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當了淳安知縣後，抱著“知縣知一縣之事。一民不安其生，一事不得其理，皆知縣之責”、“浮沉取名，竊取官爵，非知縣也”的決心，對淳安進行了大規模治理。他首先懲治那裏的不法之徒。
那時的縣官很多都是貪贓枉法之徒，審判案件時，隻要誰賄賂的錢財多，誰就有理，造成了很多冤假錯案。自從海瑞來到淳安，把過去的積壓案件都查得清清楚楚，老百姓都說淳安來了個“海青天”。
此外，在知縣任上，海瑞的生活極為簡樸，完全不同於當時官場上鋪張浪費的官員。明朝的俸祿在曆代各朝中算是比較低的，官員們因為俸祿遠遠不夠支付日常用度，想方設法從百姓身上撈取錢財。海瑞卻堅決不多取一分一毫，而是安於貧寒。他從來不接受別人的禮物，也從未置過一畝土地。身為縣太爺，仍舊身穿著青衫布袍，吃的也是粗茶淡飯，甚至家裏吃的蔬菜都是自家仆人種的。有一年他的母親過生日，家裏沒錢了，就向朋友借了些錢，到市場買了二斤肉，別的就什麼都沒有了。
海瑞痛恨惡霸豪強，同情人民疾苦，勇於向那些剝奪農民土地的土豪劣紳進行鬥爭。當時的浙江總督胡宗憲，是海瑞的頂頭上司，一向對海瑞不錯，經常當眾稱讚他。胡宗憲本人卻行為不端，借著有當朝宰相嚴嵩做靠山，魚肉百姓，敲詐勒索，做盡了壞事。他的兒子也不是什麼好人，平日隻知道為非作歹，尋歡作樂。
有一次，胡宗憲的兒子帶著一幫人路過淳安，住在縣衙的官驛裏。他料想海瑞一定會花費大筆金錢，費盡心力地招待他。可是海瑞剛剛來到淳安時就立下規矩，不管是哪裏來的達官貴人，一律不準搞特殊招待。胡宗憲的兒子正等待縣太爺來款待他呢，誰知驛差端上來的竟然是普通飯菜，縣太爺也沒有出麵，頓時惱羞成怒，一下子就把飯菜給掀了，命令隨從把送飯的差役綁起來毒打了一頓。
聽到官差的報告，海瑞想了好一會兒，終於想出一個對付胡公子的辦法。他鎮定地對差役說：“總督一向為政清廉，吩咐各縣招待過往官吏不得鋪張浪費。現在來的這個人要吃要喝，態度蠻橫，一定是個冒牌貨。我可不能讓一個不知從哪裏來的無賴壞了大人的清譽，一定得重重懲辦這個奸徒。”
海瑞立刻帶著差役趕到驛館，把胡宗憲的兒子和他的隨從統統抓了起來，帶回縣衙審訊。任憑胡公子如何張牙舞爪、暴跳如雷，海瑞一口咬定他是假冒公子，將他行囊裏的銀子全部搜出來充公，又狠狠地教訓了他一頓，才攆出縣境。等胡公子回到杭州向父親哭訴的時候，海瑞的報告也已經送到巡撫衙門，說有人冒充公子，還非法吊打驛差。胡宗憲一聽，明知道自己的兒子吃了大虧，又怕這件事傳揚出去會失了自己的體麵，隻好打落門牙往肚子裏咽了。
過了不久，京城裏的一位禦史來到浙江視察。這位禦史也是靠著嚴嵩的勢力，一路上到處敲詐勒索，鬧得地方官吏都怕他到來。這位禦史卻又偏要裝出一副清廉的樣子，預先通知各地官員，說是接待不準鋪張浪費。海瑞也接到了這位禦史的通知，他看透了禦史虛偽醜惡的嘴臉，立即提筆寫了一封信給禦史說：“接到大人的通知，要求我們招待從簡。可是大人在各地都是大擺宴席，享用山珍海味，我們實在難以適從。如果按照您的通知辦，就怕怠慢了您；如果像別的地方一樣辦，又怕違背了大人的一番心意。請大人明示，我們究竟應該怎麼辦呢?”
