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講的“無為而無不為”，“為之而無以為”。這種學術，是拿他的“自然主義”做基礎產生出來。老子以為自然的法則，本來是如此，所以常常拿自然界的現象來比方。他說：“天之道利而不害。”“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又說：“上善若水。”都講的是自然狀態和“道”的作用很相合，教人學他。在人類裏麵，老子以為小孩和自然狀態比較的相近，我們也應該學他。所以說：“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又說：“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又說：“聖人皆孩之。”然則小孩子的狀態怎麼樣呢？老子說：“含德之厚，此於赤子……骨弱筋柔而握固……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
小孩子的好處，就是天真爛漫，無所為而為。你看他整天張著嘴在那裏哭，像是有多少傷心事，到底有沒有傷心事呢？沒有，這就是“無為”。並沒有“傷心”，卻是哭得如此熱鬧，這就是“無為而無不為”。老實講，就是一個“無所為”。這“無所為主義”最好。孔子的“席不暇暖”，墨子的“突不得黔”，到底所為何來？孔子、墨子若會打算盤，隻怕我們今日便沒有這種寶貴的學術來供研究了。所以老子又說：“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說的是：“別人都有所為而為之，我卻是像頑石一般，什麼利害得失的觀念都沒有。”老子的得力處就在此。所以他說：“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又說：“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老子以為自然狀態應該如此，他既主張“道法自然”。所以要效法他，於是拿這種理想推論到政術。說道：“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又說：“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老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複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我們試評一評這兩段話的價值。“非以明民，將以愚之”這兩句，很為後人所詬病。因為秦始皇、李斯的“愚黔首”，都從這句話生出來，這豈不是老子教人壞心術嗎？其實老子何至如此，他是個“為而不有”的人，為什麼要愚弄別人呢？須知他並不是光要愚人，連自己也愚在裏頭，他不是說過“我獨頑似鄙”，“我獨如嬰兒之未孩”嗎？他以為從“分別心”生出來的智識總是害多利少，不如捐除了他。所以說：“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這分明是說，不獨被治的人應該愚，連治的人也應該愚了。然則他這話對不對呢？我說對不對暫且不論，先要問做得到做不到。小孩子可以變成大人，大人卻不會再變成小孩子。想人類由愚變智有辦法，想人類由智變愚沒有辦法。人類既已有了智識，隻能從智識方麵，盡量的睿發，盡量的剖析，叫他智識不謬誤，成為“真知灼識”，引到正軌上來，這才算順人性之自然。“法自然”的主義，才可以貫徹。老子卻要把智識封鎖起來，實行“愚民政策”，這不是違反自然嗎？孟子說：“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須知所謂“泊然如嬰兒”這種境界，隻有像老子這樣偉大人物才能做到，如何能責望於一般凡夫俗子呢？像“小國寡民”那一段，算得是老子理想上政治的烏托邦。這種“烏托邦”好不好，是另一個問題，但問有什麼方法能使它出現，如必以“人民皆愚”為第一條件，試想這是辦得到的事嗎？所以司馬遷引了這一段，跟著就駁他。說道：“神農以前吾不知矣，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穹豢芻之味。身安逸樂，而心矜誇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見《史記·貨殖列傳》。）這是說老子的這種理想決然辦不到，駁得最為中肯。老子的“政術論”所以失敗，根本就是這一點。失敗還不算，倒反叫後代亂臣賊子盜竊他的哲學做專製的護身符，這卻是老子意料不到的了。
老子哲學許多“政術論”，犯的都是這種毛病。所以後人得不著他用處。不過這都是“術”的錯誤，並不是“理”的錯誤。像“不有”、“不爭”這種道理，總是有益社會人群的，總是應該推行的。但推行的方法，應該拿智識做基礎。智識愈擴充，愈精密，真理自然愈能實踐。老子要人滅了智識冥合真理，結果恐將適得其反哩!
