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有這麼一句話——工作是美麗的。
可對你而言，工作還是抗拒性的，一種充實、有分量也有責任的工作，好像一道厚實的帷幕，抗拒著你的人生回眸，你沒有餘暇，在跋涉了千山萬水之後，像一位觀眾似地坐下來，以沉靜而又蘊藉的目光，去一一撫摸那帷幕後的坎坷。
工作還像一把澄亮的銅鎖，鎖在悄悄地沉在你腦海某處的一個黑匣子上。你以為昔日那個嚴酷的年代投在你精神上的陰影，隨著那個年代的消亡也早已消失，可這陰影隻不過去廠黑匣子裏“冬眠”，隻要一摘掉工作這把鎖，它便會悠悠地盤旋出一圈圈的黑霧來，分裂了的形形色色形象與幻象的斷片，將會在你的眼前飄然而至；
工作又如一個強大的製動閘，抗拒著你生理過程的自然衰老，你必須跟著它前進，它打在你生理過程之上的一股反作用力，很可能激活你，隨它去適應種種對一位望七之年的老人來說已經不容易的秩序。衰老，與其是說一種生理過程，不如說是漸感被工作日愈拋棄的一種心理過程……
於是，自1988年退休後，越是往後來，父親，你越是觸到了自己一生的悲劇性。
在中國飽經憂患的20世紀，作為一名知識分子，你的理想並不高遠，你隻想做一個大學教授，教書也著書，以蔡樞衡先生為榜樣，為從來隻有**氣息桎梏的中國廟堂和從來遍布宗法關係藤蔓的中國大地，在導引現代法製精神的熱風與活水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憑你的學養與操守，看你在解放前的履曆，你能夠做好一個大學教授。解放後，在可以讓你做教授的那些歲月裏，你依然治學嚴謹，誨人不倦，一派長者風範……
但你自北京大學來，自西南聯大來，自一批爝火者的光芒映射著思想長河的方舟上來，你不會對良知裝聾作啞。
今天回陣這一切的時候，自己到底在教授的聖職——學術的積累與發展上，留下了多少東西呢？
當年在看了蔡先生所寫的《中國刑法學》、《刑事訴訟法學》、《中國法理自覺的發展》等大著後，如登層樓，長風鼓蕩，心潮迭湧，你也決意要以動態的觀點來構建一個刑法學體係，如今這個體係在哪裏呢？
你的生命被消耗在等待之中，太久、太久了，你等待摘帽，等待“解放”，等待改正，等待回城，等待喧囂過去又等待清冷過去，等待孩子回到身邊又等待孩子各自成家立業……
等待，於你已經沒有多少希望的曙色，它們紛之遝來，像粗蠣的黃沙、慘白的石灰，在你的臉上、身上急遽地泄下，你在一口灰漿池裏被攪拌著，被腐蝕著，被消耗著，等待於你像是世界的末日。當你終於無須等待了，你的思想和意誌都像旗幟一樣，可以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裏的時候，生命力卻已是不破獸縞的強弩之末……
父親，你在1957年以前寫的那些文章，你自己都不提及了。在你晚年裏，在《法學研究》、《爭鳴》、《江西社會科學》和本校學報上，你發表了十餘篇有關刑法學方麵的論文，它們加起來，可能還編不了一本書。我已將它們與你保存下來的《檢查與交代》、《自我批判》、《認罪書》作過比較，在數量上，兩者的文字幾乎不相上下；在內容上，前者多停留於單篇每個學術觀點的闡述，有的雖投人了一種總體把握的眼光，但一定是既受篇幅所限也為精力所限，似乎還缺乏結構的空間感與相應的深度開掘，這自然是行外話；可看後者，幾乎誰來誰都不會看走眼，你拚盡氣力，將自己打倒在恥辱的泥淖裏，為的是強調某種反動立場的自然延續。你蓬頭垢麵，在自己的心房裏窮追猛打，挖地三尺，為的是表明自己世界觀的全麵、深刻的嬪變。你用一種扭曲了的真誠，首先蒙蔽自己，似乎自己真的罪孽深重，生下地來血就是黑的；再用它蒙蔽走馬燈似的專案組、監管小組和革委會，仿佛在一個紅太陽高懸、什麼人間奇跡都能創造出來的偉大時代裏，你被改造、更被感召得已經放下“屠刀”，真的棄舊圖新……（請參閱附件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