禦史看了這封信，氣得七竅生煙。他一向聽說海瑞剛直，不畏權貴，又聽說胡宗憲的兒子最近剛剛吃了大虧，就改變主意，不去淳安了。回到京城以後，這位禦史懷恨海瑞，指使手下編造罪名，彈劾海瑞，盡管海瑞的政績很好，還是被降為興國知縣。海瑞在興國任知縣一年有餘，後來很快因功被薦，應召入京。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海瑞任戶部主事時，看到邊境不寧，嘉靖皇帝崇信道教，一意修仙，大興土木，勞民傷財。剛愎自用，喜歡阿諛逢迎，拒絕廷臣勸諫，以致國事日非，民不聊生，怨聲載道。皇帝還大建宮觀寺院，修道煉丹，一心隻想成仙，不顧百姓死活。
於是海瑞為民請命，寫了一道《治安疏》上奏嘉靖皇帝。在這份奏疏中海瑞直言指斥皇帝昏庸無道，要求皇帝整治朝綱，被後人稱為《直言天下第一疏》。此疏一出，震驚朝野，極大地觸怒了嘉靖皇帝。
但是海瑞在上這份奏疏之前就知道一定會觸怒嘉靖，弄不好要掉腦袋，早早就買好了棺材，告別妻子兒女，遣散僮仆，並托人一旦出事就幫他料理後事，然後從容赴朝。海瑞的奏疏處處擊中嘉靖皇帝的痛處，虛偽的嘉靖頓時大怒，將奏疏扔出好遠，命令錦衣衛趕快把海瑞抓起來，不要讓他逃跑了，最終以“罵主毀君，悖道不臣”之罪，下旨將海瑞捕入獄中，打了六十大板，又轉到刑部大牢等待處置。
結果嘉靖皇帝當年就死了，隆慶皇帝即位以後大赦天下，海瑞獲釋並複官為戶部主事，後來被任命為應天府巡撫。他仍然打擊豪強，愛民如子，大力減輕人民負擔，還親自帶領百姓修築了吳淞江水利工程，為民造福。
海瑞一生為官清廉，兩袖清風。據說在他臨死的前三天，發現兵部送給他應得的柴火錢多了七兩銀子，還立即讓人送回去。他死後，同僚們在清點他的遺物時，發現全部家財隻有當月應得的一點薪俸，連辦喪事也是同事們湊錢辦的。當裝著海瑞靈柩的船在江上行駛時，兩岸的百姓都自動穿孝來哭送他，送行的隊伍長達百裏。一直到今天，海瑞在人民心目中仍然是清正廉明的象征。
袁崇煥為何要殺毛文龍
毛文龍是明朝著名的武將。他年輕時窮困潦倒，學麻衣相術，以替人測字看相謀生，後浪跡江湖，來到山海關外邊塞，度過二十多年的軍中生活。
毛文龍於天啟元年(1621年)被友人引薦給遼東巡撫，成為標下遊擊。後金(清)攻陷遼陽，他從海道遁回，乘虛占據鴨綠江邊的鎮江堡小島，升任副總兵，隨後晉升為總兵。皮島也稱東江，地理位置居於遼東、朝鮮、山東登萊二州的中間，號稱孔道。
在後金窺視遼東的形勢下，這個地區對於明朝極具戰略價值。毛文龍登島後，披荊斬棘，籌備器用，召集流民，通行商賈，南貨綢布，北貨參貂，掛號抽稅，不到幾年，皮島就稱為東江雄鎮。
天啟三年(1623年)，毛文龍率部將張盤等攻下金州，命張盤駐守金州，自己仍退回皮島，互為掎角之勢。由於此戰告捷，朝廷晉升毛文龍為左都督掛將軍印，確認並擴大他總鎮皮島的軍事權。當時朝廷上下都以為毛文龍在海外有牽製努爾哈赤軍隊的功勞，天啟皇帝在諭旨中多次稱讚他。
崇禎皇帝即位後，因毛文龍的獨特地位與作用，繼承天啟對他的優容方針。朝廷中有一些大臣認為毛文龍擁兵跋扈，千方百計對他加以掣肘。毛文龍對於自己勢處孤立，動遭掣肘，向皇帝表示不滿，崇禎皇帝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勸慰他。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崇禎並不讚成對毛文龍進行壓製，而主張對遠在海外孤軍奮戰的毛文龍采取特殊政策，以激勵其奮勇報國之心，在這一點上崇禎的想法還是正確的。
