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智者大師，居天台山，開天台宗，著有《大小止觀》。唐朝道士司馬承禎，字子微，也居天台山，著有《天隱子》，又著《坐忘論》七篇。玉澗雜書雲：“道釋二氏，本相矛盾，而子微之學，乃全本於釋氏，大抵以戒定慧為宗……此論與智者所論止觀，實相表裏，子微中年隱天台玉霄峰，蓋智者所居，知其淵源有自也。”（《圖書集成·道教部雜錄》。）由此知：凡是互相矛盾的學問，隻要同在一個地方，就有融合之可能。五代中原大亂，三教中的名人，齊集成都。仿佛三大河流，同趨於最隘的一個峽口，天然該融合為一。大約這些名流，雲集成都，互相討論，留下不少的學問。明道弟兄來川，召集遺老，築台講道，把它集合來，融會貫通，而斷以己意，成為一個係統，就成為所謂宋學。
七、被視為異端邪說之蘇子由學說
大家隻知程氏兄弟是宋學中的泰鬥，不知宋朝還有一個大哲學家，其成就，較之程氏兄弟，有過之無不及。一般人都把他忽略了，此人為誰？即是我們知道的蘇子由。程氏兄弟做了融合三教的工作，還要蒙頭蓋麵，自稱是孔孟的真傳。子由著有“《老子解》，自序著此書時，曾同僧道全商酌，他又把《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和六祖“不思善，不思惡”等語，合並研究，自己直截了當的說出來，較諸其他宋儒光明得多。子由之孫蘇籀，記其遺言曰：“公為籀講老子數篇，曰‘高出孟子二三等矣’。又曰：‘言至道無如五千文。’”蘇籀又說：“公老年作詩雲：‘近存八十一章法，從道老聃門下人。’蓋老而所造益妙，錄錄者莫測矣。”子由敢於說老子高出孟子二三等，自認從道老聃門下，這種識力，確在程氏兄弟之上。蘇東坡之子蘇邁等，著有《先公手澤》，載東坡之言曰：“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廢卷而歎。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為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不意晚年見此奇特。”我初讀東坡此段文字，心想子由此書，有甚好處，值得如此稱歎，後來始知純是讚歎他融合三教的工作。
明朝有個李卓吾，同時的人，幾乎把他當作聖人。他對於孔子，顯然攻擊，著《藏書》六十八卷。自序有曰：“前三代吾無論矣，後三代漢唐宋是也，中間數百餘年，而獨無是非者，豈其人無是非哉。鹹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因未嚐有是非耳。”又曰：“此書且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藏書也。而無奈一二好事朋友，索出不已，予又安能以已耶。”但戒曰：“覽則一任諸君覽，但無以孔夫子之定本行賞罰則善矣。”他生在明朝，思想有這樣的自由，真令人驚詫，他因為創出這樣的議論，鬧得書被焚毀，身被逮虜，直至自刎而死，始終持其說不變。其自信力有這樣的堅強，獨對蘇子由非常佩服，萬曆二年，他在金陵刻子由老子解，題其後曰：“解老子者眾矣，而子由最高……子由乃獨得微言於殘篇斷簡之中，宜其善發老子之蘊，使五千餘言，爛爛如皎月，學者斷斷乎不可日去手也。解成示道全，當道全意，寄子瞻，又當子瞻意，今去子由，五百餘年，不意複見此奇特。”卓吾這樣的推崇子由，子由的學問也就可知了。
