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公例：“凡當首領的人，度量小則部下出漢奸，度量大則部下不出漢奸。”漢高祖豁達大度，項羽方麵的韓信陳平黥布諸人，一齊跑來效死力，連項羽的叔父項伯，都跑來當一個小小的功狗，以強弱而論，項羽遠勝高祖，隻因度量不如高祖，所以他部下出了許多漢奸。滿清開國功臣，如洪承疇，祖大受，耿精忠，尚可喜，孔有德諸人，無一不是崇禎皇帝的人，而一齊變成大漢奸者，即是沿著劉項那條公例走的，曆史上類此者，也很多，漢高祖和滿洲皇帝，懂得這條公例，隻須把敵人方麵的人，抓過來，歸成我的死黨，而今許多人，不懂得這個公例，往往把患難相依的死黨，變成冤冤不解的敵人，越想排除異己，而異己反轉越多，史丹林就是例證之一，蘇俄近日肅軍，黨國元動，如杜加契夫斯基等，及許多革命中堅份子，現任高級長官，都變成漢奸，處以槍斃。與史丹林同時起事的死黨，誅者誅，逃者逃，隻剩史丹林一人了。而杜洛斯基，且變成惟一的大漢奸，西洋主義之誤人，一至於此。
我國遍地是漢奸，不屬乎第二個公例，及是屬於第一個公例，現在中央政府，有許多是先年兵戎相見之人，而今歡聚一堂，即血戰多年，冤冤不解之人，也翻然來歸，足征中央之豁達大度，有類漢高，而漢奸之所以遍地皆是者，確是循著第一條公例而來，由於我國弱而日本強之故，我國本不弱，因為酷愛和平，表麵示弱，一般人還以為真弱也。隻要把日本正名為仇國，發動全民抗戰，恐日病，霍然而愈，始而大漢奸絕跡，終而小漢奸也絕跡。
一般人盛稱西人有尚武精神，謂我國無尚武精神，此皮相之論也。孫中山先生會說：“人類文明愈進步，衣服愈完整，身上的毛愈少，所以文明愈進步的人類，身上的毛便很少，野蠻人和近化不久的人，身上的毛才是很多，拿中國人和歐洲人來比較，歐洲人身上的毛，都比中國人多，這個原因，就是歐洲人在天然進化的程度，遠不及中國人。”我們試拿孫中山這個話來研究：就哲學上講來，身與心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身體上尚存有野蠻人的毛，心理上即尚存有野蠻人的思想，因而行為上，尚有野蠻人好戰的習尚，此西人所以尚武也。中國開化早，野蠻思想，漸漸脫去，行為上成一種溫文態度，而實則武勇精神，依然蘊藏於內，這可用易經來說明：謙卦曰“地中有山”，泰卦曰：“內陽麵外陰，內健而外順。”無一非外柔弱而內剛強。老子之被褐懷玉，孔門之衣錦尚絅，都是這個道理。我國數千年以此立教，養成一種國民性，平居粥粥無能，一理義之所在，忠勇奮發，威武不能屈之氣概，立即表現出來，九一八以後，步步退讓，盧溝橋事變發生，立即發動全民抗戰，此即中國精神之表現也。
我國曆史上，有一大冤獄，即義和國之役是也。楊村一役，以肉體與聯軍的大炮機關槍相搏，死了千千萬萬的人，還是前仆後繼，勇銳之氣，直令外人驚奇佩服，這即是中國武勇精神之表現，其所以為人詬病者，不過因其迷信神權罷了，請問：鄉裏間有割股療親者，難道不是迷信嗎？君子未嚐不憫其愚而嘉其孝。義和國割頭療國，千千萬萬的人，甘死如歸，而獨諡之曰匪，並非千古冤獄？此由通常的人，目光短淺，一人割股療親則見之，千各萬萬的人，割頭療國，其偉大的精神，超出視覺之外，則漠然不見。我們麵前有一小山，我們能見其全體，而知其為山，假令麵泰山而居，則隻見一天生石壁，而不知其為獨一無二之大山，所以一人割股療親，則知其為愛親之孝，千千萬萬的人，割頭療國，則不知其為愛國之忠，義和國之精神，求之中外古今，惟十字軍東征之役，差堪比擬，壯烈一也，迷信一也，乃於彼則讚其有宗教之信仰，於此則忘其為愛國之精神，外人呼之為匪，我們也呼之為匪，並非千克冤獄？義和國者，所謂讚美而未學者也，其病根在無有世界知識，並且動作起來，無有組織，我在“製憲私議”文內，曾說：“鄉村議員，負有訓政之責，是人民的軍機大臣，也即是人民的太師太傅。”我們在長期抗戰中，由鄉村議員，負訓練人民之責，使義和國那種民族偉大精神，循正軌而出，成為大規模的別動隊，遊擊隊，則日本人一入中國，處處是死路。