可是，崇禎元年(1628年)新任督師薊遼兼登萊天津軍務的袁崇煥卻不這樣看問題。袁崇煥以欽差大臣出鎮行邊督師，毛文龍毫無疑問在他的節製之下。他早就聽說毛文龍在海外多年，勢如割據，不受節製。在離京前，他與內閣輔臣錢龍錫談到平定遼東事宜時，明確主張“先從東江做起”，所采取的基本態度是：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殺之。
所以，袁崇煥首先在經濟來源上卡住毛文龍，迫使他就範。這一舉措不僅控製了毛文龍糧餉裝備的供給渠道，而且切斷了海上貿易的命脈，給了毛文龍致命一擊。為此，毛文龍向皇帝申訴。崇禎皇帝對此沒有表態，因為他有他的難處。當他任命袁崇煥為督師時，已經授予他尚方寶劍，可以全權處置薊遼及登萊天津一切事宜，當然包括東江在內。
當時，毛文龍見皇上沒有表態，於是就再上一疏，傾訴他孤撐海外的苦衷。毛文龍似乎已經預感到將要發生的禍變，對皇上說：“諸臣獨計除臣，不計除奴，輕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於同室。”這其實也是他對袁崇煥此番督師的總體評價。
崇禎皇帝沒有辦法，從中隻好充當和事佬，因為他已經承諾隻要袁崇煥實現“五年複遼”的大計，一切可以便宜從事，朝廷不加掣肘。他隻得淡淡地答複毛文龍，軍中一切事宜，當從長商榷。這位明朝的末代皇帝無論如何沒有料到，時隔不久毛文龍就身首異處，再也無法“從長商榷”了。事情又是怎樣的呢？
因為，當時的袁崇煥要殺毛文龍早已成為定局，他先前所說“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殺之”，前半句不過是一個幌子，他曾在皇帝麵前誇下五年複遼的海口，手持尚方寶劍，統攬遼東軍事大權，不能容忍出現那種“經撫不利”的互相掣肘現象。他要求朝廷撤銷遼東巡撫與登萊巡撫兩個建製，對於一向不聽節製的毛文龍當然不能坐視不管，任其所為。
但是，毛文龍不僅有一支獨立的武裝，而且深受皇帝信賴，除了用尚方寶劍先斬後奏，別無他法。進士出身的袁崇煥畢竟比行伍出身的毛文龍工於心計，督師的官銜和權力也使他處於主動地位，對付毛文龍可是綽綽有餘。
此後，袁崇煥用計謀逮捕了毛文龍，當眾宣布毛文龍十二條當斬的罪刑，將毛文龍斬於帳前。威震遼東的總兵沒有死在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的手下，而死在督師欽差的尚方寶劍之下，對於毛文龍而言是悲劇性的結局，對於袁崇煥而言是悲劇開端。
袁崇煥改編了毛文龍的軍隊後，為毛文龍舉行了祭禮，在他的靈柩前拜祭說：“昨日斬爾，乃朝廷大法，今日祭爾，乃我輩私情。”後來袁崇煥寫了洋洋數千言的奏疏——《薊遼督師袁崇煥題本》，在列舉毛文龍的罪狀及處斬的全過程之後，向皇上流露出惶恐的心情。
要知道，在當時，大敵當前，未經請示竟然擅殺一名大帥，此事非同小可，所以他要“戰懼惶悚之至”，“席槁待罪”了。崇禎皇帝知道這事後大為震驚，考慮到毛文龍既然已死，目前正要倚重袁崇煥收複遼東，不得不改變先前對毛文龍的優容態度，支持袁崇煥。
但是，我們可以反過來想想，這一事件的處置對於崇禎皇帝而言，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他已把遼事全盤托付給了袁崇煥，由他全權處理，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隻要求袁崇煥能實現五年複遼的諾言，在此前提下，一切都可以聽任他便宜行事。對於袁崇煥而言，殺毛文龍確是大錯特錯，於己於國都沒有任何的好處。