老子教人用功最要緊的兩句話，說是“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他的意思是說道：“若是為求智識起見，應該日日一日的添些東西上去。若是為修身心起見，應該把所有外緣漸漸減少他。”這種理論的根據在那裏呢？他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這段話對不對呢？我說這個倒完全是對的。試舉一個例：我們的祖宗晚上點個油燈，兩根燈草，也過了幾千年了。近來漸漸用起煤油燈，漸漸用起電燈，從十幾枝燭光的電燈加到幾十枝幾百枝，漸漸大街上做招牌上的電燈更裝起五顏六色來。漸漸又忽燃忽滅的在那裏閃亮，這些都是我們視覺漸鈍的原因，亦是我們視覺既鈍的結果。初時因為有了亮燈，把目力漫無節製的亂用，漸漸就消耗多了。用慣亮燈之後，非照樣的亮則不能看見，再過些日子，照樣的亮也不夠了，還要加亮。加——加——加——加到了無了期。總之，因為視覺鈍了之後，非加倍刺激即不能發動他的本能。越刺激越鈍，越鈍越刺激，原因結果，相互循環。若照樣鬧下去，經過幾代遺傳，非“令人目盲”不可。此外五聲五味，都同此理。近來歐美人患所謂“文明病”諸如神經衰弱、胃髒病的，年加一年。而煙酒等類麻醉興奮之品日用日廣都是靠它的刺激作用。文學、美術、音樂，也是越帶刺激性的越流行，無非神經疲勞的反響。越刺激，疲勞越盛，像吃辣椒吃鴉片的人，越吃量越大。所以有人說這是病的社會狀態，這是文明破滅的征兆。雖然說得太過，也不能不算含有一麵真理。老子是要預防這種病的狀態，所以提倡“日損”主義。如說：“治人事天莫若嗇。”
韓非子解這“嗇”字最好。他說：“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眾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謂之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謂之嗇……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禦萬物。”
解老篇
這話很能說明老子的精意。老子說“去甚、去奢、去泰”，說“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說“致虛極，守靜篤”，都是教人要把精神使用得經濟的。俾使節一份官禮上的嗜欲，以得一份心境上的清明。所以又說：“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凡官體上的嗜好，那動機都起於“占有”的衝動，就是老子所謂“欲得”。既已常常欲得，自然常常不會滿足，豈不是自尋煩惱。把精神弄得很昏亂，還能夠替世界人類做事嗎？所以老子“少私寡欲”的教訓，不當專從消極方麵看他，還要從積極方麵看他。他又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自知自勝兩義，可算得老子“修養論”的入門了。
常人多說“老子哲學”是“厭世哲學”，我讀了一部《道德經》，就沒有看見一句厭世的話。他若是厭世，也不必著這五千言了。其實老子是一位最熱心熱腸的人!說他厭世的，隻看見“無為”兩個字，把底下“無不為”三個字讀漏了。
老子哲學最通行的話，像那“不敢為天下先”，“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穀”，“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都很像是教人投機取巧。但就老子本身論，像他那種“為而不有，長而不宰”的人物，還有什麼機可投？巧可取？不過他這種話不能說他沒有流弊，因為將人類的“機心”揭得太破，未免就教猱升木了。
老子的大功德，是在替中國創造出這種有係統的哲學。他的哲學，規模很大，提出許多人生問題，以供後人研究。他的人生觀，是極高尚而極適用。莊子批評他，說道：“以本為精，以末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這幾句話，真可當得是老子的稱讚了!
我的思想係統
