出。這種辦法使國家機構幾乎陷於癱瘓，全國的官吏減少了一半以上。最後，萬曆皇帝竟然派大批太監充當“礦監”和“稅使”，大肆搜刮民脂民膏。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采榷之禍”。
這些“礦監”雖然說都是太監，但是他們凶狠無比，而且非常的苛刻。他們名義上是開礦增加稅收，但實際上根本不去勘探、開采，而是隨心所欲地指地為礦。被指中的人家災禍臨頭，隻有獻上金銀珠寶方能擺平，否則就被強拆房屋，掘地翻圃，甚至搶掠家產、侮辱婦女、胡亂殺人。有的太監確是為了借口找礦，挖墳掘墓，搜取陪葬品。這簡直是明火執仗，比強盜還凶狠貪婪。
有個叫陳奉的礦監，是萬曆礦監中最臭名昭著的一個，也是人們最痛恨的一個。他出使荊州和興國州，常借口巡視到處毆打官吏，搶劫行人，引起民憤。一次他在巡查途中被數千群眾圍打，逃回荊州後上疏皇上，誣陷當地官府煽動叛亂，萬曆也被他們蒙蔽了雙眼，也不加調查，就找人處理這事，繼續罷官抄家。
由於廣泛、大量的采礦，以致最後礦監遍布山西、山東、陝西、四川、雲南、福建、廣東、湖北等地，全國百姓深受其害。萬曆三十年(1602年)，萬曆皇帝竟然一病不起。當時，他又覺得自己來日不長了，應該為百姓做點兒好事、留個好名聲了。於是就立即下遺詔，停了礦稅。但是，誰也沒想到，幾個小時後他又奇跡般地活了過來。他睜開眼的第一件事就是趕緊派人去內閣收回遺詔，前前後後去了二十多撥人傳達皇上口諭，說礦稅萬萬不能停。結果，“采礦之禍”始終沒能廢除。這次，更是在百姓間引起了軒然大波，百姓憤憤不平罵這個昏君。
明熹宗為何如此沉迷於木工
很多人都羨慕中國古代的皇帝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力和享不盡的榮華富貴，但是，人們卻沒有看到他們為此也失去了享受平民生活的樂趣。而其實不是每個皇帝都是這樣，曆史總有例外，明熹宗就是這樣一位天子，他以九五之尊享受著普通百姓的生活趣味。那麼他是如何做的呢？
明熹宗是明光宗朱常洛的長子，明光宗去世後即位，年號天啟。熹宗即位時，已16歲，卻從來沒有出閣讀過書，更沒有治理國家的經驗。就是這樣一位皇帝，在位期間將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木工上，而將朝政交到了大宦官魏忠賢手裏，導致在他當皇帝的七年中，明朝的統治異常黑暗。而他沉醉於自己的生活，對此一無所知。
明熹宗對治理國家絲毫不感興趣，惟獨對製造木器有著極濃厚的興趣。他心靈手巧，刀鋸斧鑿之類的木匠活兒，他都親自操作過。並且他親手製造的漆器、床、梳匣等，都精巧絕倫。甚至做了很多年的木匠都比不上他。為此，他還非常驕傲。
明代天啟年間，工匠們所造的床，不但非常笨重，而且樣式普通，用料很多。明熹宗早就發現了這個情況，於是熹宗就自己琢磨設計圖樣，親手製作了一張床。這張床，床板可以折疊，攜帶移動都很方便，而床架上雕鏤的各種花紋又使得整個設計美觀大方，當時的工匠看了都十分驚訝：堂堂帝王居然也有如此精巧的手藝。
熹宗除了做家具有一套好手藝外，他還擅長用木材做小玩具，他做的小木人，男女老少各具神態，五官四肢的表情、動作亦惟妙惟肖。他曾派內監拿到市麵上去出售，人們都以重金購買，甚至有人要專門定製。
熹宗看到自己做的東西居然這麼受歡迎，非常高興，對木匠活兒更加有興趣了，往往幹到半夜也不休息。另外熹宗對漆工活也很在行，從配料到上漆，都很拿手。他做的木像男女不一，約高二尺，有雙臂但無腿足，每個小木人下麵的平底處安一卯眼，用長三尺多的竹板支撐著，均塗上五色油漆，竟然栩栩如生，看到的人無不為之讚歎。