令人遺憾的是，恢複遼東的軍事行動還沒有開始，明朝內部卻首先“同室操戈”，削去自己的右臂，無異於把自己逼上了絕路。如果不能實觀五年複遼的承諾，那麼隻有一死。臨敵斬帥乃兵家大忌，內部窩裏鬥的結果隻有使敵人變得更為主動。而當時的毛文龍的存在毫無疑問對後金是一大威懾力量，是他們南下進關騷擾的後顧之憂，有著不可忽視的戰略意義。因而，他的死也為敵人提供了一個很大便利。
當時，毛文龍和他所管轄的地區在牽製後金軍隊方麵具有戰略作用。後金方麵早就把毛文龍視為眼中釘，對他軟硬兼施，但征討與招降都沒有收到什麼效果。皇太極無法做到的事，袁崇煥幫他做到了，這是令敵人感到非常高興的事情。
由此看來，毛文龍被殺的直接後果，就是幾個月後發生的“己巳之變”，所以後金軍隊突破長城邊關兵臨北京城下。這一事件也證明了，毛文龍的牽製作用一旦解除，後金就可以肆無忌憚地長驅南下了。
這件事剛過了不久，毛文龍的部將孔有德、耿仲明等在登州發動政變，幾乎所向披靡，釀成山東大亂，繼而孔、耿率部投降皇太極，成為南下攻伐的一支相當有殺傷力的武裝。當然，孔、耿的叛變責任自負，但袁崇煥殺毛文龍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為淵驅魚的消極作用。這足以令袁崇煥和崇禎皇帝後悔一陣子了。
左光鬥為何被迫害致死
左光鬥(1575～1625年) 字遺直，號浮丘。明桐城人（今樅陽橫埠鄉忠毅村人）。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他考中進士，被朝廷授予中書舍人的官職，不久就提拔為禦史，負責巡視監察首都百官，開始了他的漫漫仕途。
左光鬥少年時的家境並不好，兄弟九人，全靠其父親左出穎一人維持生計，常以粥度日，因此深知民間疾苦。他當官後，非常重視農業。天啟元年(1621年)，他負責直隸的屯田事務，親自考察全境，目睹直隸田野中田地的荒涼景象，憂心如焚，寫了《足餉無過屯田，屯田無過水利疏》的奏章，提出北方應當仿效南方，興修水利，種植水稻，並製訂浚川、疏渠、引流、設壩、建閘、設陂、築塘等14條具體方案。實施時，他親自到田野中督促官吏教導百姓如何種植，並且招募南方農民到北方教耕種。他又向朝廷啟奏：今後朝廷考核官吏政績，應當側重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方麵。如果荒廢農田，即使其他方麵可觀，也隻能列為下等。由於他的倡導和躬親力行，使荒無人煙的不毛之地變成米糧之倉。
明末政治十分腐敗，買賣官爵十分普遍，因而就有人趁機造假的官符印信，以詐騙錢財。從而形成以吏部為主的造假集團，危害極大。左光鬥上任後第一件事就是打掉這個造假窩點，當場搜出假的官印七十餘枚，逮捕假官一百餘人，造假集團的幕後主使金鼎臣也被抓獲處死。此事一出，朝野震動，貪贓枉法之輩一見左光鬥就嚇得直哆嗦。
在一個風雪嚴寒的古寺中，左光鬥與年輕的史可法結下了師生情誼。那天，天上飄起了大雪，左光鬥在官署裏喝了幾盅酒，忽然起了遊興。他帶著幾個隨從，騎著馬到郊外去踏雪。他們走著走著，見到一座古寺。他們都累了，想休息一下，左光鬥推開虛掩的寺門，進了古寺，隻見左邊走廊邊的小房間裏，有個書生伏在桌上睡著了，桌上還放著幾卷文稿。左光鬥走近前去，拿起桌上的文稿細細看了起來。那文稿不但字跡清秀，而且文辭精彩，左光鬥看了不禁暗暗讚賞。他見在這麼嚴寒的天氣裏，那書生穿得單薄，就毫不猶豫地把自己身上披的那件貂皮披風解下來，輕輕地蓋在書生身上。左光鬥退出門外，把門掩上，打發隨從到寺裏和尚那裏去打聽，才知道那書生名叫史可法，是新到京城來應考的。左光鬥把這個名字暗暗記住。