1912年，我發表《厚黑學》，受的影響，真是不小。處處遭人疑忌，以致淪落不偶，一事無成，久之又久，一般人覺得黔驢無技，才與我相忘於無形。但是，常常有人問我，發表此文，動機安在？目的安在？是否憤世嫉俗，有意同社會搗亂，抑或意在改良社會，特將黑幕揭穿？我說：“我寫此文，最初目的，不過開玩笑罷了。”
清朝末年，我入四川高等學堂學習，與同班友人張列五（名培爵，1915年，在北平殉義，重慶浮屠關，有衣冠墓。)加入同盟會，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畢業，列五對我說道：“將來我們起事，一定要派你帶一支兵。”我聽了很高興，就用歸納法，把曆史上的英雄（彼時尚無偉人的名詞)一一考察，尋他成功秘訣，很久也沒有收獲。宣統二年（公元1910年)，我當富順中學堂監督（彼時中學校長名曰監督)。一夜臥在監督室，偶然想到曹操劉備幾個人，恍然大悟，就把厚黑學發明了。每逢朋友聚會動不動講說之，以供笑樂。友人王簡恒說：“你說的道理很不錯，但是我要忠告你，你照著你的說法，埋頭做去，包管你幹出轟轟烈烈的事業，但切不可拿在口中講，更不可形諸筆墨，否則於你種種不利。”雷民心也說：“厚黑學，是做得說不得的。”後來我不聽良言，竟把它發表了。
辛亥年（公元1911年)武昌起義，重慶響應，列五被舉為蜀軍政府都督，成都跟著反正，成渝合並，列五到省裏，退居副都督，專管民政，我在自流井家中，列五打電報叫我同廖緒初上省裏去。那時黨人在成都童子街，辦一報名叫《公論日報》。我住報社內，社中人叫我寫點文章，我想不出什麼文章，眾人慫恿我把厚黑學寫出。我開始很遲疑，緒初說：“你可以寫出，我替你作一序。”緒初是講程朱學的人，循規蹈矩，簡恒民心等人，都呼之為“廖大聖人”。我想，聖人都說寫得，當然寫得。就寫出來開玩笑，哪知所產生影響，果不出簡恒民心的所料。
我發表此文，用的筆名，是“獨尊”二字，卻無人不知厚黑學是我做的。以為我會如何如何，殊不知我發明了厚黑學，這個學說反成了天地鬼神，降臨在上，在旁，每想做一事，才一動念，自己想道：像這樣做去，旁人豈不說我實行厚黑學嗎？因此凡事不敢放手做，我之不能成為偉人者，根源實在於此。厚黑學，真把我誤了。
後來我才悟得：“厚黑”二字，確是成功秘訣，而且是辦事上的必要技術。用這種技術，以圖謀一己的私利，我們名之曰厚，曰黑，用此種技術，以圖謀眾人之公利，則厚字就成為忍辱負重的人，都是剛毅果斷的人。假令我當日悟得此理，一旦注定眾人公利，放手去做，舉世非之而不顧，豈不成了轟轟烈烈的偉人？無奈悟得時，年已老矣，機會已過矣，回想生平，追悔莫及，隻好著書立說，將此秘訣，傳之於人。所以才在成都《華西日報》，寫《厚黑叢話》，反反複複，說明此理。我是生性好辯的人，《厚黑學》，是以荀子“性惡說”為立足地，許多人以孟子“性善說”來駁我，我說道，“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今試任喊一個當母親的，把他親生的孩子，抱出來，當眾試驗，母親手拿糕餅一塊，小孩一見，即伸手來拖，母親不給他，放在自己口中，露半截在外，小孩立刻會從母親口中取出，放在自己口中，請問：這種現象，是否愛親？小孩坐在母親懷中，食乳食糕餅，哥哥近前他就要用手推他打他。請問：這種現象，是否敬兄？隻要全世尋得出一個小孩，不這樣幹，我的厚黑學立即不講，讓孟子的‘性善說’成立，既是全世界小孩，無一不這樣幹，我的厚黑學非成立不可。”我口雖這樣的說，然而心中也自懷疑，小孩的天性，何以會這樣呢？
後來見小孩見著木頭石塊和銅鐵等物，都取來朝口中送，心想：此等現象，豈不等於地心吸力，把外麵任何物件，都朝內部吸引一般？因憶在學堂時，教習講心理學，曾說：“人是莫得心的，心中一切知識，都是從外麵來的。例如：看見花，知是香的，是我曾經聞過，看見鹽知是鹹的，是我曾經嚐過，某種事該做，某種事不該做，是我曾聽某人說過，抑或在書上見過。我們如把心中所有知識，一一考察其來源，從耳入者，仍從耳退出去，從目入者，仍從目退出去，其他從嗅覺味覺感覺入者，一一從其本來路退出，此心即空無所有了。”又憶圓覺經雲：“一切眾生，自元始來，種種顛倒，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我從此著想，就覺得心之構成，與地球之構成，完全相同。牛頓說：“地心有引力，能將泥土沙石，有形有體之物，吸集之而成為地球。”