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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把三教融合的工作，剛剛做成功，跟著就死了。死後，他的學術，分為兩大派。一派是伊川和朱子，一派是陸象山和王陽明。明道死時，年五十四歲，死了二十多年，伊川才死。伊川傳述明道的學問，就走入一偏，遞傳以至朱子。後人說朱子集宋學之大成，其實他未能窺見明道全體。《宋元學案》說：“朱子謂明道說話渾淪，然太高，學者難看……朱子得力於伊川，於明道之學，未必盡其傳也。”據此，可知：朱子得明道之一偏。陸象山起而紹述明道，與朱子對抗，不但對於朱子不滿，且對於伊川亦不滿。他幼年聞人誦伊川語，即說道：“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孟不類。”又說：“二程見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卻存，伊川已失此意。”又說：“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錮蔽深，明道卻疏通。”象山自以為承繼明道的，伊川也自以為承繼明道的，其實伊川與象山，具是得明道之一偏，不足盡明道之全。伊川之學，得朱子發揮光大之，象山之學，得陽明發揮光大之，成為對抗之兩派。朱子之格物致知，是偏重在外，陽明之格物致知，是偏重在內。明道曰：“與其處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明道內外兩忘，即是包括朱陸兩派。
朱陸之爭，乃是於整個道理之中，各說半麵，我們會通觀之，即知兩說可以並行不悖。（1）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朱子重在學，陸子重在思，二者原是不可偏廢。（2）孟子說：“博學而群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朱子宗的是這個說法。孟子又說：“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陸子宗的是這個說法。二說同出於孟子，原是不衝突的。（3）陸子尊德性，朱子道問學，《中庸》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中間著一而字，二者原可聯為一貫。（4）從理論學上言之，朱子用的是歸納法，陸子用的是演繹法，二法具是研究學問所不可少。（5）以自然現象言之，朱子萬殊歸於一本，是向心力現象，陸子一本散之萬殊，是離心力現象，二者原是互相為用的。我們這樣的觀察，把他二人的學說，合而用之即對了。
明道學術，分程（伊川）朱和陸王兩派，象山相當於伊川，陽明相當於朱子。有了朱子“萬殊歸於一本”之格物致知，跟著就有陽明“一本散之萬殊”之格物致知，猶之有培根之歸納法，跟著就有笛卡兒之演繹法，培根之學類伊川和朱子，笛卡兒之舉，類象山和王陽明。宇宙真理，古今中外是一樣的，所以學術上之分派和研究學問的方法，古今中外也是一樣的。
十五、學術之分合
孔子是述而不作的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融合眾說，獨成一派。老子書上有“穀神不死”及“將欲取之”等語，經後人考證，都是引用古書。他書中所說“用兵有言”及“建言有之”等語，更是明白援引古說，可見老子也是述而不作之人，他的學說，也是融合眾說，獨成一派。印度有九十六外道，釋迦一一研究過，然後另立一說，這也是融合眾說，獨成一派。宋儒之學，是融合儒釋道三教而成，也是融合眾說，獨成一派。這種現象，是學術上由分而合的現象。