到了考試那天，左光鬥發現史可法也在考生之中，文章寫得很不錯，於是當場把史可法評為第一名。考試以後，左光鬥在他的官府接見史可法，勉勵了一番，又把他介紹給了家人。他當著左夫人的麵誇獎說：“我家幾個孩子都沒有才能。將來繼承我的事業，全靠這個小夥子了。”左光鬥和史可法建立了親密的師生關係，史可法家裏貧窮，左光鬥要他住進官府，親自指點他讀書。
明熹宗年間，政治異常昏暗，大宦官魏忠賢把持朝政，他殘酷迫害不肯依附他的正直官員。首先站出來的是左光鬥的好朋友、同為東林黨領袖的楊漣。楊漣擬奏章曆數魏忠賢二十四條罪狀，左光鬥積極響應上疏，列出了魏忠賢的三十二條死罪。兩人正氣凜然，義正辭嚴，在朝廷內引起了巨大震動。一批正義之士紛紛響應，一時間嚴懲魏忠賢的呼聲響起。
楊漣和左光鬥的上書的確把魏忠賢嚇住了。因為他們上書中所列舉的魏忠賢的罪狀件件屬實，假若皇上真的生氣了，後果對魏忠賢來說是不堪設想。魏忠賢決定直接找皇帝，找到了皇帝後，他跪在地上向明熹宗哭訴說：外庭有人想要整治他，給他羅織了許多罪狀，全是無中生有。他一心為國、一心為了皇上才得罪了這些人，這些人攻擊他，實際上是想限製皇上。昏庸的朱由校還沒讀那份奏章，不知道奏章說的是什麼。朱由校的乳母客氏又在旁邊說魏忠賢如何清正廉潔，外庭的大臣故意跟他過不去，是因為魏忠賢公正廉明，他們做不了弊，才危言聳聽，給魏忠賢安了這麼多罪名。
愚昧昏庸的朱由校隻知道魏忠賢萬事順從，竭盡全力陪他玩，對朝中事務根本不了解，因此也就說不出什麼，也不願意讀那份奏章，就揮手讓他下去。明熹宗對楊漣大加申斥，說他“捕風捉影，門戶之見，大膽妄言”。魏忠賢順利地渡過這一難關後，明白了別看東林黨人聲勢浩大，其實不掌握實權，很容易對付。
在他的暗示下，他的黨徒誣陷楊漣和左光鬥。楊漣和左光鬥先後被逮捕入獄。左光鬥在桐城被捕時，家鄉父老頭頂明鏡，手端清水，抱著他的馬頭嚎啕大哭，聲震四野，即使是奉命去逮捕他的捕快也不禁落下了淚水。
左光鬥被捕以後，史可法急得不知怎麼辦才好。他每天從早到晚在牢門外轉來轉去，希望有機會探望老師。閹黨把左光鬥看管得很嚴密，不讓人探望。
左光鬥入牢之後，還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麼罪。在過堂的時候，才知道是被誣陷受賄。他對楊漣說：“他們這是存心要殺我們。他們殺我們有兩個辦法，一是趁我們不服，亂棍將我們打死；另外是暗殺我們，說我們暴病獄中。如果在審問我們的時候，我們先承認受賄，在移交法司的時候再翻供，還有一絲機會。”
可是，在他們承認自己受賄後，卻由於平時太過清廉，根本拿不出贓銀，由此就得到了更加殘酷的拷打，這樣日複一日，左光鬥已經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聽說左光鬥被折磨得快要死了，史可法不顧自己的危險，拿了五十兩銀子去向獄卒苦苦哀求，隻求見老師最後一麵。獄卒終於被史可法的誠意感動了，想辦法給史可法一個探監的機會。
史可法找到左光鬥的牢房後，隻見左光鬥遍體鱗傷，臉已經被燒得認不清，左腿腐爛得露出骨頭來。史可法見了，一陣心酸，走近前去，跪了下來，抱住左光鬥的腿，不斷地抽泣。左光鬥雖然滿臉是傷，睜不開眼，但是他從哭泣聲裏聽出史可法來了。他舉起手，用盡力氣撥開眼皮，憤怒的眼光像要噴出火來。他罵著說：“蠢才!這是什麼地方，你還來這裏幹什麼?國家的事糟到這步田地。我已經完了，你還不顧死活地跑進來，萬一被他們發現，將來的事靠誰幹?”
