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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魯迅對自己定位為是翻譯者、書寫者和編輯者，他沒有任何政治上的野心。可是需要他出麵的時候，也會出席。他就覺得用自己的影響力可以做一點事。因為知識分子是要承擔社會責任的。但日本占領東三省要侵占北平時，北京知識分子有個宣言。魯迅在宣言上沒找到周作人的簽名。然後他跟周建人說，這個時候老二是應該出來簽個名的。這不能用做秀或者私人的野心來理解。如果魯迅有政治野心，他早就跑到廟堂裏麵占個山頭了。
我個人認為，魯迅對政黨政治是有所提防的。1921年，陳獨秀到上海組織中國共產黨的時候，他未置可否，既不反對也沒有肯定。即便是在中國社會最複雜的時候，他都不加入黨派。有人說他早期參加過同盟會，那是有爭論的。在國民黨革命未成功之前，參加那些活動也有可能。
三聯生活周刊：魯迅並不熱衷政黨政治，但他和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重要人物瞿秋白關係密切，原因是什麼？
孫鬱：魯迅與瞿秋白是一見如故的。魯迅很喜歡瞿秋白身上的文人氣質——純粹、單純、有才華，藝術鑒賞能力高。當時瞿秋白在黨內失勢，失意的時候文人的本性就表露出來，這讓魯迅很欣賞。魯迅認為這些富有理想的人搞革命，是可以改變中國麵貌的。
另一方麵，更吸引魯迅的是，瞿秋白對俄國的了解。這一點往往被忽視。魯迅不懂俄語，但當時魯迅特別想要了解俄國。瞿秋白就給他描述了一個自己眼中的俄國，這個對魯迅影響特別大。瞿秋白對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波羅留波夫都很了解，對馬克思恩格斯重要的文章也很熟，他還去過俄羅斯，見過列寧。對魯迅來講，這是很有誘惑力，也可借此彌補自己知識的不足。瞿秋白把這一塊完全呈現出來了。
魯迅與瞿秋白的關係，既有典型的文人之間相互欣賞的因素，又摻雜了革命的熱情。我們對此應更深入地研究。
三聯生活周刊：如何理解魯迅的革命的熱情？
孫鬱：魯迅不會在戰場上衝鋒陷陣，但他是精神界的戰士，他欣賞革命。
他認為俄國那種知識分子——從十二月黨人一直到他所翻譯的這些“同路人”作家——這些人是俄國的希望，他們改變了俄國的命運。瞿秋白這些人也是中國的希望。他在蕭紅、馮雪峰和胡風身上都看到了中國人身上好的特征。他們出身草根，但有情懷，有創造性，文字又好。
魯迅認為這些人要比周作人、胡適等更有出息。他覺得象牙塔裏的士大夫、紳士們沒有變革中國的力量，歐美留洋回來的學者們也多是不行。這些人雖然很重要，但是沒有創造性。中國的革命需要有創造性的人。如同魯迅對木刻藝術的欣賞，他扶植的一些木刻家的作品都很有力量感，陳丹青後來評價那是血液裏流淌出來的生命力，體現了魯迅對生活、藝術、人生的感受。雖然粗糙但是有張力，讓人怦然心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