大凡一種學說，獨立成派之後，本派中跟著就要分派。韓非說：“儒分為八，墨分為三。”就是循著這個軌道走的。孔學分為八派，秦滅而後，孔學滅絕，漢儒研究遺經，成立漢學，跟著又分許多派。老子之學，也分許多派。佛學在印度，分許多派。傳入中國，又分若幹派，宋儒所謂佛學者，蓋禪宗也。禪宗自達摩傳至五祖，分南北兩派，北方神秀，南方慧能，慧能為六祖，他們下又分五派。明道創出理學一派，跟著就分程（伊川）朱和陸王兩派。而伊川門下分許多派。朱子門下分許多派，陸王門下，也分許多派。這種現象，是由合而分的現象。
宇宙真理，是圓陀陀的，一個渾然的東西，人類的知識很短淺，不能驟窺其全，必定要這樣分而又合，合而又分的研究，才能把那個圓陀陀東西，研究得清楚。其方式是每當眾說紛紜的時候，就有人融會貫通，使他彙歸於一的，這是做的由分而合的工作。既經彙歸於一之後，眾人又分頭研究，這是做的由合而分的工作。
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是西洋學說，傳入中國，與固有的學說發生衝突，正是眾說紛紜的時代。我們應該把中西兩方學說，融會貫通，努力做由分而合的工作。必定要這樣，才合得到學術上的趨勢，等到融會貫通過後，再分頭研究，做由合而分的工作。
第二章
宋儒與川蜀文化
一、地域與二程學派的形成
凡人的思想，除受時代影響之外，還要受地域的影響，孔子是魯國人，故師法周公，管仲是齊國人，故師法太公，孟子是北方人，故推尊孔子，莊子是南方人，故推尊老子，其原因：（1）凡人生在一個地方，對於本地之事，耳濡目染，不知不覺，就成了拘墟之見。（2）因為生在此地，對於此地之名人，有精密的觀察，能見到他的好處，故特別推稱他。此二者可說是一般人的通性，我寫這篇文字，也沒有脫此種意味。
程明道的學說，融合儒釋道三家而成，是順應時代的趨勢，已如前篇所說，至於地域關係，他生長河南，地居天下之中，為宋朝建都之地，人文薈萃，是學術總彙的地方，故他的學說，能夠融合各家之說，這層很像老子，老子為周之柱下史，地點也在河南，周天子建都於此，諸侯朝聘往來，是傳播學說集中之點，故老子的學說，能夠貫通眾說。
蜀學是程明道的學說，很受四川的影響，這一層少人注意，我們可以提出來討論一下：
明道的父親，在四川漢州做官，明道同其弟伊川，曾隨侍來川，伊川文集中，有“為太中（程子父）作試漢州學生策問”三首，“為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再書”及“蜀守記”等篇，都是在四川作的文字，其時四川儒釋道三教很盛，二程在川濡染甚深，事實具在，很可供我們的研究。
二、儒門易學與川蜀文化之關係
《宋史譙定傳》載：“程頤之父珦，嚐守廣漢，頤與其兄灝皆隨侍，遊成都，見治篾箍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篾者先曰：‘若嚐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也。’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伊川晚年注學，於未濟卦，後載“三陽失位”之說，並曰：“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呈觀宗史所載不虛。據“成華縣誌”所載：二程遇箍桶翁的地方，即是省城內之大慈寺。
《譙定傳》又載：“袁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之，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我們細玩“易學在蜀”四字，大約二程在四川，遇著長於易的人很多，不止箍桶翁一人，所以才這樣說。