明熹宗最得意的事情就是自己動手製作各種有趣的玩意兒，供自己和他人玩耍。他曾用大木頭鑿成一個長寬各一丈的方木池，裏麵注水七分，水內放有活魚、蟹蝦、萍藻之類，使這些東西浮在水麵上。再用凳子支起小方木池，周圍用紗圍成屏幕，竹板在圍屏下，遊移拽動，這樣就做成了水傀儡的戲台。然後在屏幕的後麵，命一藝人將他製作的小木人用竹片托浮水上，按照各種設定的情節進行操作，就演出了各種劇目。當時，人們看到這種罕見的東西都非常好奇，明熹宗更是為之得意。
當時宮中常演的劇目有《東方朔偷桃》、《三保太監下西洋》、《八仙過海》、《孫行者大鬧龍宮》等，均裝束新奇，扮演巧妙，活靈活現。這些劇目不僅看得熹宗如醉如癡，眾人也沉迷其中。每到冬季，西苑冰池封凍時熹宗便命一群太監隨他一起玩冰戲。他親自為自己設計了一個小拖床，床麵小巧玲瓏，僅容一人，塗上紅漆，上有一頂篷，周圍用紅綢緞為欄，前後都設有掛繩的小鉤，熹宗坐在拖床上，讓太監們拉引繩子，一部分人在上用繩牽引，一部分人在床前引導，一部分人在床後推行。就這樣兩麵用力，拖床行進速度極快，瞬息之間就可往返數裏。此外，他還曾用大缸盛滿水，水麵蓋上圓桶，在缸下鑽孔，通於桶底形成水噴，再放置許多小木球於噴水處，啟閉灌輸，水打木球，木球盤旋，久而不息，熹宗與妃嬪在一起觀賞喝彩。人們看了也覺得十分的新奇，不禁讚歎：“這個東西真是新奇，第一次見。”
熹宗還喜好另一個比較浩大的工程，就是蓋房屋，喜弄機巧，常常是房屋造成後，高興得手舞足蹈，反複欣賞，等高興勁兒過後，又立即毀掉，重新照新樣製作，從不感到厭倦。但是，他沒有意識到這樣做是多麼地勞民傷財。
熹宗剛剛即位的時候，東林黨勢力非常大，而且個個都非常地賢明公正。像楊漣、左光鬥、趙南星、高攀龍等許多正直之士都在朝中擔任重要職務，使得當時的吏治稍顯清明。由於楊漣等人在幫助熹宗即位時出了很大的力，因此，熹宗對這些東林黨人也是非常信任，言聽計從。然而，不久之後熹宗就在宦官魏忠賢和乳母客氏的引誘下完全沉迷於木工製作之中，早把本屬於他本分的治國平天下的任務拋到了腦後。結果使得整個朝政大事都落在了詭計多端的魏忠賢手裏。
盡管魏忠賢沒有讀過多少書，但卻是個非常善於鑽營之人。在進宮不久，他就與熹宗的乳母客氏勾結在一起了。客氏當時在後宮猶如光宗時的鄭貴妃一樣有著很大的勢力。因為朱由校的母親早逝，由奶媽客氏把他撫養長大，所以，他對客氏產生一種特殊的感情。客氏比熹宗大18歲，熹宗即位時16歲，客氏已34歲，客氏利用照顧熹宗生活的機會，竟與熹宗發生亂倫的不正當關係，熹宗即位後，封客氏為“奉聖夫人”。這在當時的朝廷裏，引起了人們極大的不滿。
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明熹宗冊立張氏為皇後，也聽從了大臣們的進諫把客氏遷出寢宮，但因離開客氏後，他時常是寢食不安，別人無法代替，結果又隻得召回客氏。而且對於客氏的話，熹宗幾乎是言聽計從，因此客氏倚仗皇帝為她撐腰，非常地囂張，目中無人，甚至還暗地裏操縱大權。
之後，客氏就找了魏忠賢並與之勾結。他們聯合起來，引誘熹宗整天玩樂，讓他沉迷於木工世界不能自拔，然後將政事的處理掌握於自己手中。也就在這個時候作為秉筆太監的魏忠賢常趁熹宗引繩削墨、興趣最濃時，拿上公文請熹宗批示，熹宗覺得影響了自己的興致，便隨口說道：“我已經知道了，你盡心照章辦理就是了。”說完，連奏章看都不看一眼。
