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早期的美國媒體普遍卷入黨派之爭，但它們在宣傳“天定命運”說(Manifest
Destiny)、鼓動民眾進取精神方麵卻有著驚人的一致性。在當時的美國報刊上，諸如“使大陸落後民族獲得新生”、“隻有一個偉大的民族才能勝任這項大業”之類的話語遍布其間。在報紙上，最有影響的是《民主評論》(Democratic
Review)和《紐約早晨新聞》(The
New
York
Morning
News)的創辦人之一約翰?L?奧沙利文(John
LOSullivan)所提出的關於“天定命運”的觀點。在許多相似的場合，新聞媒體都為那些尋求擴張的人充當工具，甚至在一些時候，新聞媒體還成為了戰爭的推動者。在1898年的美西戰爭中，《紐約新聞報》的出版商威廉?赫斯特(
William
Randolph
Hearst)公然宣稱是他一手造成了(對西班牙的)戰爭，而這還被視為新聞媒體所起到的獨立作用。
便士報(penny
paper，又稱美分報)的興起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19世紀30年代，由《紐約太陽報》(The
New
York
Sun)帶頭，美國報界掀起了一場“便士報”運動，即報紙以低廉的價格(1美分，此前是6美分)和吸引人的內容去爭取大量的讀者，使報紙完成了向大眾化、通俗化的飛躍。從此，價格低廉、以大眾為讀者對象的報刊大量出版印行。“便士報”的火爆除了售價低廉外，還因為在內容上麵向社會中下層，以廣大平民百姓為主要讀者對象，盡量迎合大眾口味，突出人情味、離奇性，隻要是大眾喜愛看的就可以成為報道內容;在立場上，標榜“超黨派”，強調獨立性。便士報的實質就是買報人不再需要支付報紙的全部成本，報社通過這一方式改變了以前隻有富人才買得起報紙的狀況，使報紙成了當時最大的信息傳播媒介，為後來的報紙廣告業打下了堅實基礎，這也是報紙獲取最大利潤率的關鍵。
便士報的一個曆史貢獻是，將大眾作為讀者對象，將更多的民眾吸引到公眾事務中來，激發了“公民意識”。《閱讀成為生活必需》
的作者、曆史學家威廉?吉爾摩曾實地對一些地方民眾的閱讀習慣進行了長期的考察，結果發現，報紙和其他出版物極大地鼓勵了民眾對公眾生活的參與。而事實上，正是這種參與給了媒體更多的活力和影響力，也使越來越多的商家感到有利可圖，進而向媒體投放廣告及進行其他方式的合作。看上去，報紙通過賣報賺的錢少了，但讀者卻成倍增加，廣告更是撲麵而來。當然了，便宜不是便士報的唯一“法寶”，作為《紐約太陽報》最大的競爭對手，詹姆斯?貝內特(James
Bennet)創辦的《紐約先驅報》(The
Herald)除了地方新聞和社會新聞外，還增加了較多的經濟、金融和社交新聞，其風趣活潑的風格，設立專欄的做法，都成為現代新聞的榜樣。這些創新也使其得以迅速壯大，1846年，《紐約先驅報》最先向歐洲發行海外版;19世紀60年代該報的發行量達到6萬份，超過了《紐約太陽報》，成為當時美國最大的報紙。
便士報成功的關鍵，是降低了讀報的“門檻”，將廣大平民培養成為忠實的受眾。而正如梅爾文?德弗勒(Melvin
Defleur)和埃弗雷特?丹尼斯(Everette
Dennis)所言，“真正的大眾傳播媒介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與權貴對社會政治控製的衰落和平民權力的提高是同時發生的。”值得一提的是，便士報興起的時期，正是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1829-1837年在任)時代，而傑克遜是以平民總統著稱的。從話語權的角度看，便士報的興起可謂是三方共贏的事情:傑克遜擴大了群眾基礎，平民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話語權，媒體擁有了更廣泛的受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