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這幾年大力倡導傳統文化以來，所謂的國學培訓班和國學書籍又悄悄地火熱起來。盡管相似的熱潮在過去20年裏斷斷續續來過好多次，但這次無論從什麼角度，都像是利國利民的好事。比如，總書記提倡大家看看孔子的相關作品，惹得書商競相征引，就連疑似的偽書《孔子家語》都賣出了辣手價，竊以為這於文化是大有裨益的。
可大環境的繁榮，不能掩蓋線下操作的迷茫與無知——我總以為，現在多數文史圈子以外的人，除了“國”“學”兩個字外，對其本身可謂一無所知，所以“國學”變成了任人打扮的“老姑娘”，一會兒她可以是枯燥無味的“四書”甚至是“五經”，一會兒可以簡約成《三字經》《弟子規》，一會兒又可以忽略典籍而成為琴、棋、書、畫——尤其是琴這東西，這幾年忽如其來風靡小清新的圈子。我總以為人玩多了的玩具，即便本身再清新那也俗了；換到今天這麼多人風雅撫琴，就算鍾子期不死，俞伯牙也要忍不住把琴摔了——何況琴本身實在不能代表國學中多大的分量。至於背些唐詩宋詞，甚至是講講三國之流的，那品類又在下了。
就連“國學”這兩個字，也像社會上一切被俗化的好詞一樣，汙濁得不能多念，尤其是從一群不學無術的培訓機構小老板的口中聽到，我恨不能巢由洗耳一樣對待自己的耳朵。因為民國以來，這個借用日本外來語構建的“國學”詞眼，一直沒有被主流學界接受，比起當時同時的“國畫”“國醫”甚至是“國術”來說，“國學”界定一直太過模糊：往好的說，那是廣泛；往壞的地方說，那就是外行——如同你看著外灘外國建築博覽群的時候，隻說那是歐洲風格，而不辨巴洛克、哥特等等是一個意思。章太炎先生把文字、音韻、經子諸學稱為“國故”“國粹”，對當代人來說未免太鄭重了，讓人敬而遠之。就算到民國年間的胡適提出“國故學”而簡稱的“國學”，其實跟今天外行們說的“國學”也未必是一回事。
胡適說，民國人已經不懂得國粹是什麼東西，卻偏要高談“保存國粹”，連“國粹”和“國渣”都分不清，“這種人如何配談國粹”，我看今天也適用得很。想起有個點頭之交，在前任方伯陳公故園之中，開了一個所謂的書院，幾個月就講《弟子規》一門。又讓孩子反複地背誦，寫日記表達“孝”的決心。這景象，十足是紅色時代背語錄、表決心的痕跡，實在浪費了那片亭台清波。至於那位講課先生，大概也隻讀過《弟子規》吧，別說《古文觀止》，連《蒙求》《對韻》應該也沒聽過，如此“國學”，實在讓人汗顏。
其實現在市麵上的“國學”招牌，撐死也就是個“蒙學”教育，讀個“三百千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再來個“四書”前幾篇。莫說講《論語》的沒幾個也罷，估計連“微子”“子張”篇都講不了；勉強湊篇《古文觀止》，來幾句舊詩——這換作明清時候，算什麼教育水平呢？也就是個秀才考試前的水平，還未必能上。這如果是所謂“國學”，那現在的國學生最多就是秀才水平，那這教育當然是失敗的，當然是不登大雅、隻能忽悠人的。那什麼才是好的國學教育？
盡管不能用一句話說清，但宗旨是明確的：那是種好教育。無論怎麼開書單、背課本，那都是為了學生成長得更好。記得朱先生在世時常說，有人問讀曆史有什麼用，我就說沒什麼用，但其實是有用的，讀點曆史能讓人變得聰明，不會問出這麼笨的問題。朱先生說的曆史，不過是個學科代稱，換作今天的“國學”，是相同的，我們且不說“究天人之際”的大話，好的舊學素養，知道些“謙恭禮讓”“溫柔敦厚”，即便不照著這麼做，變成聰明人也顯然更容易一些。至於舊蒙學課本裏有一句，“求田問舍，原無大誌；掀天揭地，方是奇才”，如果懂這道理，小孩子未必人人會去“掀天揭地”，但他們也不會都變得如今日芸芸眾生被車房負擔所捆綁。前人的智慧於今日的教育，總有無盡的契合點。
國學裏的教育有個目標，總結成四個字，出在《禮記》——“敬業樂群”。盡管解釋很多，但拆開來講，“敬業”就是好好學習學問，學做人，再不濟學習謀生技術；“樂群”就是怎樣與人相處，懂得社會中的道德、倫理。大概我們舊時候的古話，都是精辟而全麵的，容不得後人反複詮釋，沒準變了味道。“敬業樂群”的意思，就是大家一望而知的。目標之外，國學教育的手段，則有明顯的區別度，是要從過去的經驗裏發現問題。如果有人說不懂曆史，未來根本就不知道方向，那也未必。我們說“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隻是說肯“觀古”那是最好的，所以國學裏需要一些古文字學的、曆史的、古代思想的學習。章培恒先生在《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的增訂本《序言》裏麵，回憶了蔣天樞先生對他的教誨，舊學入門是先段注說文、胡注通鑒，再“前四史”、《爾雅》及《四庫全書總目》，今天看來已成為研究者hard級別，其實完全可以在小時候的國學教育中滲透。我曾遇到過家長慨歎這些書會讓孩子看不懂，卻不曾想，那是家長自己沒有經曆過這種讀書訓練，每遇及此，我隻能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