明朝之前的規定是：凡廷臣奏本，必由皇帝禦筆親批；若是例行文書，由司禮監代擬批問，也必須寫上遵閣票字樣，或奉旨更改，用朱筆批，也就是所謂的批紅。熹宗潛心於製作木器房屋，便把上述公務一概交給了魏忠賢。那麼時常這樣下去，國家的各種政務的裁決全出自魏忠賢的手，對此群臣也曾發覺，但是即使反對也毫無辦法。
在內，魏忠賢把皇帝掌控了，對外，他與朝堂上的一些文臣敗類結成聯盟，利用掌管東廠之便，在全國範圍內殘酷地排擠正直的東林黨人，屠殺異己，加強對百姓的盤剝。最讓人覺得可恥的是魏忠賢還在全國範圍內為自己歌功頌德。結果天啟五六年間，誣殺了東林黨人楊漣、左光鬥、魏大中等，並毀天下東林講學書院。天啟六年，命顧秉謙等人修《三朝要典》，為魏忠賢等歌功頌德，且為魏忠賢修建了很多生祠。雖然當時有人心裏不從，但是卻不敢反對。
就這樣，百姓的景況越來越差，由於對百姓的殘酷盤剝，當時社會土地兼並劇烈，苛捐雜稅繁重，社會矛盾激化，民不聊生，並最終釀成了天啟七年的農民起義。而此時的熹宗對此還是無動於衷。
得意忘形的魏忠賢又趁機排斥異己，專權誤國，不僅加劇了明朝內部的矛盾，也使國家遭受著嚴重的邊患。當時山海關外，後金政權步步進逼。但在閹黨策劃下，熹宗又殺了能夠正確處理遼東事務的熊廷弼，使遼東戰局陷於重重危機。在這樣的情況下，大明王朝已經到了滅亡的邊緣。
但是可悲的是，就在整個大明王朝搖搖欲墜的時候，一手製造了客魏專政的熹宗皇帝還在後宮玩樂，他不聽先賢的教誨專心朝政，而是去學魯班、學喻皓、學李誡，整天與斧子、鋸子、刨子打交道，依然不把國家大事放在心上，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木匠、言過其實的皇帝。
崇禎為何一再加派餉銀
崇禎帝剛剛即位之際，也正是明朝內憂外患的時候。外有後金，咄咄逼人，內有反盜，撲而不滅。崇禎是一個銳意進取的皇帝，他先是果斷鏟除了魏忠賢閹黨集團，繼而重用袁崇煥，暫時穩定了遼東局勢，一定程度上遏製住了後金發展的勢頭，並且得到了暫時的安定。
對內，崇禎起用洪承疇打擊李自成、張獻忠農民起義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農民起義軍幾次被逼到了絕路。但是可惜的是，崇禎沒有能把握住這些機會，犯下了一係列的錯誤。對於內部的農民起義來說，先是“崇禎元年(1628年)，陝西大饑，流寇四起”，這時的造反被朝廷輕易鎮壓下去。到了“崇禎三年(1630年)，秦地所征曰新餉，曰均輸，曰間架，其目日增，吏因緣為奸，民大困”。兵部郎中李繼貞上奏說：“延民饑，將盡為盜，請以帑金十萬賑之。”
但是崇禎皇帝一意孤行，一個字也聽不進去。十萬賑災確實不多，但皇帝不聽，大臣也沒有任何辦法。於是“人相食”，流寇又起，這一回規模更加龐大，朝廷無數次征戰，也沒能把流寇斬盡殺絕。其實老百姓的要求並不高，如果不是被逼得活不下去，沒人願意冒風險造反，崇禎皇帝偏偏把自己的子民逼上絕路，而最終自己的路也走到了盡頭。
明皇帝密旨印璽
崇禎年間，一再加派餉銀，分別是“剿餉”、“練餉”，加上萬曆時候的“遼餉”，也就是當時的三餉。在崇禎十年(1637年)，為了剿匪，朝議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那麼這個軍餉怎麼來呢？
當時大臣們的建議有四個辦法，一是“因糧”，就是加派；二是“溢地”，就是核實土地，對於額外的土地加收賦稅；三是“事例”，就是要求有錢人家多出點兒錢；四是“驛傳”，通過削減郵驛開支，以二十萬充餉。對此崇禎皇帝說：“不集兵無以平寇，不增餉無以餉兵，勉從廷議，暫累吾民一年。”這就是明朝時代的“剿餉”。