蘇子由在學術上，有了這樣的成就，何以談及宋學，一般人隻知道有程朱，不知道蘇子由呢？其原因：（1）子由書成年已老，子由死於政和二年壬辰，年七十四歲，此書幾經刪改，至大觀二年戊子十二月方才告成。程明道死於元豐八年乙醜，年五十四歲，伊川死於大觀元年丁亥，年七十五歲。子由成書時，在明道死後二十三年，伊川死後一年，那個時候，程氏門徒遍天下。子由的學說，出來得遲，自不能與他爭勝，子由書成後四年即死，也就無人宣傳他的學說了。（2）那時黨禁方嚴，禁人學習元祜學術，伊川謝絕門徒道：“尊所聞，行所知可也，不必及吾門也。”連伊川都不敢宣傳他的學問，子由何能宣傳？伊川死時，門人不敢送喪，黨禁之嚴可想。史稱子由：“築室穎濱，不複與人相見，終日默作，如是者幾十年。”據此，則子由此書，能傳於世，已算僥幸，何敢望其通行？（3）後來朱子承繼伊川之學，專修洛蜀之怨，二蘇與伊川不合，朱子對於東坡所著《易傳》，子由所著《老子解》，均痛加詆毀。其詆子由曰：“蘇侍郎晚為是書，合吾儒於老子，以為未足。又並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以語此者，而其兄東坡公，亦以為‘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以予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歟，因為之辯。”（見《宋元學案》。）中庸有“小人而無忌憚”之語，朱子說他無忌憚，即是說他是小人。此段文字，幾於破口大罵。朱子又把子由之說，逐一批駁，大都故意挑剔，其書具在，可以複按。朱子是曆代帝王尊崇的人，他既這樣攻擊子由，所以子由的學說，也就若存若亡，無人知道了。（4）最大原因，則孔子自漢武帝而後，取得學術界正統的地盤。程子做融合三教的工作，表麵上仍推尊孔子，故其說受人歡迎，子由則赤裸裸地說出來，欠了程明道的技術，所以大受朱子的攻擊，而成為異端邪說。朱子痛詆子由，痛詆佛老，是出於門戶之見，我們不必管，隻看學術演進的情形就是了。
八、三教融合乃中國學術之總趨勢
我們從進化趨勢上看去，覺得到了北宋的時候，三教應該融合為一。程明道和蘇子由，都是受了天然趨勢的驅迫。程子讀了許多書，來到四川，加以研究，完全融合三教的工作。蘇子由在四川讀了許多書，去在穎濱，閉門研究也完成融合三教的工作，二者都與四川有關。這都是由於五代時，中原大亂，三教名流，齊集成都，三大河流，同時流入最隘一個峽口的原故。子由少時在蜀，習聞諸名流緒論，研究多年，得出的結果，也是融合三教，也是直於釋氏而偏邇於老聃，與大程子如出一轍。可見宇宙真理，實是如此。從前佛教傳入中國，與固有學術生衝突，曆南北隋唐以至五代，朝廷明令天下毀佛寺，焚佛經，誅僧尼之事凡數見。自宋儒之學說出，而此等衝之事遂無，不過講學家文字上小有攻訐而已，何也？根本上已融合故也。
世界第一次大戰，第二次大戰，紛爭不已者，學說分歧使之然也。現在國府遷移重慶，各種學派之第一流人物，與夫留學歐美之各種專門家，大都齊集重慶，儼如孟蜀時，三教名流，齊集成都一樣，也都是無數河流，趨入一個最隘之峽口。我希望產生一種新學說，融合中西印三方學術而一之，而世界紛爭之禍，於焉可免。
（著者按：初版時，國府尚未遷移重慶，則隻言：現在交通便利，天涯比鄰，中國，印度，西洋，三大文化接觸，相推相蕩。也是三大河流，趨入最隘的峽口，中西印三大文化，也該融合為一。）
第三章
宋儒之道統
一、道統之來源
宋儒最令人佩服的，是把儒釋道三教，從學理上融合為一。其最不令人佩服的，就在門戶之見太深，以致發生許多糾葛。其門戶之見，共有兩點：（1）孔子說的就對，佛老和周秦諸子說的就不對。（2）同是尊崇孔子的人，程子和朱子說的就對，別人說的就不對，合此兩點，就生出道統之說。