我們何妨說：“人心也有引力，能將耳聞目睹，無形無體之物，吸集之而成為心。”我於是把牛頓的公例，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應用到人事上來，果然處處可通。我把孟子的“性善說”，荀子的“性惡說”和宋儒的“去私說”，繪為甲乙丙三圖而細玩，才知人心現象，純是“萬有引力”現象，並無善惡之可言，民國九年，著一文曰：《心理與力學》，載入《宗吾臆談》內，創一臆說：“心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後來擴大為一單行本，此書算是我思想之中心點。
人事千變萬化，不外人與人接觸生出來的，一個我，一個人，是為數學上之二元，一個X，一個Y，依解析幾何，可得五種線：（1）二直線，（2）圓，（3）拋物線，（4）橢圓，（5）雙曲線，人世一切事變，總不出此五種線。我詳加考察，認為人與人不相衝突之線，隻有四種，直線兩種，曲線兩種，除此四線而外，任走何種路線，皆是衝突的，至於世界進化，則為三元，一曰力，二曰空間，三曰時間，其軌道則為三元中之螺旋線。我們每做一事，須把力線考察清楚，才不至與人衝突，主持國家大政的人，規定法令製度，也須把力線考察清楚；施行起來，才不至處處窒礙。
達爾文倡互竟主義，其弊流於互相衝突，克魯泡特金，倡互助主義，其弊流於互相倚賴，我們應改行合力主義，如射箭然，懸一箭垛，支支箭向之射去，彼此不相衝突，而又不相倚賴，則可兼達克二氏之長，而無其流弊。達爾文講進化不錯，錯在講進化而提倡弱肉強食，克魯泡特金，講互助不錯，錯在講互助而主張無政府，互競和互助，其力線是橫的，成立不起政府，由達爾文之學說，有時亦能成立政府，而其政府，則是極端專製的。國中力線，鬱而不伸，斷不能永久安定，我們講合力主義，其力線是縱的，全國有若幹人民，即有若幹力線，根據力線，直達中央，成一個極強之政府，是為政治上之合力，例如經濟也，外交也，亦須取合力主義，不如是則世界永不太平。自有曆史以來，皆是人與人相爭，其力線是橫的，我們應取縱的方向，懸出地球為目的物，合全世界人，向之進攻，把他內部蘊藏的財富，取出來，全人類平分，是為合力主義之終點，著者本此主張，曾作一篇；《解決社會問題之我見》，十六年載入《宗吾臆談》，十八年擴大為單行本，曰：《社會問題之商榷》。二十五年，我寫《厚黑叢話》，內麵會涉及國際問題。二十六年，定期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國民代表大會，製定憲法，我寫了一篇：《製憲私議》。從六月二十九日起，逐日在成都《華西日報》發表，以供參考，我打算寫一篇：《外交私議》，方著手寫，七七事變發生，乃改寫一篇：《抗日計劃之商榷》，是年九月合刊一冊，曰：《製憲與抗日》，這些書現已售罄，此外我還寫有《中國民族之特性》，和《從戰國說起》等文，在日報上發表，現在我已不想再印了。我原想寫一本：《中國主義》，現已不想再寫，茲把各種文字的大意，分經濟、政治、國際三方麵寫出來就是了。
（一）關於經濟方麵
我們改革經濟製度，首先應將世間的財物，何者應歸公有，何者應歸私有，劃分清楚，公者歸之公，私者歸之私，社會上才能相安無事。
第一項，地球生產力：洪荒之世，地球是禽獸公有物，人類出來，把禽獸打敗，地球就為人類公有物。所以地球這個東西，應該由全人類公共享受，根本上不能用金錢買賣，資本家買去，招佃收租，固是侵占公有物，勞動家買去，自行耕種，也是侵占公有物。何以故呢？以川省言之，七七事變以前，請人工作一日，每日工資夥食，至多不過大洋二元，（抗戰期中，生活程度高漲，是暫時現象，當以事變前為準）假令我們請工人，在荒山上種樹一日，給以大洋二元，他得了報酬，勞力即算消滅，樹在山上，聽其自然生長，若幹年後，出售得價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全是出於地球之生產力，地球為人類公有物，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該全人類平攤，勞動家隻能享受相當之代價，而不能享受此項生產力，所以說：勞動家買去耕種，也是侵占了公有物。因此之故，全國土地，應一律收歸公有，由公家招佃收租，其利歸全社會享受，方為合理。