崇禎十二年(1639年)，清兵突然襲擊中原，廷議各鎮練兵數至七十萬餘，於是又有“練餉”。當時崇禎金口玉言，說“剿餉”一年為期限，結果餉盡而寇未平，還多增加了一項“練餉”，實在是把明朝的老百姓當成冤大頭。“練餉”又增七百三十萬，“遼餉”在萬曆的時候為五百二十萬，崇禎年間又增加一百四十萬，後來的“剿餉”、“練餉”共計千萬。這樣，崇禎年間先後增賦一千六百七十萬，這還不是全部，在貪官汙吏的層層剝削下，實際老百姓要交的賦稅更是數倍於“三餉”。如果說“剿餉”尚且師出有名，那麼“練餉”就顯得過分可笑了。但是，處於下層的勞動人民，除了服從又無計可施。
當時，一年中隻是軍費開支就達到了二千萬兩，而萬曆初年全國歲出不過四百萬兩左右，在生產力下降、全國田地驟減的情況下，明朝政府還這麼貪得無厭，直接導致了明朝財政和經濟瀕於崩潰。苛政猛於虎，明朝政府統治下的中國已是民不聊生一片哀號和狼藉。
除此之外，當時民間流傳崇禎是重征，這也確實是實情。農民辛辛苦苦勞碌了一年，最後非但沒有任何的收獲，而且還要賠進去血本。到了這樣地步，天下也沒有人願意種田了，種田也是死路一條，就不如拚命了。崇禎就是這樣把老百姓逼上起義的道路的。
不久後，崇禎皇帝看到當時的形式，方才醒悟過來，但是事情已經無法挽回了，等到他下詔罷餉的時候，李自成已經兵臨城下了。而明朝政府耗盡國力，用“三餉”養出來剿賊的官兵是怎麼做的呢？
崇禎十四年(1641年)六月，大臣高鬥樞奉命駐守鄖陽。七月初，他從長沙動身，水路到達荊州，路經襄陽，八月初六進入鄖陽。一路數百裏的農田裏都長滿了蓬蒿，村落破敗，沒有人煙。他說，在他抵達鄖陽前的十幾天，左良玉率領的官軍路過此地，二三萬官兵一湧入城，城中沒有一家沒有兵的，而且這些兵燒殺搶奪無惡不作。
大軍離開之前，還將城裏所有人家清洗一空，高鬥樞在十多天後到達，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紳和百姓見到他，無不痛哭流涕，不恨賊而恨兵。左良玉的部隊在明朝官軍中並不是最壞的。他們燒殺搶掠，但是還能打仗，比那些見到百姓如狼似虎、見到清兵和土匪便逃跑的軍隊強多了。官軍搶劫百姓也是出於迫不得已。官府的稅費一征再征，仍然嚴重拖欠軍餉。士兵們被迫賣命打仗，卻又缺糧斷餉，搶劫起來自然顯得理直氣壯，絲毫也不覺得愧疚。
老百姓萬萬沒有想到，自己傾家蕩產供養出來的百萬官軍，居然是橫行天下的百萬豺狼餓虎，於是老百姓對崇禎的怨恨日深。與官軍的表現成對比的是農民軍的軍紀越來越好。公元1642夏秋，李自成和羅汝才每得一城，則改為派“賊”防守，嚴禁搶掠，以籠絡民心。在這種情形下，“平寇”根本不可能有效果。這也是明軍自己造成的嚴重後果。
就這樣，李自成很快攻破了北京，並且得到了皇帝的大量錢財，而且數量相當龐大。崇禎皇帝口口聲聲國庫的錢不夠用、要“加賦”，更口口聲聲“愛民如子”。其實他不過是和萬曆皇帝一樣，自己的錢舍不得拿出來。他采取的是竭澤而漁的賦稅政策。崇禎越是加賦，造反的農民就越多，造反的農民越多，崇禎就越要派兵鎮壓，而士兵的軍餉隻能通過加賦。到最後，這位剛愎自用的皇帝陷入了自己設計的陷阱之中無法自拔，為了國事弄得自己心力交瘁，結果卻加速了明朝的滅亡。或許到了最後他才意識到，怎樣做才是一位最為合格的皇帝，但是已經晚了，明朝早已名存實亡。