可史可法還是抽泣著沒完。左光鬥狠狠地說：“再不走，我現在就幹脆收拾了你，省得奸人動手。”說著，他真的摸起身邊的鐐銬，做出要砸過來的樣子。史可法不敢再說話，隻好忍住悲痛，從牢裏退了出來。過了幾天，左光鬥和楊漣等終於被魏忠賢殺害。史可法花了一筆錢買通獄卒，把左光鬥的屍體埋葬了。
左光鬥死後，他的哥哥左光霽被株連致死，左光鬥的母親因為思念兒子，長期流淚，憂鬱而死。崇禎帝即位後，懲辦了魏忠賢，左光鬥冤案得以昭雪平反，追贈為太子少保，諡號為“忠毅”。為表彰左光鬥一生業績，後人建“左忠毅公祠”來永遠懷念他。
李自成下落之謎
明朝末年，政治腐敗，經濟崩潰。陝西人李自成扯起農民起義的大旗，順應天時民心，推翻明朝統治，建立了大順朝。可後來吳三桂帶領清軍入了山海關，殺進了北京城。李自成便節節敗退，轉戰河南、陝西、湖北、湖南，最後竟莫名其妙地失蹤了。人們對他的下落一直十分關心，屢屢追查，但一直至今仍是一個未能解開的謎團。
不過，綜合而言流行的大致有兩種：“九宮山被難說”和“夾山終老說”。
闖王李自成
關於李自成“九宮山被難”一說，《明史》、《小腆紀年》、《南疆逸史》以及同治朝的《通山縣誌》、嘉慶朝的《湖北通誌》也都讚成此說。據清修《明史》記載：“自成走延寧、蒲圻至通城，竄於九宮山。秋九月，自成留李過守寨，自率二十騎掠食山中，為村民所困，不能脫，遂縊死。或曰村民方築堡，見賊少，爭前擊之，人馬俱陷泥淖中，自成腦中箭死，剝其衣，得龍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驚，謂為自成也。時我兵遣識自成者驗屍，朽莫辨，獲自成兩從父偽趙侯、偽襄陽侯，及自成妻妾二人，金印一。”這一說法主要是根據阿濟格向清廷的奏報和南明兵部尚書何騰蛟給唐王的奏報。阿濟格在奏報中寫道：“反兵逃竄至九宮山中，我軍隨後搜遍全山，不見李自成，李自成身邊的隨從共20人，被困，自縊而死。派遣一見過李自成者，前往辨認，但屍體已腐爛，不能夠看清，是生是死，繼續追查。”何騰蛟所寫的奏報說：“在九宮山已將李自成斬首，首級不慎丟失。”但是不論是追擊李自成的清軍主帥，還是對李自成恨之入骨的南明王朝，當時對李自成都是生沒見人，死沒見屍。因此“九宮山被殺”一說便飽受質疑。
早在順治十五年，《明史》成書以前，穀應泰做《明史紀事本末》，就有李自成“奔死湖南黔陽羅公山”的記載，加上《明史》所載前麵有個“或曰”，後麵有個“朽莫辨”，後世對李自成的死地就有爭論了。而乾隆年間，《明史》刊行不久，湖南澧州知府何璘就曾著文反對《明史》的記載，認為那隻是李自成“設疑代斃，以為緩追脫身之計”。而確認李自成遁跡佛門，老死夾山靈泉寺。他經過實地考察，詢問當地老人，認為李自成在九宮山並未死去，在製造死去的假象擺脫了清軍的追捕後，到達了湖南的澧州。但在從湖北至湖南澧州的過程中，大多數的部下見闖王大勢已去，便紛紛另謀生路。於是到安福縣境內，闖王甩開隨從十餘人，單獨來到夾山靈泉寺削發為僧，成了夾山靈泉寺的祖師“奉天大和尚”，法號“奉天玉”，於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死於靈泉寺中。何璘斷定李自成於九宮山沒有被難，而在靈泉寺終老的根據有以下幾個方麵。