第二項，機器生產力：替人作工一日，得大洋二元，作手工業，每日獲利，也不過大洋二元，這算是勞力之報酬，若改用機器，每日可獲利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乃出於機器之生產力，非工人之勞力也，當初發明機器之人，業將發明權拋棄，機器成為人類公有物，此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該全人類平攤，舊日歸諸廠主所有，是為侵占了公有物，我們應該收歸公有，給工人以相當代價，由機器生出之利益，歸全社會享受，方為合理，勞力既得代價，即與普通人無異，所以“勞工專政”之說，是不合理。
第三項，腦力和體力：世間之物，隻有身體是個人私有的，由身體發出來，有兩種力：一曰，腦之思考力，二曰，手足之運動力。這兩種力，即是個人私有物，社會上欲使用之，非出相當代價不可，並且出售與否，各人有完全自主權，不能任意侵犯之。
基於上麵之研究，括為二語曰：“地球生產力，和機器生產力，是社會公有物，腦力和體力，是個人私有物”。我們持此原則，以改革經濟製度，社會與個人，自然相安無事。
斯密士主張營業自由，個人之腦力和體力，可以盡量發展，這層是合理的，而他同時主張：有金錢的人，可購土地以收佃租，可購機器以開工廠，這就未免奪公有物以歸私。
我們本中山先生遺意，定出一原則曰：“金錢可私有，土地和機器不可私有。”將現在私人所有的土地，和使用機器之工廠，一律收歸公有，就成為“共將來不共現在”了，但是全國工廠如此之多，土地如此之廣，購買之款，從何而出呢？
我們首先定出一條法令，銀行由國家設立，私人不得設立，人民有款者，存之銀行，需款者，向銀行貸用，其有私相借貸者，法律上不予保障，因借貸而涉訟者，其款沒收歸公，藏巨款於家，而被劫竊者，賊人捕獲時，其款亦予以沒收，有存款於外國銀行者，查確後，取消國籍，華僑所在地，設立國家銀行，存儲華僑之款，由國家轉存外國銀行，私人不得徑往存儲，如此則人民金錢，集中國家銀行，可供一切應用。
銀行月息多少，依現情為準，茲假定月息一分，以便說明。存入銀行，月息一分，貸出為一分半，或二分，即無異於以金錢放借者，繳所得稅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與公家矣。
首都設中央銀行，各省設省銀行，各縣設縣銀行，縣之下設區銀行和鄉村銀行，川省有場而無村，則設場銀行，銀行法既確定，即著手收買。
（1）私人銀行，一律取消，其股本存入國家銀行，給以月息。
（2）使用機器之工廠和輪船，火車，礦山，鐵道等，一律收歸公有，私人股本，存入國家銀行，經理及職員工人等，悉仍其舊，不予變更，隻將紅息繳歸國家，手續是很簡單的。其手工業之工廠則聽之。
（3）全國土地房屋，一律照價收買，例如：某甲有土地一段，月收租銀一百元，即定為價值一萬元，存入銀行，每月給以息銀一百元；人民需用土地房屋者，向公家承佃。其有土地自耕，房屋自住者，則公共估價，抑或投標競佃，以確定其租息，原業主有優先承佃權。如此則我國四萬萬五千萬人，無一人不是佃戶，也即是無一人不是地主，是之謂：“平均地權。”
（4）國際貿易歸公，國內貿易歸私。出口貨，由人民售之公家，轉售外國，人口貨，由公家購而售之人民，聽其自由銷售，不再課稅。蓋價值之高低，公家操縱在手，取多取少，可適合國家之需要，無須多設機關，多用冗員，向銷售者瑣瑣征取，徒滋中飽營私之弊，而阻商業之發達也，執簡馭繁，固應如此。外人在內地設有工廠者，人民不得與之直接交易。如此則關稅無形取消，外貨以百元購得者，以一百五十元，或二百元，售之人民，即無異值百抽五士，值百抽百。
綜計收歸國有者，凡四項：（1）銀行，（2）使用機器之工廠和公司，（3）土地，(4)國際貿易。自學理言之，土地和機器，當然收歸國有，銀行和國際貿易之歸公，則本於中山先生“發達國家資本，節製私人資本”之主張。至其他私人資本，應當如何節製，則俊此四者辦到後，再酌量而行之。
上麵四者，辦理完畢後，即可按照全國人口，發給生活費，以能維持最低生活為原則，（實施時，除未成年，及老年人外，對於壯年人，當視其過去工作情況，分別酌發，以防怠工等弊）因為人民既將土地、機器、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之收益，交之國家，國家即應保障人民之生存權。法國革命，是政治上要求人權，我們改革經濟製度，則注重生存權。孫中山先生，把生活程度，分為三級：（1）需要即生存，（2）安適，（3）奢侈。現在的經濟製度，人民一遇不幸，即會凍死餓死，是以死字為立足點，進而求生存，進而求安適和奢侈。我們發給生活費，則是以生字為立足點，進而求安適，求奢侈，中山先生說“生存為社會中心”，人人能生存，重心即算穩定。