段玉裁做富順縣知縣，修薛翁祠，作碑記雲：“……繼讀東萊呂氏撰常州誌，有雲。”袁道潔聞蜀有隱君子名，物色之，莫能得，末至一郡，有賣香薛翁，且荷笈之市，午輒扃門默坐，意象靜深，道潔以弟子禮見，且陳所學，叟漠然久之，乃曰：“經以載道，子何博而寡要也，與語，未幾複去。”宋史雲“眉邛間”，呂氏雲“至一郡”，皆不定為蜀之何郡縣。最後讀俊儀王氏《困學紀聞》雲：“譙天授之易，得於蜀夷族曩氏，袁道潔之易，得於富順監賣香薛翁，故曰：學無常師。宋之富順監，即今富順縣也，是其為富順人無疑。”（見段玉裁《富順縣誌》）究竟薛翁是四川何處人，我們無須深考，總之有這一回事，其人是一個平民罷了。（按：宋史作賣醬，呂王作賣香，似應從呂王，因東萊距道潔不久，宋史則元人所修也。）
袁滋問易於伊川一無所得，與賣醬翁語，大有所得，這賣醬翁的學問，當然不小，論語上的隱者，如晨門、荷蕢、沮溺、丈人等，不過說了幾句諷世話，真實學問如何，不得而知，箍桶翁和賣醬翁，確有真實學問表現，他二人易學的程度，至少也足與程氏兄弟相埒，賣醬翁僅知其姓薛，箍桶翁連姓亦不傳，真是鴻飛冥冥的高人。
易學是二程的專長，二人語錄中，談及易的地方，不勝枚舉，《宋史張載傳》稱：載嚐坐虎皮，講易京師，聽者甚眾。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理，吾所不如，汝輩可師之。”抑坐輟講。據此可見二程易學之深，然遇著箍桶翁則敬謹領教，深為佩服，此翁之學問，可以相見。袁滋易學，伊川不與之講授，命他入蜀訪求，大約他在四川受的益很多，才自謙不如蜀人，於此可見四川易學之盛。
據《困學紀聞》所說，四川的夷族，也能傳授高深的《易學》，可見那個時候，四川的文化，是很普遍的，《易經》是儒門最重要之書，《易學》是二程根本之學，與四川發生這樣的關係，這是很值得研究的。
三、道教方士學派淵源於川蜀文化
薛翁說袁道潔博而寡要，儼然道家口吻。他扃門默坐，宜象靜深，儼然道家舉止。可見其時道家一派，蜀中也很盛，二程在蜀，當然有所濡染。
宋儒之學，據學者研究，是雜有方士派，而方士派，蜀中最盛。現在講靜功的人，奉《參同契》和《悟真篇》二書為金科玉律，此二書均與四川有甚深之關係。
“悟真篇”是宋朝張伯端字平叔號紫陽所著。據他自序，是熙寧已酉年，隨龍國陵公到成都，遇異人傳授，考熙寧已酉，即宋神宗二年。據伊川所作《先公太中傳》稱：“神宗即位年代，知漢州，熙寧中議行新法，州且囂然，皆以為不可。公未嚐深論也，及法出，為守令者奉行惟執後，成都一道，抗議指其未便者，獨公一人。”神宗頒行新法，在熙寧二年，即是張平叔遇異人傳授之年，正是二程在四川的時候。平叔自序，有“托遇真筌，安敢隱默”等語。別人作的序有雲：“平叔遇青城丈人於成都。”又雲：“平叔傳非其人，三受禍患。”漢州距成都隻九十裏，表城距成都，距漢州，俱隻百餘裏。二程或者與青城丈人或張平叔相遇，否則平叔既不甚秘惜其術，二程間接聞也，未可知。
現在流行的《參同契集注》，我們翻開一看，注者第一個是彭曉，第二個是諸子，彭曉字秀川，號真一子，仕孟昶為祠部員外郎，是蜀永康人。永康故治，在今崇慶縣西北六十裏。南宋以前，注參同契者十九家，而以彭曉為最先，通行者皆彭本，分九十一章，朱子乃就彭本，分上中下三卷，寧宗元年，蔡季通編貫道州，在“寒泉精舍”與朱子相別，相與訂正“參同契”，竟夕不寐，明年季通卒，越二年朱子亦卒，足見朱子晚年都還在研究參同契這種學說。
清朝毛西河和胡渭等證明：宋儒所講，無極太極，河圖洛書，是從華山道士陳搏傳宋。朱子解易，曾言“邵子得於希夷（即陳搏），希夷源流，出自參同契”。宋學既與參同契，發生這種關係，而注參同契之第一個人是彭曉，出在四川，他是孟昶之臣。孟昶降宋，距二程到川，不及百年。此種學說，流傳民間，二程或許也研究過。
義和團亂後，某學者著一書，說：“道教中各派，具發源於四川。其原因就是由於漢朝張道陵，在四川鶴鳴山修道，其學流傳民間，分為各派，曆代相傳不絕。”他這話不錯，以著者所知，現在四川的教派很多，還有幾種傳出外省，許多名人，俯首稱弟子，這是曆曆可數的。逆推上去，北宋時候，這類教派當然很盛，二程在蜀當然有所濡染。
