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軍事力量尤其是海軍力量的投入不足。在荷蘭，海軍的作戰費用屬於特別開支，不能由常規的稅收負擔，需要由聯省議會特別撥款。但當時有5個海軍部，各自都有獨立性，當執政在時，可能還會協調一致行動，當沒有執政時，就陷入了混亂。17世紀晚期的持久戰爭產生了巨額費用，但在戰爭就要最後結束時，執政威廉去世，各省突然停止提供經費，結果各海軍部麵臨破產。由於戰爭還在繼續，海軍部便得到允許借錢。一些愛國者願意以9％的報酬借錢給海軍部。但在借了大筆款項之後，僅荷蘭省的3個海軍部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結束的時候仍欠債達1000萬荷蘭盾。軍官和水手被解雇了，他們或者過起了市民的生活，或者移居別的國家，為能付得起報酬的外國海軍服役。從1713年到1770年，除荷蘭省以外的６個省沒有為艦隊投入一分錢。作為以航運起家的荷蘭來說，這是致命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各國紛紛攔截荷蘭船隻，海盜也對荷蘭船隻情有獨鍾。
安於現狀的國民精神。靠利息就能過上不錯的生活的荷蘭人，喪失了前輩們的進取精神，貪圖享樂，安於現狀，對於不斷增加的衰退信號無動於衷，隻要今天還能舒舒服服，就不管明天怎麼樣。這樣的精神狀態，哪裏是生機勃勃的英國人、法國人的對手？
被戰爭拖垮。1650年和1651年英國為削弱荷蘭商人在國際貿易方麵的中心地位，曾兩次頒布《航海條例》。1650年的《航海條例》規定非經英國允許外國商人不得與英國殖民地通商。1651年的《航海條例》又規定進口到英國的產品隻準使用英國船隻或生產國的船隻進行運輸，從英國出口的產品隻準使用英國船隻運輸。荷蘭宣布拒絕承認英國的《航海條例》，和英國在1652年到1673年間先後發生三次英荷戰爭。
1675年荷蘭海軍又與西班牙海軍聯合鎮壓西西裏島起義。此後，一直到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結束，荷蘭一直處於四處作戰中。頻繁的作戰耗光了荷蘭的財富，英法的競爭又使財富來源減少。
1785年，荷蘭的處境已經很糟糕了，公共債務增加到幾乎付不出利息的地步。國家一片混亂。1795年1月初，法國革命軍攻入荷蘭，1月18日，荷蘭最後一位執政威廉五世逃往英國。幾個星期後，荷蘭共和國就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作為法國附庸的巴達維亞共和國。
荷蘭的成功是充分發揮了自己優勢的成功，再加上自由寬鬆的政策，遠離歐洲的矛盾中心，一個一半國土在海平麵以下的國家，最終成了世界的霸主。失敗永遠比成功要容易。“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在荷蘭身上應驗了，過度依賴外界的經濟和各行其是的地方政權使荷蘭受製於人，這是荷蘭走向衰敗的原因。
▲工業革命的最大受益者：“日不落帝國”英國
工業化之前，英國與其他國家一樣，仍然處於傳統的農業社會。閻照祥先生在其所著《英國史》中這樣描繪“工業革命前的英國”：它告別了內戰、流血和專製，可仍未被工業社會浸淫。傳統社會風貌處處可見：靜謐的鄉村、彎曲泥濘的小路，憨厚樸實的鄉民，綠茵茵的公有地，哞哞歡叫的牛羊。這同莎士比亞的社會有多大區別？以後的英國人留戀和讚美農業社會的舒適生活，稱之為“快樂的英格蘭”。就在這一派田園牧歌的背後，一場使英國社會麵貌發生巨大變化的經濟變革逐漸來臨。