我寫的“製憲私議”，所說事項，多與國際戰爭有關係，因為經濟政治外交三者，原是一貫之事，我那篇文內，主張：“銀行由國家設立，私人不得設立，每村每場，各設一銀行，全村全場，糧稅若幹，責成村長場長收繳。”這種主張，如果見諸施行，我們在長期抗戰中，即可把各村各場銀行之款，提作戰費，而以該村該場之糧稅為擔保品，於全國有大益。於私人亦無傷。
我在憲法上，主張：“工廠由國家設立，工廠以供給需要為目的，不以賺錢為目的，多設小工廠，分布鄉間，便於人民作工。”此項辦法，在戰爭中極有利，外國工廠，是大規模之組織，多設都市，一遭炸毀，所損實多，我們的小工廠，分設鄉間，依山臨水，飛機轟炸不動，即遭炸毀，損失不大。
我們長期抵抗，全國各處，都有被炸之可能，此項戰爭，目的在求國際上之自由平等，是為全國人謀利益，為子子孫孫謀利益，不能使一部分人，獨榮犧牲，應由國家設置戰時保險公司，由人民納資保險，一遭轟炸，驗明後立予賠償，國家哪裏有錢來賠呢？由銀行登記某人存銀若幹就是了，等於替全國人，和子子孫孫借一筆債款，犧牲就平均了。國家可收大宗保險費，以作戰費，較之勸募救國債，更必踴躍輸將，私人資財保了險，我們實行焦土抗戰，人民就無不樂從，我們即可用俄人在黑斯哥，困拿破侖之法，將主要市鎮，自家炸為焦土，使日本人來，無地可居，於人民無損，於國家極有利。
我在憲法上，主張：“土地、工廠、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一律收歸國有。”我國受資本帝國主義壓迫，此項主張，斷難實現，我們把日本戰勝了。國際上取得自由平等了，外人在我國購土地者，設有工產者，即可照本國人民的辦法，備買收回，銀行和國際貿易，統由國家經營，售出原料，購進貨品，有絕對自主權，孫中山先生所說：我國每年進貢到外國之十二萬萬元，即可永遠免除，我們所付戰時保險公司之賠款，等於把獻到外國之款，貢獻於本國人民，這是很合算的。
我在憲法上，主張行募兵製，這個理由，可以詳說一下：世界是進化的，選舉製進化為考試製，征兵製進化為募兵製，（詳見拙著《考試製之商榷》。）兵製可分為三個時期，我國古代行征兵製，後來進化行募兵製，將來再進化，則征兵製與募兵製，合而為一，平時以軍事訓練全國人民，需兵時中央酌派各省出兵若幹，各省酌派各縣出兵若幹，此征兵製也，各縣分區招募，以誌願當兵者充之，此募兵製也，鼓之以熱誠，將之以厚賞，自不患應募無人，此等兵出諸自願，勇氣自必百倍，戰事畢，遣回原籍安插，編遣也不困難。我國辛亥而後，內戰二十餘年，死人數百萬，幾等於以軍事訓練全國，編餘之軍官士兵，遍地皆是，此時對日作戰，隻須厚給薪餉，募招曾充兵役者，略加部勒，即可作戰，將來戰事延長，亦須按照“征兵募兵，合而為一”的原則做去，方與情事相合。
我們對日長期抗戰，當有一種長期計劃，色踐沼吳，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我們抗日，則定為若幹年建設，古者寓兵於農，我們則寓抗戰於建設之中。軍事是變化無定的，我們能一氣收回東北四省，固然很好，萬一戰事延長，而又歸於沉寂，我們就大舉募兵，用以鞏路開墾等等，處處以兵法部勒之，在在有一舉而奪回東北四省之勢，日日有剿滅在華倭寇之可能，而又不積極作戰，成為一種“盤馬彎弓故不發”的形勢，使他不得不多調些兵來防堵，這樣的相持若幹年，他自然鬧得民窮財盡，自身矛盾百出，機會到了，驟然而起，一舉而收複東北四省，進而收複台灣，把他在各該地一切建設，及所投之資，與他沒收了，藉補從前損失。