舊日貧富懸殊，我們把土地、工廠、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收歸國有，則富者削低一級，全國人民，一律發給生活費，則貧者升高一級，高低二級之間，為人民活動餘地。語雲：“饑寒起盜心。”我們發給生活費，社會上可減少許多罪惡，衣食足而禮義興，風俗可日趨醇厚，學問家不憂衣食，可專心深造，事業家無內顧憂，可一意圖功。如此則社會文明，必蒸蒸日上。
改革社會，猶如醫病，有病之部分，該治療，無病之部分，不可妄動刀針。我們從舊經濟製度中，將土地、機器、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收歸國有，這即是有病之處，加以治療，其餘則悉仍其舊，私人生活，非有害於社會者，不加幹涉，這即是無病之處，不動刀針，如此辦去，就與孫中山先生之民生主義適合了。
世界富豪，除銀行大王摩爾根，其父為富人，承受有遺產外，其餘如煤油大王洛克依蘭，鋼鐵大王卡匿奇，鐵道大王福介舍爾，汽車大王福爾特，商業大王瓦納邁爾，銅山大王章洛克，砂糖大王斯布累克，法國大銀行家勞惠脫，美國大富豪休窪布等，無不由赤貧之子起家。我們把上述四者，收歸國有，這些大王，就無從出現了，歐美之銀行大王，煤油大王等，養成了雄厚之勢力，欲推翻之而不能，我國尚無此種大王出現，然而業已萌芽了。為虺弗搉，為蛇奈何，韓非曰：“設押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訂立法令規章者，如果對於鼠則防之唯恐不周，對於虎則縱之而不過問，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我們規定：土地、工廠、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收歸國家經營，即所以防虎也。
大凡規劃國家大計，目光至少須注及五百年後，否則施行一二百，又要來一個第二次改革，國家所受犧牲，也就不小了，現在地主之土地，如果不收歸國家，而移轉佃農手中，並允許私人集資開設銀行，開設使用機器之工廠公司，抑或經營國際貿易，即是發生流弊之根源，負有改革之責者，幸思之！思之！又深思之！
孔子倡大同之說，目光注及數千年後，而下手則從小康做起走，孔子死後，二千餘年，大同尚未出現，其學說之價值，不唯不滅，反益覺其偉大，何也？懸出一個目標，使人望之而走，數千年俱走不到，數千年後之人，俱有路可走。不似達爾文，尼采和斯密士諸人，所創學說，行之數十年，或百餘年，即處處碰壁，無路可走，隻好彼此打戰，規劃國家大計，猶如修一大房子，須先把全部式樣繪出，按照修之，即說財力不夠，可先修某部分，次修某部分，最終就成一個很好的房子。
孫中山先生講“民權主義”曾說：“天生萬物，除了水平麵以外，莫有一物是平的。各人聰明才力，有天賦之不同，……如果把他們壓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沒有進步，人類便要退化。”所以孫中山先生主張的主權平等，是各人在政治中立足點平等，不是從上麵壓下去，成為平頭的平等。我們把此種原則，適用到經濟方麵，不把平等線，放在平頭上，使國中貧富相等，而把平等線，放在立足點，使各人致富的機會相等。欲務農者，向公家承佃土地，欲作工者，向工廠尋覓工作，為官吏，為教員，為商賈，悉任自由，不加限製。因勞動種類之不同。所得之報酬即不同，或富或貧，純視各人努力與否以為斷。如此則可促進人民向上心，而國家可日益進步。猶之水然，地勢高下不平，就滔滔泊泊，奔趨於海，一若平而不流，即成死水。
斯密士倡營業自由之說，認為人人皆有自私之心，利用此種自私心，就可把世間利源，盡量開發出來，其說是以性惡說為立足點，社會主義創始者，如聖西門諸人，皆謂人有同情心，是以性善說為立足點。……我們知道：“心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無所謂善，無所謂惡，即是會善惡而為一。所以我們改革經濟製度，即應將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合而一之，才合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