宋儒所說的道統，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我們要討論這個問題，首先要討論唐朝的韓愈。韓愈為人很倔強，富於反抗現實的性質。唐初文體，沿襲陳隋餘習，他就提倡三代兩漢的古文，唐時佛老之道盛行，他就提倡孔孟之學。他取的方式，與歐洲文藝複興所取的方式是相同的。二者俱是反對現代學術，恢複古代學術，是一種革新運動。所以歐洲文藝複興，是一種驚人事業。韓愈在唐朝，負泰山北鬥之地位，也是一個驚人事業。
韓愈的學問，傳至宋朝，分為兩大派：一派是歐蘇曾王的文學，一派是程朱的道學。宋儒所謂道統的道字，就是從昌黎原道篇“斯道也，何道也”，那個道字生出來的，孟子在從前，隻算儒家中之一種，其書價格，與荀墨相等，昌黎才把他表章出來。他讀荀子說：“始吾得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以為聖人之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得揚雄，益信孟氏，固雄書而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經昌黎這樣的推稱，孟氏才嶄然露頭角。
宋儒承繼昌黎之說，把孟子益加推崇，而以自己直其傳，伊川作明道行狀，說道：“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生乎一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史遷以孟子荀卿合傳，寥寥數十字，於所曆鄒膝任薛魯宋之事，不一書，朱子綱目，始於適魏之齊，大書特書，宋淳熙時，朱子才將《孟子》《論語》《大學》《中庸》，合稱為“四子書”，至元延祜時，始縣為令甲。我們自幼讀“四子書”，把孟子看做孔子化身，及期加考察，才知是程朱諸人，有了道統之見，才把他特別尊崇的。
昌黎是文學中人，立意改革文體，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他讀孔子孟荀的書，初意本是研究文學，因而也略窺見大道，無奈所得不深。他為文主張辭必己出，字法句法，喜歡戛戛獨造，因而論理論事，也要獨造。他說：“斯道也，何道也，非問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孟軻死，不得其傳。”這個說法，不知他們所見而雲然。程伊川曰：“軻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蹈襲別人，非空撰出，必有所見。”這幾句話的來曆，連程伊川都尋不出，非杜撰而何。
宋儒讀了昌黎這段文字，見曆代傳授，猶如傳國璽一般。堯舜禹直接傳授，文、武、周公、孔子、孟柯，則隔數百年，都不傳授，心想我們生在一千幾百年之後，難道不能得著這個東西嗎？於是立誌要把這傳國璽尋出，經過許久，果然被他尋出來了，在論語上尋出“堯日谘爾舜……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恰好偽古文尚書，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堯傳舜，舜傳禹，有了實據，他們就認定這就是曆代相傳的東西。究禹湯文武周公，所謂授受者安在？又中間相隔數百年，何以能夠傳授？又孔子以前，何以獨傳開國之君，平民中並無一人，能得其傳？這些問題，他們都不加研究。