一、根據“奉天大和尚”的法號“奉天玉”來推測。“奉天”二字古為皇帝所用，一般人不敢妄用。而李自成在起義的時候曾經稱自己為“奉天倡議大元帥”。且“王”字加一點成“玉”，可見“奉天玉”，實際上隱寓了自己曾經是“奉天王”之義。二、何璘親自見到了曾伺候過奉天玉和尚的老僧，據老僧講，奉天玉和尚在順治初年來到靈泉寺，說話帶有陝西口音。且寺內收藏的奉天玉和尚的畫像，與《明史》記載相符。三、根據當時留在澧州的起義軍餘部一直沒有推舉新的首領，何璘認為這也是由於李自成還健在的緣故。何璘認為大順軍盤據澧境六七年，沒有另推一個統一指揮的首領，是李自成尚在夾山無恙的佐證。另外，何璘還在寺中見到了“奉天大和尚”的墓碑，碑上有言“不知何氏子”、“門徒已數千”。他認為所謂“不知何氏子”實際上是為李自成諱言，以防暴露身份。而“門徒已數千”實際上就是李自成殘留下來的數千部下。根據這些現象之間的聯係，何璘便斷言，奉天大和尚就是李自成無疑，寺內奉天大和尚的舍利塔才是李自成真正的墓穴。
“夾山終老說”一出，為很多人所接受。清末民初著名學者章太炎讚同“夾山說”。據言他也到澧州進行過實地考察，還考察出李自成夾山隱居時，曾做詩百首來讚賞梅花，即《梅花百韻》，並搜集到其中的五首作為駁斥“九宮山說”的依據。此外一些出土的文物也成為“夾山說”最具權威性的證據。在澧州發現建有奉天玉和尚的墓地並有骨灰壇出土，20世紀50年代在奉天玉斷碑上發現有“子門徒已數千指中興”等句，完全是一派將領的豪言壯語。重修夾山寺時，又發現刻有《梅花百韻》詩的殘版，上麵殘留九首詩歌；同時還發掘到“永昌通寶”銅幣(永昌是李自成大順政權的年號)，刻有“永昌元年”字樣的竹製扇骨、銅製熏爐等。並且奉天玉和尚墓出土的符碑上麵，刻有四句四言偈語，十分接近於李自成的家鄉米脂的傳統隨葬符碑，其中有三句和在米脂地區出土的一塊符碑上的三句完全相同，這與石門的傳統發葬的習俗有明顯區別。另外，奉天玉和尚有一弟子，法號“野拂”，他就是李自成的侄子李過，野拂所撰的碑文為何的說法提供了有力證據。
關於“夾山終老說”似乎是李自成真正的歸宿，但是此說也受到一部分人的質疑。首先他們對於何璘所說的“奉天玉”即是“奉天王”進行了分析。說“奉天”是古代帝王所用之說，反對者認為“奉”字有承、信、遵等許多意思，“奉天”取尊天或信奉上天的意思有何不可?如此解釋作為一個大和尚的名字是非常正常的。而和尚以玉自名也不奇怪，用玉字取名的亦多得很，為什麼非要說是王字加一點呢？所以將“奉天玉”說成是“奉天王”是非常牽強的。
其次，他們認為墓碑上“不知何氏子”是為李自成諱言，也是講不通的。因為和尚是“出家人”，不講姓氏，這在我國佛教史上是很常見的。許多名僧，都是不留姓氏的，如人們熟悉的蘇東坡的好友佛印和尚、袁子才《隨園詩話》裏寫的饕餮和尚、《白蛇傳》金山寺裏的法海和尚以及朱元璋尊敬的梵琦、忽必烈禮重的印簡等大和尚，都是“不知何氏子”。所以也不能說碑文所言“不知何氏子”就是為李自成的遁跡隱姓諱言。再次，根據大順軍盤據澧境六七年沒有另推一個統率的首領，是李自成在夾山無恙的佐證。反對者認為，是不是沒有另推一個統率的首領，很難說。因為那是一支農民起義軍的殘部，即使有，也不會像起兵的時候那樣有名氣，為人們所周知。
此外，目前還有一種說法是：李自成兵敗後，在叔父李斌和堂兄弟李自盛的掩護下，隱居在甘肅省榆中縣青城鎮，而且死後埋在了青城鎮黃河邊的龍頭堡子。
兵敗後的李自成到底所歸何處，目前並沒有統一的看法。或許多年以後根據新的發現，我們可以對這位農民起義運動史上偉大的領導人的最終結局有個明確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