考究明朝的整個朝代，崇禎是個非常不幸的皇帝，他所接手的明朝原本就是一個爛攤子，誰遇上這個爛攤子都會束手無策。而崇禎又玩火自焚，其實也是迫不得已，在這個角度上，後人應該給予他一定的同情。但是也不能一味的原諒崇禎的不幸，因為他身為一朝皇帝，執政十七年，獨斷專行。那些無辜被他殺死的忠臣，在他統治下掙紮在死亡線上的老百姓，豈不是比他更不幸萬倍?明朝之滅亡和崇禎有著很大關聯，對此崇禎有無法推卸的責任。而明朝的大勢已去也確實是他一個人無法左右的，畢竟誰也無法改變曆史發展的規律。
崇禎為什麼死也不南遷
明朝末年，農民起義一浪高過一浪，朝廷上下一片歡呼，恨不得明朝早亡，這樣朱明王朝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內憂外患的危局使在位的崇禎皇帝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於是，他絞盡腦汁，想盡一切辦法挽救前輩的家業。
而此時清軍接連攻占了山東、河北的許多州縣；張獻忠一路沿湖北、湖南奪關占地，準備全麵占領四川；更嚴重的是李自成已西進潼關，占領西安，控製了西北，整頓兵馬要直取北京，大有稱王建國之勢，在這樣的形式之下國家社稷危在旦夕。
雖然形式非常嚴峻，但是假如此時崇禎皇帝權衡利弊，當機立斷，遷都南京，或許可以卷土重來，尚可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明朝也許不會這麼快就滅亡。但是崇禎皇帝卻遲遲猶豫不決，甚至坐以待斃，終於斷送了大明江山，自己也落得了個吊死煤山的可悲下場。但是，令人疑惑不解的是首先提出南遷之議的不是別人，正是崇禎皇帝本人，那麼他為什麼又遲遲不肯南遷呢？他是真的不想南遷嗎？
崇禎十七年正月初四，崇禎皇帝緊急召大學士及首輔大臣陳演、魏藻德、丘瑜等大臣到禦書房議事，討論兵部兵科給事中吳麟征、陝西總督餘應桂和薊遼總督王永吉三人提出的速調吳三桂入京勤王的三道緊急奏折。這本是一個拯救危亡的折中方略，雖然不得不因此放棄山海關，但能避免京城落入李自成之手。
但是，崇禎皇帝對此又很有疑慮，遲遲做不了決定。麵對外患，如果棄地守京，就會落下丟失國土的千古罪名；麵對內憂，坐以待斃，又會蒙受失政於寇的奇恥大辱。這個兩難選擇使他猶豫不決，因為在這危難時刻，他還一心想做名垂青史的聖君！真讓人啼笑皆非。
所以，朱由檢是不願意去承受這種失地失國的重大罪名的。於是，他把這個皮球踢給了這些大臣們，試圖讓大臣們正式提出建議，然後他再順水推舟做個表態，免得承擔責任。但是，他的如意算盤打錯了，這些長期生活在皇帝身邊的大臣們個個老奸巨猾，他們早都猜透了皇帝的想法，所以沒有人站出來替他背這個黑鍋。
崇禎眼見著從這些大臣們身上得不到什麼好處，也沒有人願意承擔他該承擔的責任，最後隻好決定：“等早朝的時候我們再議。”於是，在一天的早朝上，眾朝臣展開了唇槍舌劍的爭論，莫衷一是。一派主張棄地守京，另一派主張決不棄地，結果相持不下，不歡而散。那麼，主張決不放棄一寸國土的臣子們，真的是心口如一誓死報國的忠臣嗎？
其實並非如此，因為當時的內閣首輔大臣陳演就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他想：“如果自己當廷表態棄國土，日後就逃脫不了丟失國土的罪名。”他擔當不起這個責任，也不願意去承擔，所以他後來又不公開反對“棄地守京”，也是遵照崇禎皇帝的意願。他還想：說不定有朝一日秋後算賬，這個剛愎自用又心胸狹窄的皇帝為了開脫自己的罪責會找一個因棄地守京而丟失國土罪名的替罪羊，所以他陳演最好是明哲保身了。還不如順水推舟，皇帝說怎樣就怎樣呢。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這種滿腦子為個人打算的人把持朝政，再加上有著一個優柔寡斷、隻顧虛名的皇上，哪裏會定下萬全之策呢？