宋儒因為昌黎說孟子是得了孔子真傳的，就把孟子一書，從諸子中提出來，上配《論語》。又從禮記中，提出《大學》《中庸》二篇，硬說《大學》是曾子著的。又說《中庸》是子思親筆寫出，交與孟子，於是就成了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一代傳一代，與傳國璽一般無二，孟子以後，忽然斷絕，隔了千幾百年，到宋朝，這傳國璽又出現，被濂洛關閩諸儒得著，又遞相傳授，這就是所謂道統了。
道統的統字，就是從“帝王創業”那個統字竊取出，即含有傳國璽的意思。那時禪宗風行天下，禪宗本是衣缽相傳，一代傳一代，由釋迦傳至達摩，達摩傳入中國，遞傳至六祖。六祖以後，雖是不傳衣缽，但各派中仍有第若幹代名稱，某為嫡派，某為旁支。宋儒生當其間，染有此等習氣，特創出道統之名，與之對抗。道統二字，可說是衣缽二字的代名詞。
請問：濂洛關閩諸儒距孔孟一千多年，怎麼能夠傳授呢？於是創出“心傳”之說，說我與孔孟，心心相傳，禪宗有“以心傳心”的說法，所以宋人就有“虞遷十六字心傳”的說法，這麼傳二字，也是摹仿禪宗來的。
本來禪宗傳授也就可疑，所謂西天二十八祖，東土六祖，俱是他們自相推定的，其學簡易，最合中國人習好，故禪宗風行天下。其徒自稱“教外別傳”，謂不必究經典，可以直契佛祖之心，見人每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宋儒教人“尋孔顏樂處”，其意味也相同。
周子為程子受業之人，橫渠是程子戚屬，朱子紹述程氏，所謂濂洛關閩，本是幾個私人講學的團體，後來愈傳愈盛，因創出道統之名。私相推定，自誇孔孟真傳，其方式與禪宗完全相同。
朱子爭這個道統，尤為出力，他注孟子，於末一章結句說道：“……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中曆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提出“統”字“傳”字，又說“神會心得”，即為宋學中所謂“心傳”和“道統”伏根。最奇的，於“其旨深哉”四字之後，突然寫出一段文字，說道：“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醇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行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辟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發複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聖，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此段文字寫畢，即戛然而止，不再著一語，真是沒頭沒尾的。這是什麼道理呢？因他法孟子，說得有“俟後聖於無窮”，寫此一段文字，見得程即是“後聖”。朱子於大學章句序，又說道：“河南兩夫子出，而有以接孟氏之傳……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著”“聞”字，儼然自附於“聞而知之”之列，於是就把道統一肩擔上。
二、道統之內幕
宋儒苦心孤詣，創出一個道統，生怕被人分去，朱子力排象山，就是怕他分去道統。象山死，朱子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破派象山作告子，自己就變成宋學中的孟子了。