到1815年反法戰爭結束時，隨著帝國版圖的迅速擴大，第二帝國基本定型。如果說第一帝國的中心是北美13個殖民地，那麼，日益興盛的“日不落帝國”的中心則是遠東的印度。印度對於帝國的重要性，正如曾擔任印度總督的寇鬆所言：“隻要我們統治印度，我們就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可一旦丟掉了印度，我們的地位將一落千丈，隻能降格為一個三流國家。”更多的人則形象地將印度譽為“帝國王冠上最珍貴的寶石”。從1815年到19世紀中葉，英國的商船與戰艦出現在全球各個角落，他們獲取領地、開設口岸、掠奪原料、傾銷產品……19世紀40、50年代兩場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市場，1858年英國與法國、荷蘭一起強迫日本簽訂了一係列不平等條約，1836年和1857年英國與伊朗簽約，1838年和1861年英國與土耳其簽約，這些條約內容雖不盡相同，但共有一個核心內容，即英國要求得到貿易、投資等方麵的特權。為確保帝國安全以及貿易的通暢，英國這一時期還占領了一些軍事要塞與貿易據點，如1819年占領新加坡，1839年占領亞丁港，1841年占領香港，這樣從好望角到印度洋，再到太平洋，英國建立了一條極為通暢的海外貿易通道。如果說曆史上龐大輝煌的羅馬帝國也隻不過是一個以地中海為中心的區域帝國，那麼，英國人建立的“日不落帝國”卻是一個真正的世界帝國，英國殖民地遍及全球，其開拓的疆域之大，統治的人口之多，絕非人類曆史上任何一個帝國所能比擬。龐大的“日不落帝國”是英國成為世界最強國的一個標誌，帝國本身與英國的海上霸權與工業霸權一起，共同將英國推上了世界霸主的寶座。英國的霸權地位一直延續到20世紀，小小島國能在世界稱霸一個世紀之久，這是它一係列的製度領先所造成的結果。
回顧英國從崛起到衰落的曆程，我們不難看出，英國從一個島國變成歐洲強國，最終成為世界霸主，憑借的是它所創造出來的一種新的製度文明，而這種文明一直引領著人類進步的潮流，吸引著世界各國爭相效仿。1870年以後英國開始衰落，也是因為它文化中的保守因素阻礙其繼續創新，因而慢慢落伍，成為二流國家。研究英國的崛起，不能忽視其文化的保守性，但也不能不看到其文化的創新性。英國文化的創新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史實：英國是工業革命最早的國家，領先世界上所有國家，它的工業文化具有創新性；英國是第一個全球金融資本的中心，它的商業文化具有創新性；英國擁有有史以來最強大的海上力量，它的海洋和軍事文化具有創新性；英國率先建立了現代意義的議會民主製度，它的政治文化具有創新性；另外，英國在歐洲列強間縱橫捭闔、折衝樽俎，一向居於比較主動的地位，它的外交文化也具有創新性……英國文化保守中蘊含著創新，創新中體現著保守，它是一種兼容並蓄的綜合性文化。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18世紀綜合了過去曆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現的成果，並且揭示了它們的必然性和它們的內部聯係。英國文化正是18世紀這種綜合性最生動的體現。英國對世界的貢獻是多方麵的，從英國所做出的世界性貢獻而言，世界上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望其項背，而從國土麵積和人口數量等條件看，英國充其量隻是一個中等國家。我們研究英國的崛起，正是要研究導致其崛起的各種因素，並且揭示它們的必然性和它們的內部聯係。這是一個艱難的任務，希望能對讀者有所啟發。
▲從拿破侖崛起開始：“陸上強權”法國
