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月的草原，還有點冷。
在呼倫貝爾的一間屋子裏，我彎著腰，置身在一群孩子中間。他們來自草原深處，都是少數民族。我已經問過他們的年齡，在五歲到十三歲之間。
把他們拉到我眼前的是王紀言先生。他六歲之前也是在呼倫貝爾度過的。現在他是個大忙人，成天穿梭般地往來於世界各大都市之間，但是，不管走到哪裏，隻要聽到一兩句有關草原的歌聲依稀飄過，他就會驟然停步，目光炯炯地四處搜尋。他說，有關童年的其他記憶全都模糊了，剩下的就是一些斷斷續續的歌聲。
人人都有童年，每個童年都有歌聲。但是，大多數童年的歌聲過於微弱，又容易被密集的街市和匆忙的腳步擠碎。值得羨慕的是蒙古草原，隻有它的歌總是舒展得那麼曠遠而浩蕩，能把遊子的一生都裹卷在裏邊。
我有很多學生，來自草原又回到了草原，因此我有幸一次次獲得奇特的體驗。有一年冬天，這些學生和他們的朋友們彙集在北京，占滿了一家餐廳的每一張桌子，我坐在他們中間。才歡敘幾句，一個學生的喉頭不經意地吐出了一句低低的長調，刹那間，整個餐廳就變成了一個此起彼伏、回蕩渦旋的歌詠交響，我左顧右盼，目不睱接，最後隻得閉起眼睛，承蒙著一個巨大音響的籠罩。這種籠罩與置身於一般的歌詠會中全然不同，因為籠罩四周的已不是一句句具體的歌聲，而是一種憂鬱、低沉而又綿遠的氣壓。
這樣的場合我後來又多次遇到。未必是學生，也未必有那麼多人，隻要是與出生在蒙古草原的朋友們坐在一起，不必很久，歌聲總會慢慢響起。
唱到最後，他們都會加一首歌，是由席慕容作詞、烏蘭托嘎作曲的《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我相信，這是席慕容女士寫那首短詩時沒有預料到的。她在詩中告訴人們，父母親即使把家庭帶到了天涯海角，也會把描摹家鄉作為教育孩子的第一課。結果，她隻是在詩中輕輕地喊一句“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把茫茫一片大地都感動了。
能夠讓一個成年人自稱“孩子”的可能是很難找到的，席慕容找到了，因此也讓一大批人找到了。
今天，王紀言先生就是以“孩子”的身份回到呼倫貝爾，來尋找今天埋藏在草原深處的其他孩子的。他帶來了自己的女兒，女兒像席慕容女士一樣來尋找父親的童年。他們父女倆不必講很多話，這兒的朋友一聽就懂，幫著尋找。席慕容女士聞訊，也從台北淡水的山坡上出發，七拐八彎地趕來了。
誰都知道，這種尋找既屬於個人，又不屬於個人。
二
眼前這些孩子大多來自僻遠地區的少數民族。
“家中沒有牛羊，有一頂蒙古包，父母給別人家放羊……”孩子們在輕聲回答詢問。
他們在幾個大人的幫助下剛剛組成了一個合唱團，開口一唱就震驚四座。我剛剛聽完，便對孩子們結結巴巴地重複著一句話。這句話他們現在一定都聽不明白，但明知他們聽不明白我還要重複，隻因為此時此刻心中隻有這句話。
我說的是：“你們正在做一件真正的大事、非常大的大事……”
什麼是我所說的“大事”？那就是在文化藝術界越來越陷於假、大、空的華麗套路時，用童聲提醒一小部分人，文化藝術的基座是什麼，極致是什麼。
由於毛病已經不輕，因此，這種提醒也就是救助。那一雙雙軟軟的小手，誰都想拉起它們做點什麼事；但一上手就發現，它們的力量更大，正要拉著大批成人拔離泥沼。
你看，現在我正抓著一雙小手。對，就是他，臉龐清瘦、頭發淩亂的鄂溫克族男孩子巴特爾道爾吉，剛才穿著一雙小馬靴走出隊列站定，緩慢的步子立即引起了全場肅靜。他輕輕地閉上眼睛，又輕輕地張開了嘴，一種悠長的聲調隨即綿延而出。
茫茫大地無聲無息，
心中的母親在祈禱上蒼。
她正為我向上蒼獻奶，
她正遙望著遠方的遠方。
我的母親，
她在遠方……
聲音一起，這個孩子立即失去了年齡。幾百年馬背上的思念和憂傷頃刻充溢屋宇，屋宇的四壁不見了，千裏草原上最稚嫩和最蒼老的聲音都在共鳴。
在場的成年人都深受感動。我打聽了，這個孩子完全不識五線譜和簡譜，他隻是在繁忙的父母嘴邊撿拾到一些歌聲罷了，竟然能快速地連貫成自己最初的音樂生命。站在我身邊的國際著名鋼琴家劉詩昆先生輕聲告訴我，他的音準無懈可擊。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讓人吃驚的事情不斷在孩子們中發生。兩個月前這裏路過一個蒙古國的歌手，看到孩子們在唱歌，便送給孩子們一份描寫森林裏各種禽鳥生態的複雜歌譜，才教唱了兩遍就匆忙回國了。歌譜放在老師那裏，卻不知怎麼丟失了，大家沒法再學，深感可惜。沒想到站出來一個十二歲的小女孩，巴爾虎蒙古族的阿木日其其格，她說自己在跟唱兩遍的時候已經能夠全部背唱，請老師拿出紙筆記錄。老師驚奇地記錄著。後來歌譜的原稿找到了，一作對比，居然一字不差、一音不差。
這又是怎麼回事？
不僅是唱歌，連舞蹈也是如此。這些剛剛集合在一起的孩子顯然沒有受過任何舞蹈訓練，但是，他們的動作卻展現出一種天然的韻律和節奏。有一個名叫娜日格樂的布裏亞特蒙古族小女孩，才九歲，一舉手一投足都滲透著公主般的高貴和嫻靜，讓我們這些走遍世界各地的大人們都非常奇怪。她的風度與她的經曆基本沒有關係，那麼，她的風度就隻能來自於她的經曆之前，或經曆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