於是，退朝不久後，左中允李明睿求見崇禎，為崇禎獻上南遷的計策。這之前崇禎曾與周延儒秘密商議“南遷”，並叮囑不得泄露此消息。這時他卻改變了主意，反認為即使棄地也難保北京，大敵當前，應該效仿晉、宋南遷，以後再圖恢複北方，以緩目前之急。這種想法，在當時的情況下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這個消極的應對策略是當時確保朱明王朝的可行之策，崇禎心裏也是讚同的。但是，他有著太多的顧慮，認為南遷是丟棄宗廟社稷的大罪，比“棄地守京”更加可恥，他實在不願承擔這個千古罵名，於是，為了這個虛名，他寧可讓明朝敗亡，也不願意當個賣國皇帝。但是，他沒有想到，或許他這樣的決定恰恰正是落了個罵名。
之後，李自成農民軍勢如破竹，來勢洶洶，很快就攻克了寧武，明軍一敗塗地，京城已經岌岌可危，崇禎又連夜召諸大臣商議對策。這時，李明睿又奏請南遷。崇禎想：“如果沒人反對，我就南遷。”但是，想到這裏時，左都禦史李邦華竟提出：“皇上應該守京師，讓太子下江南。”崇禎見自己的如意算盤被打亂，就非常憤怒地說：“朕經營天下十幾年尚不能濟，他一個孩子能成就什麼大事呢？”
大臣們見皇帝龍顏大怒，一個個嚇得閉口不再說話，而事實上人人心裏都明白，皇帝自己本想南逃，卻硬要眾大臣說出來，純粹是為了死要麵子。他們又一想：“如果皇上南遷，一些大臣們便會留在京師輔佐太子，變成替死鬼；而那些隨駕南遷的人，一旦京師失守，說不定也會因力主南遷而替人受過，這實在是個兩麵不討好的苦差事。還是保持沉默的好。”
大臣早就知道了崇禎的想法，所以個個沉默不語。崇禎卻不知眾人心裏想些什麼。見無人表態，還連連催促群臣想對策。結果群臣議來議去，還是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到了最後，也隻是下了個“入京勤王”的聖旨，等待各路大軍來京護駕。可是，結果呢？
崇禎自縊處
沒過幾天，勤王的軍隊沒到，告急奏折卻像雪片一樣飛來，如再猶豫那麼大事可就不好了。李明睿又來緊急求見，力勸崇禎南遷。崇禎皇帝當然想馬上南遷，可是他又總盼望著大臣都一致讚成南遷，都來哭求時再半推半就地答應下來，這樣雖然仍是不免“棄京南逃”之名，但總還能營造出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情景，使人對他這個皇帝的被動無奈深表同情。因此，在形勢已經萬分危急的關頭，他仍然固執地抱著一線希望，興許這一次大臣們會眾口一詞地奏請他南遷，再等等也不遲。
但是他又錯了，大臣們來朝見他時，都仍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依然保持著沉默，誰也不肯開口。正在僵持的時候，又有前方信使來報：“保定失陷了!”這一下，南遷的路被從中掐斷，南遷的事也就化為泡影了，局勢已無可挽回，農民軍占領北京已成定局。崇禎追悔莫及，也隻好等死。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領農民起義軍攻入北京城，崇禎皇帝已經無路可逃，依然為了保持他的終節，在紫禁城後的煤山上自縊殉國，就這樣統治中國兩百多年的明王朝徹底敗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