我們抗日最終目的有二，（1）收複東北四省及台灣，（2）扶助高麗琉球獨立，此兩項目的未達到，我們抗日工作，決不終止，日本之狠毒，如虎狼，如蛇蠍，倘不想一種永久製止之法，他暫時屈服，不久又要出而肆惡，例如歐戰中之德意誌，敗了過後，希特拉上台，撕毀和約，又來威協世界。所以我們把東北四省和台灣，收回之後，再須扶助高麗琉球獨立，使日本退回三島，仍為蕞爾小國，不能再危害東亞，才能維持世界和平。
我們在憲法上規定：“國際貿易，由國家經營。”這也是一種戰略，我們在抗日期中，列強中讚助我國者，我們可多購他些貨，多賣些原料與他，其讚助日本者，我們就不買他的貨，不賣原料與他，使列強不得不讚助我國。我們把東北四省台灣收複之後後，高麗琉球尚未獨立，我們仍與日本經濟絕交，必須二國實行獨立了，才與他經濟來往，因為此二國，先年是我國屬國，我國不能保證他，致為日本所滅，這是我國的慚德，所以必須扶助他獨立，才能盡我國的責任。
孫中山先生演說集中，載有一段故事：“日俄戰爭的時候，俄國被日軍打得全軍覆沒，這個消息傳出來，孫中山適從蘇伊士運河經過，有許多土人，看見孫中山是黃色人，現出很歡喜的樣子來問道：你是不是日本人呀？孫中山應道：我中國人，你們為什這樣高興呢？他們答應道：我們東方民族，總是被西方民族壓迫，總是受痛苦，以為沒有出頭的日子，這次日本打敗俄國，我們當做是東方民族，打敗西方民族，日本打勝伏，我們當做是自己打勝伏一樣，這是一種應該歡喜的事，所以便這樣的高興。”我們講了這段故事，試想日本打敗俄國，與蘇彝士連河側邊的人土人何關，日本又莫有說過一句，要替他們解除痛苦的話，他們表現出這種狀態，世界弱小民族的心理，就可窺見一般了。我們在對日抗戰期中，高呼世界弱小民族聯合起來，等於陳涉揭竿而起，振臂一呼，世界弱小民族。那有不響應之理。
九一八這類事，盧溝橋這類事，我們與其訴諸國聯，訴諸列強，毋寧訴諸非洲澳洲，那些野蠻人，毋寧訴諸台灣高麗，安南緬甸，那些亡國之民，列強知有利害，不知有信義，我國希望他援助，應當號召全世界弱小民族，起而威協之，使他不得不援助，不能哭哭啼啼叩頭，請求援助，九一八之役，訴諸國聯，不得絲毫之益者，叩頭政策誤之也。盧溝橋事變以來，列強頗同情我國，且真愛我哉，利害關係為之也，倘事勢變遷，利害改移，列強轉而讚助日本，以壓迫我國，也是意中之事。
第一次大戰，協約國聲稱為正義而戰，要求弱小民族讚助之，戰事告終，食言而肥，弱小民族，始恍悟其借正義二字，以遂其貪私，他們的招牌，可謂破壞無餘，我國信義素著，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至於孫中山，替我們掙下一塊好招牌，此次由我國出來，高呼為正義而戰，組織弱聯，提出“弱小民族互助”的口號，立可製列強之死命，區區日本，何足道哉！
大凡一個社會，必有一定的重心，才能維持秩序，君主時代，皇帝是維持社會的重心，東周之末，天子失去統禦能力，列國紛爭，強淩弱，眾暴寡，社會失去重心，成了無政府狀態，管仲看見這種趨勢，倡方伯集團製，齊桓為伯主，社會因之安定，方今也是列國紛爭，威爾遜看見這種趨勢，倡“國際聯盟”，本來是很合時勢需要的，無奈威爾遜有管仲之識，無管仲之才，組成的國聯，反成了列強分贓的集團，大非威爾遜初衷，我們熟察潮流，非仍走威爾遜這條路不可，環顧世界，舍了我國，實在莫得第二個國家，能擔負責這種責任，所以應由我國出來，組織“弱小民族聯盟”替代威爾遜的“國際聯盟”。
日本戰勝強俄，據彝士河邊土人那種心理看來，日本駸駸乎有充當東方盟主的機會，無奈他在東亞方麵，專做鼠竊狗偷的工作，國際上任何卑劣行為都能做，自家把盟主資格失去，第一次大戰之末，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之主張，備受世界歡迎，大有充當盟主機會，惜乎為德不卒，於是美國也未能充當一切設施，世界上許多人懷疑，俄國也未能充當盟主，至於意德二國，高唱法西斯主義，猙獰麵目畢露，更莫得盟主的資格，英法二國，在巴黎和會，食言而肥，今後若當盟主，也是不能。屈指世界七大強國，都把充當盟主的機會失去，而當此列國紛爭之際，又不得不需要一個盟主，以維持和平，那麼，就非中國莫屬了，中國與世界弱小民族，同舟共濟，隻要在抗日期中，喊出弱小民族互助的口號，“弱聯”組織即成功，雖欲不當盟主，不可得已。