程朱未了以前，揚雄聲名很大，他自比孟子。北宋的孫複，號稱名儒，他尊揚雄為範模。司馬光注《太玄經》說道：“餘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於是求之年，乃得觀之。初則溟涬漫漶，略不可入，乃研精易虛，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遍，參以首尾，稍得窺其梗概。然後喟然置書歎曰：嗚呼，楊子真大儒耶，孔子既沒，知聖人之道者，揚子而誰，荀與孟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觀玄之書，昭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發，合天人之道以為心。利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天下之道，雖有善者，其蔑以易此矣。”司馬光這樣說法，簡直把太玄推尊得如周易一般，儼然直接孔子之傳，道統豈不被揚雄爭去嗎？孟子且夠不上，何況宋儒？宋儒正圖謀續接孟子之傳，怎能容揚雄得過？適因班固《漢書》，說揚雄曾仕新莽，朱子修綱目輕輕與他寫一筆：“莽大夫揚雄死。”從此揚雄成了名教罪人，永不翻身。孟子肩上的道統，無人敢爭，濂洛關閩，就直接孟氏之傳了。這就像爭選舉的時候，自料爭某人不過，就清查某人的舊案，說他虧吞公款，身犯刑事，褫奪他被選權一般。假使莫得司馬光這一類稱讚揚雄的文字，綱目上何至有莽大夫這種特筆呢？揚雄仕新莽，作《劇秦美新論》，有人說其事不確，我們也不深辯。即使其事果確，一部紫陽綱目中，類於揚雄，甚於揚雄的人很多，何以未盡用此種書法呢？這都是司馬光諸人把揚雄害了的。
從前揚雄曾入孔廟，後來因他曾事王莽，就把他請出來。荀子曾入孔廟，因為言性惡，把他請出來。公伯寧曾入孔廟，因為他毀謗子路，也把他請出來。我斷不解者，司馬光何以該入孔廟？揚雄是逆臣，司馬光推崇揚雄，即是逆黨。公伯案不過口頭謗子路罷了，司馬光著《疑孟》一書，把孟子說的話，層層攻訐，對於性善說，公然懷疑，其書流傳至今。司馬光一身，具了公伯寮，苟卿、揚雄三人之罪，公然得入孔廟，豈非怪事？推原其故，司馬光是二程的好友，哲宗即位之初，司馬光曾薦明道為宗正寺丞，薦伊川為崇政殿說書。司馬光為宰相，連及二程也做官，所以二程入孔廟，連及司馬光也配享。司馬光之人品，本是很好，但律公伯五寮荀卿揚雄三人之例，他就莫得入孔廟的資格，而今公然入了孔廟，我無以名之，直名之曰“徇私”。
宋儒口口聲聲，尊崇孔子，排斥異端，請問諸葛亮這個人為什麼該入孔廟？諸葛亮自比管樂，管仲為曾西所不屑為，孔門羞稱五霸，孟子把管仲說得一錢不值，管仲的私塾弟子，怎麼該入孔廟？又諸葛亮寫申韓，以教後主，可見他又是申韓的私塾弟子。太史公作《史記》，把申韓與老子同傳，還有人說申韓夠不上與老子並列，老子是宋儒痛詆之人，諸葛亮是申韓私塾弟子，乃竟入孔廟，大書特書曰：“先儒諸葛亮之位”，這個儒字，我不知從何說起？
劉先生臨終，命後主讀商君書，又不主張行赦，他們君臣所研究的，都是法家的學說。我們偏讀諸葛亮本傳，乃他的遺集，尋不孔子二字，尋不四書上一句話，獨與管仲商鞅申韓，發生不少的關係。本傳上說他治蜀尚嚴，又說他“惡無而不貶”。與孔子所說“赦小過”，孟子所說“省刑罰”，顯然違反。假如修個“申韓合廟”請諸葛亮去配享，寫一個“先法家諸葛亮之位”倒還名實相符。
宋儒盡排斥異端，申韓管商之學，豈非異端嗎？異端的嫡派弟子，高坐孔廟中，豈非怪事嗎？最好是把諸葛亮請出來，以《史記》上的陳餘補授。史記稱：“成安君儒者也，自稱義兵，不用詐謀。”此真算是儒者，假使遇著庸懦之適將，除餘一戰而勝，豈不是“仁者無敵”，深合孟子的學說嗎？恐怕孔廟中早已供了“先儒陳餘之位”。無奈陳餘運氣不好，遇著韓信是千古名將，兵敗身死，儒也就置之不理了。