1797年10月法國與奧地利簽署了《坎波－佛米奧和約》，條約規定奧地利承認法國對比利時、萊茵河西岸的占領以及在北意大利建立的山內共和國。這實際上是承認了法國占有其幾個世紀以來夢寐以求的以萊茵河、比利牛斯山以及阿爾卑斯山為界的 “自然疆界”。拿破侖曾不無得意地宣稱，法國已經成功地建立了偉大的國家，它的領土疆界就是自然向它提供的疆界本身。 這一事件標誌著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失敗，以及法國崛起成為一個霸權國家的開始。
馬倫哥戰役的勝利以及《亞眠和約》帶來的和平使拿破侖在國內的統治地位更加穩固。但《亞眠和約》帶來的和平即使不是虛幻的，也至少是極為短暫的。由於該和約未能真正解決英法兩國在經濟、政治、勢力範圍上的長期矛盾，所以雙方均無意切實履行和約中對自己不利的條款。法國著名曆史學家、《拿破侖時代》一書的作者喬治?勒費弗爾對《亞眠和約》後的歐洲政治格局以及拿破侖永無止境的霸權欲望曾做出如此評價：“作為民族領袖，拿破侖在簽訂亞眠和約時已經達到他命運的頂峰。歐洲已同意放下武器，不再反對他對自然疆界的要求。但是他那種一遇機會就一發不可收拾的權力欲，未能使他對這樣的成就感到滿足；而法國在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時，如果隻關注自己的民族傳統和民族利益，它本來會對這些成就感到滿意的。拿破侖如果停止幹擾英國在海上和殖民地的事業，同意對英國貿易重新開放法國市場，並且滿足於對其鄰國施加他力所能及的、而又為法國疆界安全所需要的合法的影響的話，那麼法國將一無所失。”的確，拿破侖並未滿足於亞眠和約後的歐洲政治格局，也並不滿足於法國已經取得的優勢地位。1802 年 8 月，拿破侖吞並了厄爾巴島；9 月，吞並了皮埃蒙特；10 月，又占領了帕爾馬；同月，派兵占領了瑞士。在德意誌，拿破侖還將勢力擴充到萊茵河以東的地方，對德意誌的領土進行重新劃分，擴大普魯士以及巴伐利亞、巴登、府騰堡等親法邦的領土，削弱奧地利在南德的影響。與此同時，拿破侖還積極在海外進行殖民擴張並再次染指中東地區。此外，法國於 1802 年12 月宣布，荷蘭及意大利的港口禁止向英國商人開放並宣布法國將大力建造戰艦，將戰艦的數量提高一半。拿破侖的這一係列霸權行為，令英國十分不安。1803年5月英國政府對法宣戰。但在英國向法國宣戰後的整整兩年的時間裏，其他國家懾於拿破侖帝國的強大權力，並沒有加入到英國的反法戰爭中去。相反，一些國家還公開追隨法國，與英國為敵。如西班牙於 1803 年 10 月與法國簽訂了同盟條約，次年 12 月更是緊隨法國向英國宣戰。這表明歐洲大陸各國已經承認了法國的歐洲霸主地位。
要理解法國的崛起，也許大國的統一、權力的集中以及政治思想製度的創新是其中的關鍵。但法國留給人們的印象實在是過於紛繁深厚、斑駁龐雜了，這或許是因為法國曆史與歐洲和世界的命運犬牙交錯而在局部的表層和內涵造成的混淆。在曆史學家看來，理解法國需要超乎其外，入乎其中。所謂超乎其外，就是布羅代爾在《法蘭西的特性》中曾引用夏爾?貝居伊的話：“觀察法國，就要置身法國之外。”或者如布羅代爾自己所說：“從蒙巴納斯塔樓和巴黎聖母院的高處鳥瞰巴黎，並不是為了發現地平線，而是為了展望城市的全貌。”所謂入乎其中，就是要找尋法蘭西的特性，布羅代爾稱之為“試圖搜索和追蹤……這些來自法國曆史深層的湧泉，進而判斷它們怎樣像江河彙入大海一樣彙合到現時中來。”作者竭盡全力去探尋了，但是也正如布羅代爾所說，這是一係列的質詢，你剛回答完其中的一個問題，新的提問就接踵而至，而且永無止境。
▲武力擴張的不歸路：“東方列強”日本
甲午戰爭後，素有擴張傾向的日本隨著經濟和軍事實力的不斷增強，侵略野心日益膨脹，為了實現稱霸東亞的狂妄夢想，日本動員一切力量，甘冒與美英等帝國主義列強發生衝突的風險，對亞洲近鄰發動了一係列的罪惡戰爭，最終走上了武力擴張、爭霸東亞的不歸之路。