我們所謂盟主者，是揭信義於天下，扶危濟弱，民眾歸心，擁戴為盟主，如昔日之齊桓公一般，不是像晉楚爭霸，以武力奪取盟主，春秋時，齊國之強，遠不如楚，隻因管仲政策適宜，有信義，能扶助弱國，故召陵之役，楚國不敢不出服，我國對日，業已發生全民抗戰，這已無待研究，所研究者，隻是國策，我們在抗戰中，把管仲的策略，運用到外交方麵就是了。古人雲：“多難興邦。”齊經襄公之亂，桓公即位之初，長勺一役，連魯國這種弱國，都戰不過，其弱可想，隻因管仲政策適宜，遂崛起為五霸之首，我國泱泱大國，恰等於春秋時之齊國，弱則有之，小則未也，管仲政策，最可取法，把眾弱國，結為一團，對於法西斯主義國家，用武力解決，等於齊桓公之伐狄伐山戎，對於英法美諸國，用政治解決，等於召陵之役，和平解決。像這樣做去，和平基礎，自然奠定。
本來孫中山先生的遺教，是“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而著者則主張組織“弱小民族聯盟”，這也有個原因，世界的國家，共分兩大類，一類是弱而小的，一類是強而大的，弱小的國家，相互間是平等，強大的國家，相互間也是平等，強大國與弱小國相對，則不平等，我國介居二者之間，是弱而大的國家，與弱小民族講平等，是為俯而就，與列強講平等，是為仰而企，故對列強用聯合二字，未免高攀，必須退而組織弱聯，本身有了實力，才進而與列強周旋，取一種威協式，能以平等待我則聯合之，不以平等待我，則攻擊之，日本這類強而小的國家，他們怕他作甚？
方今五洲萬國，紛紛擾擾，必須有一個盟主出來，才能維持世界和平，不至成為無政府狀態，而這個盟主，如在列強中求之，則他們素講侵略主義，久為弱小民族所嫉視所畏懼，如在弱小民族中求之，而力量又太薄弱，惟有我們這個弱而大的國家，上之可以操縱列強，下之可以號召弱小民族，恰有充當盟主的資格。春秋五霸，如齊桓晉文諸人，都是經過變亂，國勢衰弱，發奮為雄，遂崛起稱霸，恰與我國現在情形相似，所以我國當立定遠大誌向，將來把日本打敗了，東北四省收複了，遠不能終止，當一氣做下去，抱定齊桓晉文之雄心，推行孔子孟之主義，使全世界充滿了中國的王道，促令大同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才算完成。
現在國際上，隻講利害，不講正義，我國與弱小民族，利害相同，列強與弱小民族，利害相反，美國威爾遜，高呼民族自決，似乎是主張正義了，其實不然，美國的國家，完全是銀行大王，煤油大王等，幾個大資本家所操縱，總統都是他們的傀儡。歐戰之初，美國的資本家，借些債與協約國，後來眼見協約國要敗了，放出之債，將歸無著，才慫恿美國出來參戰，所以威爾遜高倡人道主義，表麵上很好聽，裏子是替幾個資本家收賬的。此次中日戰爭發動了，日本是美國的大債主，如果打敗了，債款必歸無著，所以美國難同情我國，也不願日本打大敗仗，並且日本一敗，東北四省，被我國收回，高麗琉球，也會獨立，其他委任統治的地方，也保不住，日本就又退回三島，幾個小國的危險，英國情形，大與日本相類，如果此例一開，英國屬地，紛紛獨立，最終也隻剩有英侖三島，這種事勢之演變，是很有可能的，英國人士，早見及此，所以處處袒日。總之世界列強，與弱小民族，是立於利害相反的地位，這種情形。我們不能不看清楚。