諸葛亮明明是霸佐之才，儒稱之曰王佐之才。明明是法家，竟尊之曰先儒，豈非滑稽之至嗎？在儒家謂諸葛亮托孤寄命，鞠躬盡瘁，深合儒家之道，所以該入孔廟。須知托孤寄命，鞠躬盡瘁，並不是儒家的專有品。難道隻有儒家才出這類人才，法家就不出這類人才嗎？這道理怎麼說得通？我無以名之，直名之曰“慕勢”。隻因漢以後，儒家尋不出傑出人才，諸葛亮功蓋三分，是三代下第一人，就把他歡迎入孔廟，藉以光輝門麵。其實何苦乃爾？
林放問“禮之本”，隻說得三個字，也入了孔廟。老子是孔子曾經問禮之人，禮記上屢引老子的話，孔子稱他為“猶寵”，崇拜到了極點。宋儒乃替孔子打抱不平，把老子痛加詆毀，這個道理，又講得對嗎？
兩廡豚肉，連朱竹坨都不敢吃，本來是值不得爭奪的，不過我們須知：一部廿四史，實在有許多糊塗賬，地方之高尚者，莫如聖廟，人品之高尚者，莫如程朱，乃細加考察，就有種種黑幕，其他尚複何說？
宋儒有了統道二字，撞塞胸中，處處皆是荊棘。我不知道統二字，有何貴重，值得如許爭執。幸而他們生在莊子之後，假使被莊子看見，恐怕又要發生些鵷雛腐鼠的妙論。我們讀書念古，當自出見解，切不可為古人所愚。
《四庫全書》提要載：“公是先生弟子記四卷，宋劉敞撰，敞發明正學。在朱程前，所見正，徒以獨抱道經，澹於聲譽，未與伊洛諸人，傾力周旋，故講學家視為異黨，抑之不稱耳。實則分豐熙寧之間，卓然醇儒也。”劉敞發明正學，卓然醇儒，朱與伊洛諸人周旋，就視為異黨。此種黑幕，紀曉嵐早已揭曉。司馬氏揚雄，詆孟子，因與伊洛諸人周旋，死後得入孔廟，此種黑幕，還沒有人揭穿。
三、宋儒之缺點
著者平日有種見解，凡人要想成功，第一要量大，才與德尚居其次。以楚漢而論，劉邦項羽二人，德字俱說不上，項羽之才，勝過劉邦，劉邦之量，大於項羽。韓信、陳平、瓊布等，都是項羽方麵的人，隻因項羽量小，把這些人容納不住，才一齊走到劉邦方麵來。劉邦豁達大度，把這些人一齊容納，漢興楚敗，勢所必至。秦所說“一個臣”，反複讚歎，無非形容一個量字罷了。於此可見量字的重要。宋儒才德二者俱好，最缺乏的是量字，他們在政治界是這樣，在學術界也是這樣，君子排君子，故生出洛蜀之爭，孔子信徒，排斥孔子信徒，故生出朱陸之爭。
邵康節臨死，伊川往訪之，康節舉兩手示之曰：“眼前路徑令放寬，窄則自無著身處，如何使人行。”這一窄字，深中伊川的病。《宋元學案》載：“二程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左，從者皆隨之。先生（指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先生自謂‘此是某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先生嚴直，人不敢近也。”又稱：“明道猶有虛語……伊川直是謹嚴，坐間不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卑幼不說了，尊長見他，都莫不肅然。連走路都莫得一人敢與他同行，這類人在社會上如何走得通，無怪洛蜀分黨。東坡戲問他：“何時打破誠敬。”此語固不免輕薄，但中伊川之病。
《宋元學案》又說：“大程德性寬宏，規模廣，以光風霽月為懷。小程氣貫剛方，文理密察，以峭壁孤峰為體。道雖同而道德固自各有殊。”於此可見明道量大，伊川量小。可惜神宗死，哲宗方立，明道就死了，他死之後，伊川與東坡，因語言細故，越鬧越大，直鬧得洛蜀分黨，冤冤不解。假使明道不死，這種黨爭，必不會起。
伊川凡事都自以為是，連邵康節之學，他也不以為然。康節語其子曰：“張巡訐違，同為忠義，兩家子弟，互相攻並，為退之所貶，凡托伊川之說，議吾為數學者，子孫勿辯。”康節能這樣預誡後人，故程邵兩家，未起爭端。