四、佛學禪宗對川蜀文化之影響
佛教派別很多，末儒所請佛學者，大概指禪宗者而言。禪宗至六祖慧能而大盛。六祖言：“不思善，不思惡。正憑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麵目？”宋儒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宛然是六祖話頭。
四川佛教，曆來很盛，華嚴宗所稱為五祖的宗密，號圭峰，即是唐時四川西充人。唐三藏法師玄奘，出家在成都大慈寺，以禪宗而論，六祖再傳弟子馬道一，即是張文定所說的馬大師，是四川什邡人。他在禪宗中的位置，與宋學中的朱子相等，有“五燈會元”可考。他的法嗣，布其天下，時號馬祖。他出家在什邡羅漢寺，得道在衡嶽，傳道在江西，曾回什邡，築台說法，邑人稱為活佛。（《什邡縣誌》。）二程到四川的時候，當然他的流風餘韻，猶有存者。什邡與漢州毗連，現在什邡商景關內，有雪門寺。相傳二程曾在寺中讀書，後人於佛殿前，建堂祀二程，把寺名改為雪門，取“立雪程門”之義。（《什邡縣誌》。）二程為甚不在父親署內讀書，要跑到什邡去讀？一定那個廟子內有個高僧，是馬祖法師。二程曾去參訪，莊了許久，一般人就說他去讀書了。
馬祖教人，專提“心即是佛”四字。伊川曰“性即理也”，宛然馬祖聲口，這種學理，或許從雪門寺高僧得來。
宋朝禪宗大師宗杲，名震一時，著有“大慧語錄”，朱子也曾看他的書，並引用他的話，如“寸鐵傷人”之語。魏公道是四川廣漢人，他的母親秦國夫人，曾在大慧門下，參禪有得，事載“五燈會元”。大慧之師圓悟，是成都昭覺寺和尚，著有“圓悟語錄”，成都昭覺寺，現有刻板，書首載有張魏公序文，備極推崇。圓悟與二程，約略同時，二程在川之時，四川禪風當然很盛，二程當然有所濡染。
五、二程講道台
二程的父親，卒於元祜五年庚午，年八十五歲，逆推至熙寧元年戊申，年六十三歲。其時王安石曆行新法，明道曾力爭不聽，他們兄弟，不願與安石共事。因為父親年已高，所以侍父來蜀。明道生於宋仁宗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二年癸酉，二人入蜀時，年三十六七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他們拋棄了政治的生活，當然專心研究學問。王陽明三十七歲，謫居貴州龍場驛，大悟格物致知之旨。與二程在漢州時，年齡相同，不得誌於政治界，專心研究學問，忽然發明新理，也是相同。
現在漢州城內，開元寺前，有“二程講道台”，（《漢州誌》）可見二程在漢州，曾召集名流，互相討論，把三教的道理，融會貫通，恍然有得，才發明所謂宋學，伊川所說的“返求諸六經，然後得之”，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漢州開元寺，可等於王陽明的龍場驛。
宋明諸儒，其初大都出入佛老，其所謂佛者，是指禪宗而言，其所謂老者，不純粹是老子，兼指方士而言，陽明早年，曾從事神仙之學，並且修習有得，幾於能夠前知，有陽明年譜可證。不過陽明不自諱，宋儒就要多方掩飾，朱子著“參同契考異”托名“華山道士鄒訴”，不直署己名，掩飾情形，顯言可見。
二程是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的人，遇著箍桶匠，都向他請教，當然道家的紫陽派，真一派，佛家的圓悟派，也請教過的。我們看程子主張“半日讀書，半日靜坐”，形式上都帶有佛道兩家的樣子，一定與這兩家有關係。伊川少時，體極弱，愈老愈健，或許得力於方士派的靜坐，不過後來排斥佛老，與這兩家發生關係的實情，不肯一一詳說，統以“出入佛老”一語了之，箍桶翁是他自己說出，並筆之於書，後人方才知道。