列強都是資本帝國主義國家，隻講利害，不講正義，其講正義者，隻有他們國中的學者平民和勞工罷了，大都無拳無勇，威爾遜是教授出身的學者，故民族自決的主張，不能實現，我們在長期抗戰中，必須喊出“弱小民族互助”的口號，喊出“人類平等”的口號，把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和列強國中被壓迫的平民勞工，聯合在一根戰線上，力量集中起來，聲勢自然壯盛，正義才能伸張。
我們須知：世界是日朝大同方麵趨去，其進化之方式，可從我國曆史考察之：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成湯時三千國，周武王時一千八百國，春秋時二百四十國，戰國時七國，至秦始皇時，就一統了。歐洲亦然，也是由若幹小國，合為一大國，再由若幹大國，合為一更大之國，照這樣趨勢看去，勢必全球合而為一而後止，至此即所謂世界大同了。所異者秦時一統，有一個皇帝高踞乎上，將來世界一統，是十五萬萬人，合顆做一個皇旁及由，這種趨勢，我們不能看清楚。
我們組織的弱聯，發展出來，即是世界大同之基礎，威爾遜的國際聯盟，本含大同基礎的意味，無奈何他是老教授出身，學識有餘，經驗不足，巴黎和會席上，受了魯易喬治，和母老虎克利滿梭之簸赤，又受意大利和日本下旗歸國之恐嚇，而克利滿梭直譏之曰：“你這十四條，隻好拿在天國去行使，上帝隻有十誡，你還多了四條，恐怕天國也行使不走。”威爾遜屈意將就，國際聯盟，就成了列強分贓的團體，這是很可惜的。我們應該令成一個“弱小民族聯盟”，促令十四條原則，一一實現，倘英法諸國，仍用對付威爾遜那種手段，對付“弱聯”，我們就把全地球用鮮血染紅，從鮮血中，現出一個天國，與克利滿梭一類人看。我們的中國主義，本是建築在“不嗜殺”三字上麵，然而前徒倒戈，血流標杆，王道義中，也有這類事實，是在列強能否自悟而已。
一般人看見舉世紛爭，很抱悲觀，殊不知：此正是促進大同之預兆，譬如盤中放置數個泥丸，個個獨立，不相關涉，要想合為一個，非取來擠之捏之不可，現在舉世紛爭，正所謂擠之捏之也。戰國七雄之衝突，是贏秦統一之預兆，現在列強之衝突，是世界大同之預兆。威爾遜看見此種趨勢，故組織國際聯盟以順應之，不意中遭摧折，有其名而無其實，所以我們的“弱聯”，不得不應運而生。
戰國時天下大亂，一般人都知道，非統一不能太平，所以梁襄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於一。”即是說：要統一才能安定，但統一之方式有二：一為武力的統一，一為非武力統一，而孟子則主張非武力的統一，故梁襄王曰：孰能一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即是說：要不尚武力，才能統一。戰國梟雄，個個都想用武力來統一，孟子偏說：要不尚武力，才能統一，他這話，仿佛又是怪話了，然而其中卻有至理，他說：“可使製挺以達秦楚之堅甲利兵。”後來陳涉揭竿而起，推倒強秦，他的話算是實現了，惟有後來秦始皇削平六國，是用武力統一的，孟子的話，並未實現。方今五洲萬國，紛亂不已，絕像先年的戰國，我們當組織一個弱聯，推行中國的王道主義，把孟子的話，促令實現。
醫寒病用熱藥，醫熱病用涼藥，相反才能相勝，列強崇尚武力，紛紛爭奪，是害了狂熱病，我們當組織“弱聯”，宣傳王道主義，以一服清涼藥救濟之。一般人隻知武力可以統一，殊不知非武力的統一，其理更妙，主張武力統一者，意若曰：“你不服從我，我就殺死你。”使人不敢不屈伏，這是用一個殺字來統一，秦始皇混一天下，即是基於這個理由，然不能永久，故二世而亡。主張非武力統一者，是替人謀生存，謀幸福，使人自然的心悅誠服。這是用一個生字來統一，孟子的學說，即是建築在這個理由上麵，我們今日，當促合此種學說實現，一實現了，即奠立永久和平。
