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明神宗因為有人批評他唯好酒色財貨，暴跳如雷，大怒不止，從此章奏留中不發。
萬曆十八年二月，再罷日講，“自後講筵遂永絕”。缺官嚴重而不補，也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的。
萬曆十九年十月，京營武官鬧事，直衝入長安門。舉朝驚駭，人心不安。是時，明神宗也不得不承認這樣嚴峻的現實：“近年以來，人各有心，眾思為政以致國是紛紛，朝綱陵替，大臣解體，爭欲乞身，國無其人，誰與共理。內治不舉，外患漸生，四夷交侵。”可惜他非但不吸取教訓，反而越走越遠，繼續大逞酒色之樂。萬曆二十年正月，禦史馮從吾奏言：陛下郊廟不親，朝講不禦，章奏不發，而“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真是“內治不舉，外患漸生”。同年二月，寧夏致仕副總兵官哱拜起兵反叛；五月，日本發動侵朝戰爭；其時西南又發生播州楊應龍之亂。明神宗被迫令軍三路出征，史稱“萬曆三大征”。西征、東征、南征，曆時十餘年，喪師數十萬，耗銀千萬兩；兵連禍結，國庫空虛，百姓遭難。明神宗本人至此也徹底完成了由勤變懶的過程，昔日“少年天子”的氣派與風采，已經不複存在。代之而來的是，成年累月深居九重，一味發脾氣整人、嗜酒、戀色、貪財。
閻崇年評價明神宗時，用了“六做”、“六不做”概括。
“六不做”，即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
不郊。就是不親自郊祭天地。不廟。就是不親自祭祀宗廟、太廟。不朝。就是不上朝。不見。就是不接見大臣。不批。就是對大臣的奏章不做批示。不講。就是不參加經筵講席。經筵，是為皇帝專設的講席，由大學士、翰林院侍講學士等擔任主講，並同皇帝切磋經史，也是君臣共同探討治國理念與治策的場所。
“六做”：
第一，沉湎酒色。
第二，貪斂錢財萬曆帝派礦監、稅監到全國各地去搜刮，“明珠、異寶、文毳、錦綺山積，贏羨億萬計”（《明史？諸王五》）。這些錢財不入戶部的國庫，而歸入內帑，就是皇帝的私庫。
第三，亂封濫贈。萬曆帝自己的皇莊占地210萬畝，賜給他弟弟潞王翊鏐400萬畝田，賜給他兒子福王常洵200萬畝田。沒有田了，就將周圍郡縣的土地劃過來。他們父子、兄弟三家占地810萬畝，而萬曆六年，全國的田地是5.1億畝，他們三家占全國總田地數的6.3％。
第四，肆意揮霍。《明史？食貨誌》記載：鄭貴妃生子賞銀15萬兩、過生日賞銀20萬兩，潞王就國賞銀30萬兩，福王結婚用銀30萬兩、建洛陽府邸用銀28萬兩，營建定陵用銀800萬兩，皇子冊封等用銀1200萬兩、采辦珠寶等用銀2400萬兩。而萬曆初年，年國庫收入才隻有400萬兩。
第五，大興土木。
第六，胡作非為。有的書說他愛“吸大煙”，有的書說他玩“孌童”。據說當時宮中有“十俊”，就是十個聰明俊秀的小太監，“給事禦前，或承恩與上同起臥”。
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奮發圖強，中間十年由勤變懶，最後近三十年“萬事不理”。他的主要特征，是貪酒、貪色、貪財而又貪權，始終“魁柄獨持”，可謂操權有術，從這一點說，他不是一個庸人之輩。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樣的雄才大略。他即位於十六世紀七十年代初，終於十七世紀二十年代。當時，正是整個世界處於翻天覆地的大變動時期。中國封建社會也已經發展到晚期，“天崩地裂”，新的生產關係開始萌芽，生產力有了巨大發展，也同樣處於由古代社會向著近代社會轉型的劇變前夜。在這個曆史的大變動中，由於幾千年中國封建製度的頑症根深蒂固，加上他沉溺酒色、財貨的心理病態，非但未能使中國跟上世界新潮流，迎來新時代的曙光，相反在他的手裏把明朝推向絕境，加快了其終結的曆史進程。“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