朱子的量，也是非常狹隘，他是伊川的嫡係，以道自居，凡是信從伊川和他的學說的人，就說他是好人，不信從的，就是壞人。蘇黃本是一流人物，朱子詆毀二蘇，獨不詆毀山穀，因為二蘇是伊川的敵黨，所以要罵他。山穀之孫，黃昀，字馬耕，是朱子的學生，所以就不罵了。
林栗、唐仲友，立身行已，不愧君子。朱子與栗論一不合，就成仇。朱子的門人，至欲燒栗的書。朱子的朋友陳亮，狎台州官妓，囑唐仲友為脫藉，仲友沮之，亮搆饞於朱子，朱子為所賣，誤與大獄。此事本是朱子不合，朱派中人就視仲友如讎敵。張浚一敗於富平，喪師三十萬，再敗於淮西，喪師七萬，三敗於符離，喪師十七萬，又逐李綱，引秦檜，殺曲端，斥嶽飛，誤國之罪，昭然共見。他的兒子張南軒，是朱子講學的好友，朱子替張浚作傳，就備極推崇。
最可怪者，朱子與呂東萊，本是最相好的朋友，《近思錄》十四卷，就是他同朱子撰的。後來因為爭論毛詩不合，朱子對於他的著作，就字字譏彈。如雲：“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又雲：“伯恭之弊，盡在於巧。”又雲：“伯恭教人看文字也粗。”又雲：“伯恭聰明，看文理卻不仔細，緣他先讀史多，所以粗看著眼。”又雲：“伯恭於史分外仔細，於經卻不甚理會。”又雲：“伯恭要無不包羅，隻是撲過，都不精。”對於東萊，抵隙蹈瑕，不遺餘力，朱派的人，隨聲附和，所以元人修史，把東萊列入儒林傳，不入道學傳，一般人都稱《朱子近思錄》，幾乎無人知是呂東萊同撰的。
朱子與陸象山，同是尊崇孔教的人，因為爭辯無極太極，幾於肆口謾罵。朱子的胸懷，狹隘到這步田地，所以他對於政治界、學術界，俱釀許多糾紛。門人承襲其說，朱陸之爭，曆宋元明清，以至於今，還不能解決。
紀曉嵐著《四庫提要》，將上述黃昀、林栗、唐仲友、張浚諸事，一一指出。其評朱呂之爭，說道：“當其投契之時，則引之閼定近思錄，使預聞道統之傳，及其牴牾以後，則字字譏彈，身無完膚，毋亦負氣相攻，有激而然歟。”別人訾議朱子不算事，《四庫提要》，是清朝乾隆欽定的書，清朝功令，四書文非遵朱旺不可，康熙五十一年，文廟中把朱子從廡中升上去，與十哲並列，尊崇朱子，可算到了極點。乾隆是康熙之孫，紀著《四庫提要》，敢於說這類話，可見是非公道，是不能磨滅的。紀文說：“劉敞卓然醇儒，朱與伊洛諸人，傾意周旋，故講學家視為異黨。”這些說法，直是揭穿黑幕，進呈乾隆禦覽後，領行天下，可算是清朝欽定的程朱罪案。
宋俞文豹《吹劍外集》（見《知不足齋書》第二十四集）說：“韓範耿馬張呂諸公，無道學之名，有道學之實，而人無閑言，今伊川晦庵二先生，言為世法，行為世師，道非不弘，學非不粹，而動輒得咎何也，蓋人心不同，所見各異。雖聖人不能律天下之人，盡棄其學而學焉……今二先生以道統自任，以師嚴自居，黑白是非，分毫不貸，與安定角，與東坡爭，與龍川象山辯，必勝而後已。”浙學固非矣，眙呂等，既深斥之，又語人曰：“天下學術之弊，不過兩端，永嘉事功，江西穎悟，若不極力爭辯，此道何由而得明。”蓋指龍川象山也。程端蒙謂：“如市人爭，小不勝輒至喧竟……”俞氏這段議論，公平極了。程朱的學問，本是不錯，其所以處處受人攻擊者，就在他以嚴師自居，強眾人以後己。他說：“若不極力爭辯，此道何由得明。”不知越爭辯，越生反。此道越是不明，大凡倡一種學說的人，隻將我所見的道理，誠誠懇懇的公布出來，別人信不信由他，隻要我說得有理，別人自然肯信，無須我去爭辯。若是所說的不確，任是如何爭辯，也是無益的，惜乎程朱當日，未取此種方式。