我們從旁的書考證，宋朝的高僧甚多，乃宋史僅有方技傳，而高僧則絕不一載。此由宋儒門戶之見最深，元朝修宋史的人，亦染有門戶習氣，一意推崇道學，特創道學傳，以位置程朱諸人，高僧足與程朱爭名，故削而不書，方技中人，不能奪程朱之席，故而書之。以我揣想，即使二程曾對人言：在蜀時，與佛老中人，如何往還，宋史亦必削而不書，箍桶翁，加賣醬翁，不能與二程爭名，才把他寫上，其餘的既削而不書，我們也就無從詳考。
六、孟蜀之文化
箍桶翁賣醬翁傳易，張平叔、彭曉傳道，圓悟傳禪，可見其時四川的學者很多。請問為什麼那個時候四川有許多學者呢？因為漢朝文翁化蜀後，四川學風就很盛。唐時天下繁盛的地方，揚州第一，四川第二，有“揚一蜀二”之稱。唐都陝西，地方與蜀接近，那個時候的名人，莫到過四川的很少，所以中原學術，就傳到四川來。加以五代時，中原大亂，許多名流，都到四川來避難。四川這個地方，最適宜於避難，前乎此者，漢末大亂，中原的劉巴、許靖都入蜀避難，後乎此者，邵雍臨死，說“天下將亂，惟蜀可免。”他的兒子邵伯溫，攜家入蜀，卒免金人之禍。昔人雲：“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這是對乎中原而言，因為地勢上的關係，天下將亂，朝廷失了統禦力，四川就首先與之脫離，故謂之先亂，等到中原平定了，才來征服，故謂之後治，其實四川關起門是統一的，內部是很安定的。
五代時，中原戰爭五十多年，四川內政很修明，王孟二氏，俱重文學。《十國春秋》說王建“雅好儒臣，禮遇有加”。又說王衍“童年即能文，甚有才思”。孟蜀的政治，比王蜀更好，孟氏父子二世，凡四十一年，孟昶有位三十二年。《十國春秋》說孟昶“勸善恤刑，肇興文教，孜孜求治，與民休息”。又曰：“後主（指昶）朝宋時，自二江至眉州，萬民擁道痛哭，慟絕者凡數百人，後主亦掩麵而泣。藉非慈惠素著，亦何以深入人心至此哉。”這是孟昶亡國之後，敵國史臣的議論，當然是很可信的。清朝知縣大堂麵前牌坊，大書曰“爾奉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這十六字，是宋太宗從孟昶訓飭州縣文中選出來，頒行天下的（見容齊續筆戒石銘條），昶之整飭吏治，已可概見。
後世盛稱“文景之治”，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景帝在位十六年，合計不過二十九年。孟氏父子，孜孜求治，居然有四十一年之久，真可謂太平盛世。國內既承平，所以大家都研究學問。加以盂昶君臣，都提倡文學，《十國春秋》曰：“帝（指昶）好學，為文皆本於理。”居恒謂李吳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為輕豔之文，朕不為也。”他的宰相毋昭裔，貧賤時向人借“文選”，其人有難色，他發憤說道：“我將來若貴，當鏤板行之。”後來他在蜀做了宰相，請後主鏤板印九經，又把九經刻石於成都學宮。自己出私財營學宮，立教舍，又刻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國亡後，其子守素齋至中朝。諸書大章於世，紀曉嵐著四庫提要，敘此事。並且說：“印行書籍，創見如此”，他們君臣，在文學上的功績，可算不小。
盂昶君臣，既這樣的提倡文學，內政又修明，當然中原的學者，要向四川來。所以儒釋道三教的學問，普及到了民間，二程和袁滋，不過偶爾遇著兩個，其餘未遇著的，不知還有若幹。因為有了這樣普遍的文化，所以北宋時，四川才能產出三蘇和範稹諸人。蘇子由說：“轍生十九年，書無不讀。”倘非先有孟昶的提倡，他在何處尋書來讀？若無名人指示門徑，怎麼會造成大學問？東坡幼年曾見出入孟昶宮中的老尼，二程二蘇，與孟蜀相距不遠，他們的學問，都與孟昶有關。子夏居西河，魏文侯受經於子夏，初置博士官，推行孔學。秦承魏製，置博士官，伏生、叔孫通、張蒼，皆故秦博士。梁任公說：“儒教功臣，第一是魏文侯。”我們可以說：“宋學功臣，第一是孟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