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到舊金山，領事、華僑代表、青年會中西幹事，都來歡迎我們。
宴會之後，去參觀斯坦福（Stanford）大學。第二天全體師生就乘聖菲線（Santa Fe Line）火車到芝加哥去了，路過鹽湖城（Salt Lake City）時停了幾個鍾頭，坐了汽車去觀光。這個城好似人間天堂，看起來是新建設的，什麼東西都是新的，房屋又新又高，道路又闊又長，有自來水，有電燈，有大學，有教堂，一切近代設備應有盡有。還有一樣建築，別的地方所難以看見的，這就是摩門教堂（Mormon Temple）。教堂裏麵的風琴非常之大，要算世界上第二個最大的了。承教堂牧師的厚意，我們還聽到風琴的洪鍾似的音樂！
聽說這個城市70年前還是一片沙漠。摩門教徒受美國東部人民的壓迫，跑到西部求生路。1847年有47個摩門教徒先發現這個地方，兩年之後就有兩萬移民到此墾殖了。他們為什麼受逼迫呢？他們所相信的摩門教，究竟與別的教有什麼分別呢？摩門是一種新教，他們的首領是約瑟夫 史密斯（Joseph Smith），他們的信仰根據《聖經》與《摩門書》，他們相信這本《摩門書》是美洲史前時代的曆史。他們相信“合群原則”（Principle of Gathering）。他們到什麼地方，總是住在一起，做起事來，也大家一起做，所以他們到一處地方就受那處地方人的猜忌、妒忌、排擠、逼迫。我參觀後，受了很大感動，就是“事在人為”，沙漠能變天堂！
9月13日我們到芝加哥。在那裏大部分同學往紐約新英格蘭諸州去了。
我與少數同學往東南行。第二日夜半到了匹茲堡（Pittsburgh），有的下車了，有的往別處去了，我一個人等在車站裏換車到巴爾的摩（Baltimore）去。那時候，覺得形單影隻，舉目無親，大有念家思鄉之感，且夜深人稀，若遇歹人，將何以應付？戰戰兢兢，心境頗不自安。
是夜天氣寒冷，遂披上雨衣以禦寒。等到早上4時左右，火車來了，我提著小箱子上車。一到車子裏，還未坐下，一個工人對我看了一看，問道：“喂！查利（Charlie），外麵下大雨嗎？”我以為他真心問我，我就回答說：“不！”他聽了哈哈大笑，因為我上他的當了。我見他大笑，就知道了，原來他笑我穿雨衣呢。其實我因為要省錢，秋大衣不做，雨衣就當大衣穿了。
美國人很幽默，雖普通工人，也善於取笑呢！
9月15日清晨，火車到巴爾的摩了。一到車站，四麵一望，沒有一個中國人來迎接我，心中就覺得很難過，不得已提了箱子，拿著雨衣（恐怕別人再笑我）從車站跟了行人魚貫而出，一走到收票處，看見一個中國人就喊起來說：“你不是來接我的嗎？”
他對我望了一望，懷疑似的問道：“你不是到巴爾的摩來念書的嗎？”
我說：“是的，是的！”
他就帶了我到青年會住了。美國大學開學是很遲的，霍普金斯要到10月15日才開學，現在不過9月15日，離開學還有一個月。這一個月長長的日子，真是難過極了。“想家病”（Home Sick）我是從來沒有生過的。現在我居然生起想家病來了，你們想想看，我在那種環境怎樣不想家呢？
巴爾的摩城有60萬人，在全美國，要算是第六大城市了。在這樣大的城市裏，我走來走去，看不見一個認識的人，也沒有一個人認識我。
學校既然尚未開學，我要問問我的功課，也無從去問。究竟我可以插幾年級，讀什麼書，什麼先生教得好，功課要怎樣預備，將來住在什麼地方？一切的一切，都無從去商量。幸而那個來歡迎的中國人是一位霍普金斯醫科學生。他姓胡，名宣明，現今是國內數一數二的公共衛生專家，這位胡先生待我非常好。我當時一個人住在青年會很孤獨很無聊的時候，他老是來看我，並且帶我到他的美國朋友家裏去玩。到後來，我們二人成了最好的知己呢！
七、都要知道一些
現在我先說求學的情形吧！我在美國讀書可分兩個時期：一個時期是在霍普金斯研究普通學科，一個時期是在哥倫比亞專攻教育和心理學。在第一個時期，隨便什麼知識我像海綿似的都要吸收。在第二個時期，我隻專心於教育或與教育有關的學科，比第一個時期要專心得多了。
那時候，我對於求學有一個原則：就是“凡百事物都要知道一些，有一些事物，都要徹底知道”（Try to know something of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of something）。所以，原則的第一段應用到第一個時期，第二段應用到第二個時期。
10月15日霍普金斯開學了。在開學前三天，我把在清華所讀的功課和成績送給教務處審查。審查的結果，有一部分功課可以承認，一部分功課認為太淺，不得作為大學功課，就把我插人大學二年級。兩年後，同學朱君毅在清華讀的是文科，到霍普金斯來就插人大學三年級，這不是朱君在清華讀的功課比我讀得多，或者讀得好，這是因為霍普金斯當初不知道這個清華學校。我是第一個在那裏讀書的清華學生，也是第一個在那裏取得學士學位的中國學生。
胡宣明也是清華學生，不過他沒有在清華讀過書，他是考取了庚款留美考試直接到霍普金斯大學學醫科的。
我根據“凡百事物都要知道一些”的原則開始在霍普金斯求學了。德文、法文、英文是必須要讀的。我在清華已經讀過一年德文，一年半法文，三年英文，現在霍普金斯又要讀了，一讀讀了兩年，這樣我先後讀了三年德文，三年半法文。我覺得法文比德文容易。我也喜歡讀法文。法文文字似乎比較美麗，而讀音也似乎比較來得悅耳，所以那時我能看看法文文學書。1934～1935年往歐洲遊曆時，我還能勉強用法文應付環境呢。在霍普金斯我還上過幾位名教授的功課，什麼威洛比（W．W.Willoughby）的政治學、古德諾（Goodnow）（曾任中國政府的高等顧問）的市政學、巴尼特（Barnet）的經濟學、布赫（Bucher）的教育學、鄧拉普（Dunlap）的心理學。但是我最感興趣的要算地質學和生物學了。我一讀到地質，好像發現了兩個世界：一個現代的世界，一個古代的世界。從前看見了高山大江，隻知道山之高，江之大，而不知道山是怎樣構成，江是怎樣變成的。哪裏知道現代的山頂，就是古代的海底；現代的海底，就是將來的山頂。從前隻看見平地、高原、沙漠、森林，而不知道它們怎樣來的，現在知道地球是怎樣形成的，地球是個什麼東西了。
石頭對於地質學家發生一種特別的神秘魔力。我的地質學先生斯沃茨（Swartz）在他的實驗室裏麵不知藏了多少石頭。他常常帶我們去采各種石頭，我也采了許多石頭回來，現在還保存著呢！有時想想看那研究地質學的先生、學生都是些“石頭蟲”呢。別人死讀書的，叫做“蛀書蟲”；他們死讀石頭的，不是“石頭蟲”嗎？
是的，石頭是很重要的，石頭對於研究地質學的，就是一部書，一部地球形成曆史書。現在的石子、沙子、結晶體、化石，就是古代曆史的文字。我們的地球有萬萬年的曆史，這些曆史，都用這些文字寫在石頭上的。一層一層的石頭，好像是一頁一頁的書，每一層地層寫著一些地球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