伊川晦庵，本是大賢，何至會鬧到這樣呢？要說明這個道理，就不得不采用戴東原的說法了。東原以為：“宋儒所謂理，完全是他們的意見。”為吾人之心，至虛至靈，著不得些子物事，有了意見，就不虛不靈，惡念固壞事，善念也會壞事，猶之眼目中，不但塵沙容不得，就是金屑也容不得。伊川胸中，有了二個誠敬，誠敬就變成意見，於是放眼一看，就覺得蘇東坡種種不合。晦庵胸中，有了一個程伊川，放眼一看，就覺得象山、龍川、呂東萊諸人，均種種不合。就像是目中著了金屑，天地黑色一般。佛氏主張破我執法：不但講出世法當如是，就是講世間法，也當如是。然後知老子所說“絕聖智”，真是名言。東坡問伊川：“何時打破誠敬？”雖屬惡謔，卻亦至理。東坡精研佛者之學，故笑談中，俱含妙諦。程明道是打破了誠敬的，觀於“目中有妓，心中無妓”，這場公案，即可知道。
伊川抱著一個誠敬，去繩蘇東坡，鬧成洛蜀分黨。朱子以道統自命，黨同伐異，激成慶元黨案，都是為著太執著的流弊。莊子譏孔子昭昭據日月而行，就是這個道理。莊子並不是叫人不為善，他隻是叫人按著自然之道做去，不言善而善自在其中。例如勸人修橋補路、周濟貧窮，固然是善，但是按著自然之道做去，物物各得其所，自然無壞橋可修，無濫路可補，無貧窮可周濟。回想那些想當善人的人，抱著金錢，朝出門，尋橋來修，尋路來補，尋貧窮來周濟，真是未免多事。莊子說“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以淵，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就是這個道理。伊川、蘇東坡爭著修橋補路，彼此爭得打架。朱子想獨博善人之名，把修橋補路的事，一手攬盡，不許他人染指，後來激成黨案，嚴禁偽學，即是明令驅逐，永遠不許他修橋，不許他補路。如果他們有莊子這種見解，何至會鬧到這樣呢？
宋朝南渡，與洛蜀分黨有關，宋朝亡國，與慶元黨案有關。小人不足，程朱大賢，不能不負點咎。我看現在的愛國誌士，互相攻擊，很像洛蜀諸賢，君子攻擊君子。各種學說，互相詆斥，很像朱子與陸子互相詆斥。當今政學界諸賢，一齊走入程朱途徑去了，奈何!奈何!問程朱諸賢，缺點安在？曰：少了一個“量”字。
我們評論宋儒，可分兩部分：他們把儒釋道三教融合為一，成為理學，為學術上開一新紀元。這是做的由分而合的工作，這部分是成功了的。洛蜀分黨，釀成政治上之紛爭，朱陸分派，釀成學術上之紛爭，這是做的由合而分的工作，這部分是失敗了的。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正與宋儒所處時代相同，無論政治上、學術上，如做由分而合的工作，決定成功。如做由合而分的工作，一定徒滋糾紛。問做由分而合的工作，從何下手？曰：從“量”字下手。
第四章
中西文化之融合
一、中西文化衝突起點
西人對社會、對國家，以“我”字為起點，即是以“身”字為起點。中國儒家講治國平天下，從正心誠意做起點，即是以“心”字為起點。雙方都注重把起點培養好。所以西人一見人閑居無事，即叫他從事運動，把身體培養好。中國儒者，見人閑居無事，即叫他讀書窮理，把心地培養好。西人培養身，中國培養心，西洋教人，重在“於身有益”四字，中國教人，重在“問心無愧”四字，這就是根本上差異的地方。
斯密士（今譯亞當·斯密）倡自由競爭，達爾文倡強權競爭，西洋人群起信從，因為此等學說，是“於身有益”的，中國聖賢，絕無類似此等學說，因為倡此等學說，其弊流於損人利己，是“問心有愧”的。我們遍尋四書五經，諸子百家，尋不出斯密士和達爾文一類學說，隻有莊子上的盜蹠（zhí），所持議論，可稱神似。然而此種主張，是中國人深惡痛絕的。孟子曰：“雞鳴而起，孜孜為利者，蹠之徒也。”自由競爭，強權競爭，正所謂孜孜為利，這就是中西文化有差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