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韋托暴亂發生後，溫妮在青年學生中的知名度有了很大的提高。1977—1979年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溫妮已經成為繼祖魯領袖蓋夏曼·布特萊奇之後最有影響力的政治活動家。為了削弱溫妮在南非黑人中間的影響力，白人政府決定將她驅逐出約翰內斯堡。
1977年5月，溫妮和自己16歲的女兒津齊被流放到奧蘭治自由邦的一個叫布蘭德福特的小鎮上。曼德拉聽到這個消息後，感到非常氣憤，他在給津齊的信中寫道：“我簡直不敢相信。你的媽媽幾乎失去了一切。在那裏，也許除了做些家務活、農活或者去給別人洗衣服之外，她也找不到什麼別的工作了，她將永遠在貧困中掙紮。”
布蘭德福特是一個典型的阿非裏卡人的小鎮，當地隻有大約2000名白人，其他的都是黑人。此地非常貧困落後，沒有衛生間、沒有取暖措施、沒有自來水。鎮子上的人都說索托語，溫妮卻聽不懂這種語言。
溫妮將自己的房子稱為“我的牢房”，房子周圍都是建築工人傾倒的垃圾，臭氣熏天。據溫妮回憶說，對津齊來說，這段經曆堪稱一場噩夢：“對於一個16歲的小女孩來說，這是很難忍受的。作為一個母親，感到最難受的是：自己為之奮鬥的事業影響了自己最親的人。這次致命的打擊所留下的傷痕永遠無法愈合。我變得比以前更加憤世嫉俗了。”
更加讓溫妮難以忍受的是，當地警察24小時嚴密監控著她，周圍的鄰居被警告不要與她接近。有一次，溫妮不過是同鄰居說了幾句話，有一名男子想要賣雞給她，最後卻差點讓她因為參加集會罪被起訴。溫妮對《紐約時報》說：“你們見過在哪個國家，雞的價格也能成為法庭證據嗎？”
不過，溫妮的適應能力很強，她很快就重拾了鬥爭的勇氣，並和當地的居民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我闖進了阿非裏卡人的王國，置身在這些人中間，我成了黑人運動的化身。我走進那些黑人從來沒有進過的商店裏；我穿過警察局那道專門供白人行走的大門；在郵局，我站在隻供白人使用的櫃台前……有時候，警察局裏擠滿了農場主。我一出現，他們就馬上給我讓路。這不是因為他們有多麼尊敬我，而是因為他們想讓我快點離開。
在超市裏，總有一些身材高挑、說南非荷蘭語的女顧客。她們一見到我，就馬上跑到超市外麵等著，一直等到我買完東西才回去。在以前，黑人是不能進超市的，但經過我這麼一帶頭，黑人也到超市來了。後來，我常常故意在超市逗留一兩個小時，雖然我要買的也許隻是一塊肥皂。看到那些白人婦女在外麵等我，我感到很開心。
在布蘭德福特，溫妮建立了許多公共組織和機構，比如日托所、衛生站、自助小組、裁縫班、診所等。隨著越來越多的記者和外交官的來訪，各種捐款也越來越多，這些機構的日常開銷得以維持。
1977年，在羅本島的曼德拉收到一個好消息，他和溫妮的大女兒澤妮將要和斯威士蘭國王索布紮二世的第58個兒子姆茲·達拉明尼結婚。澤妮和達拉明尼是在沃特福德學校認識的，當時的達拉明尼是一個金融家，兩人相熟並迅速相戀。
曼德拉把這門婚事視作斯威士蘭王子與滕布公主之間的王室聯姻。他專門請自己的律師喬治·比佐斯去打聽達拉明尼對澤妮的心意，並讓他轉告達拉明尼，他將要迎娶的是一位公主。
成為斯威士蘭的王妃後，澤妮就擁有了外交特權，可以隨時去監獄裏探望父親。結婚後不久，他就帶著自己的丈夫和6個月大的孩子去探望曼德拉。澤妮入獄這麼多年來，曼德拉終於第一次擁抱了自己的女兒。澤妮回憶說：“父親那天緊緊地抱著我，足足有兩分鍾，後來還是被獄警粗暴地打斷了。然後，他又開始擁抱我的丈夫達拉明尼，還有他的外孫女。父親將6個月大的外孫女抱在懷裏足足有6分鍾，之後，他低下頭來看著孩子的小臉蛋，對我們說：‘你們知道嗎，這是我25年來第一次抱小孩。’”
那天，曼德拉還告訴澤妮夫婦：“你們一定要答應我給孩子取名紮茲韋，這樣我才能安心。”他讓自己的老朋友、73歲的海倫·約瑟夫當孩子的教母；91歲的前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莫羅卡當孩子的教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