在國家大戰略的締造中，地理要素和精神文化因素向來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並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國家戰略目標和實現手段的選擇。就日本而言，地緣政治要素對於其戰略的影響力是如此巨大，以至於常常體現為一種極為嚴厲的束縛；而精神文化傳統的勢力也是如此強大，以至於它經常性地介入日本大戰略的締造並對戰略目標的界定產生極大的影響。這兩種因素是如此強烈和與眾不同，它們時而衝突，又時而交織在一起。在它們的共同作用和引導下，曾給日本的特定曆史時期帶來變革的動力與崛起的契機，也使日本的大戰略表現出眾多的非理性成分，在很多情況下做出了違背日本自身根本戰略利益的選擇。根據保羅?肯尼迪的觀點，一項合理的大戰略“關乎的是目的與手段的平衡”。就近代日本大戰略的締造而言，在日本的地緣政治條件給其戰略手段與資源牢牢地帶上物質性枷鎖的同時，日本的精神文化因素卻以近乎先驗性的方式決定了其戰略目標的形成。而目標同手段和資源之間的相互矛盾甚至失衡，始終是令日本大戰略的締造者們最為困惑和百思不得其解的難題。近代日本的崛起反映出日本民族良好的應變性與變革意識。特別是在外強入侵的危機麵前，日本的領導層往往能正視地緣上和傳統製度中的不足，勇於割除積弊，積極接受新事物，從而形成一股自上而下的廢舊出新的強大推動力量，這是日本戰略文化的突出優點，也是日本大戰略的成功之處。但在自身變革成功之後，日本民族傳統的優越性與危機意識的矛盾結合又會再度打破維持戰略目的與手段平衡的理性思維，從而引導日本走向歧途。
日本曆來是一個喜歡與強者為伍的國度。早在1885年，日本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在《脫亞論》中就提出：“我日本國雖地處亞細亞東陲，但其國民精神卻已擺脫亞細亞的固陋，而移向西洋的文明。”他呼籲：“為今之謀，我國不可猶豫，與其坐待鄰邦之進步而與之共興亞洲，不若脫其行伍，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之方法，不因鄰國之故而彬彬有禮，隻能按西洋人待其之方法處理之。”他的言論表達了近代日本在發展道路的問題上做出的選擇，也是日本崛起過程中基本戰略謀劃的一個縮影。可以說，“脫亞入歐”的觀念既推動著近代日本實現了成為亞洲乃至世界強國的夢想，也使日本逐漸偏離和平發展的目標，逐漸走向以鄰為壑、侵略擴張的帝國主義侵略之路。
但不管怎樣，日本是第一個受到強烈的異質文明衝擊而開始現代化，並大體取得成功的國家，也是第一個基本實現了現代化目標的亞洲國家。正如陳曉律先生所說，日本的崛起過程呈現出所有後現代國家的一般特征，即：變革的壓力來自外部，而不是本國自身發展的必然結果；變革是由精英階層推動的，自上而下進行的；在變革當中，國家政權起到了異乎尋常的作用，而建立一個願意推動變革的強大的政權是實現現代化的主要任務。特別是最後一個特征正是日本成功的關鍵。建立一個願意推動變革的強有力的國家政權，這樣一個看似簡單的條件，卻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曆了多少年的艱苦努力才達到甚至尚未達到的。其中的成功經驗如同日本速興驟亡的曆史所給予我們的教訓一樣都是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和借鑒的寶貴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