中西主義，極端相反，西洋斯密士之自由競爭，……達爾文之優勝劣敗，尼采之超人主義，種種舉說，都是建築在殺字上麵，我們讀達爾文，尼采諸人之書，滿腔是殺機，讀孔孟老莊，及宋明諸儒之書，滿腔是生趣。方今西洋主義盛行，無處不是殺機，應該以中國主義求濟之，用一個生字統一世界。
孫中山先生革命，分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我們現在國難當前，當三者同時並進，對日全民抗戰，是為軍政，在抗戰期中，製定憲法，從一村一場施行起來，是為憲政，村議員場議員，負訓練人民之責，是為訓政。一村一場的憲政辦好了，擴大為區，再擴大為縣，為省，為國，迨及擴大為國，大約中日戰爭已告結束，憲政就算完成。將來再擴大於全世界，就算大同了。
世界進化，分人同獸爭，人同人爭，人同地爭，三個時期。上古時，人類把毒蛇猛獸打敗了，才得安居樂業，是為人同獸爭時期，自有史以來，至於今日，人類都是相爭相奪，是為人同人爭時期，再進化，人類知識進步，知道地球為萬寶之源，人類彼此爭奪，是不經濟的，於是廢除戰爭，糾集全人類，通力合作，把地球表麵縕藏的寶貨搜取出來，全人類平分，是為人同地爭。
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是第二時期之末，第三時期開始，孫中山先生一部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是人同人爭的計劃，一講到民生主義，即言開墾，言種植，興夫水力發電等等，無一非人同地爭計劃，絕不說一句人同人爭的話，足知舊於進化途徑，是看得很清楚的。
力學公例：“兩力平衡，才能穩定。”物不平則鳴，人不平則爭，西洋人主張競爭，孫中山也主張競爭，但孫中山之競爭，達到平字即止，絕不更進，這是從孔門治國平天下那個平字生出來的，所以說中山主義，是純粹的中國主義。日德意三國，在國際上之行為，超出了平字之上，我們把中國主義，發揮出去，決定把他打敗無疑。
我在“製憲私議”中，定出一條原則：“地球生產力，和機器生產力，歸社會公有，腦力和體力，歸個人私有。”舉世紛爭不已，就由這四種力不相調協生出來的，農業國擁有地球生產力，而不能開發，工業國富有機器，又無所用之，農業國的勞工有體力，工業國的技師有腦力，我們把他調協起來，取得利益，全人類平均分享，世界就太平了。
我在“製憲私議”中，主張把土地、工廠、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一律收歸國有，我們在抗戰期中，經濟歸國家統製，工廠銀行和國際貿易三者，統歸國家經營，這本是正當辦法，我們此時應當把憲法從速製定，表明這三者不但戰時是這樣辦，即戰事告終，永久也這樣辦，惟有土地一項，收歸國有，最為麻煩，我們在憲法上把他規定了，隨後慢慢辦。
孔門“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所以中國主義，即是大同主義，洋人呼中國為“睡獅”生怕他醒了，這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獅子是吃人之物，我國豈幹此等事，我國乃“臥麟”，非“睡獅”也，麟是不踐生蟲，不履生草的仁獸，隻因閉目高臥，於是虎狼出沒，狐兔縱橫，鬧得不成樣子，隻要他一醒了，開步而走，百怪潛形，就頓成祥和世界。從前西狩獲麟，孔子見了，泣下沽襟，會作一首獲麟歌：“唐虞世兮，麟鳳遊兮，今非其時，來何求兮，麟兮麟兮。我心優兮。”我想孔子在天之靈，無時不盼望世界大同，將來果然大同了，我們每年孔廟中春秋二祭，可唱一首祥麟歌，其詞曰：
大同世兮，
祥麟遊兮，
今已居同，
又何求兮，
麟兮麟兮，
永無優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