（二）關於政治方麵
我國辛亥革命而後，改為民主共和國，意欲取法歐美，這是一種錯誤。我們要行民主共和製，辦法很簡單，隻消把真正君主專製國的辦法，打一個顛倒，就成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了。君主專製國，是一個人做皇帝，我們行民主共和製，是四萬萬五千萬人做皇帝，把一個皇帝權，剖成四萬萬五千萬塊，每人各執一塊，我們隻研究這每塊皇帝權如何行使就是了。
我國從前的皇帝，要想興革一事，就把他的主張，提交軍機處，由軍機大臣議決了，就通傷各省，轉傷各縣，以及鄉村照辦，其辦法是由上而下的。民主共和國，以鄉村議會，為人民的軍機處，鄉村議員，為人民的軍機大臣，川省有場而無村，人民對於國家想興革一事，即提交場議會，經場議員議決了，即提交區議會，由是而縣議會而省議會，而國會，經國會議決了，即施行，其辦法是由下而上，與君主專製國，恰成一反對形式。
君主專製時代，軍機大臣議決之案，須奏請皇帝批準，方能施行。民主共和時代，國會議決之案，須經全體人民投票認可，方能施行。小事由國會議決之，大點的事，由各省議會議決行之，再大的事，由各縣議會議決行之，頂大的事，才由全體人民投票公決。最困難的，是如何才能使四萬萬五千萬人，直接投票，直接發表意見，不致為人操縱舞弊，這就大費研究，而辦法就不得不麻煩了，然而我們要想直接行使民權，這種麻煩，是無法避免的。
第一要緊的，是整頓戶籍，每縣分若幹場，場之下分若幹保，每保分若幹甲，每甲轄十家，投票不分男女老幼，一人有一投票權，一生下地，而取得此權，投票時，以家長為代表，某甲家有十人，某甲一票即算十票，某乙家有八人，某乙一票，即算八票。用聯二票，記名投票，甲長親到各家收票，列榜宣示，某甲家十票可決，某乙家八票否決……榜末合計，本甲可決者共若幹票，否決者共若幹票，投票之家，持存根前往查對無誤後，甲長送之保長，保長又列榜宣示，第一甲可決者若幹票，否決者若幹票，第二甲可決者若幹票，否決者若幹票，……榜末合計，本保可決者共若幹票，否決者共若幹票，將榜送之區長，由是而縣，而省，而中央，層層發榜，最終以多數決定。此就關於全國之大事言之，關於省縣市之事，仿此辦理。
我國人民，對於國事，向不過問，要他裁決大政，判定可否，他是茫然不解的。所以必須訓政，訓之者何人呢？在他省為鄉村議員，在吾川則為場議員，場議員，一方麵為軍機大臣，一方麵又為太師、太傅、太保。凡是場議員，其知識當然比農民為高，對於國事能明了，每當裁決大政時，就白場議員公開講演，使眾人了解真相，應投可決票，或否決票，由各人自行判斷，歸家書票，等候甲長來取。以川省習慣言之，每三天趕場一次，鄉村農民，無事都要趕場，場上發生一事，頃刻傳遍全場，有未趕場者，亦可轉相告語。所以施行此種辦法，在川省尚無何種困難。議會設立在場上，人民有議案，直接向之提出，有不了解之事，可向議員請問，於人民很便利。以上係人民行使創製權，否決權之實施辦法。
選舉大總統，由四萬萬五千萬人，直接選舉，投票時，也以家長為代表，每票舉三人，如投票人意中，認為可當大總統者隻有一人，或二人，則票上隻寫一人，或二人，例如某甲上寫趙一等三人，某甲家有十口，則趙一等，即為各得十票，某乙票上，寫錢二等二人，某乙家有八口，則錢二等即為各得八票，用聯二票，甲長親到各家將票收齊後，即列榜書明：某甲家舉趙一等三人，某乙家舉錢二等二人……榜末合計，趙一共若幹票，錢二共得若幹票……各家持存根，查對無誤後，由甲長將榜送之保長。保長又列榜宣示：第一甲，趙一得若幹票，錢二得若幹票……第二甲，孫三得若幹票，李四得若幹票……合計趙一共得若幹票……由保而區，而縣，而省，而中央，層層發榜，以最多數之一人為大總統，次多數之二人為副總統，大總統任期四年，如中途病故，或經全國人民，總投票撤職，即以副總統代理，以湊滿四年為止。第一任大總統於某年某月某日就職，以後每滿四年，於該月該日，新任大總統，必須就職，舊任大總統，得票最多數，可以連任。
人民欲彈劾大總統者，向場議會提出彈劾案，經場議員議決，以全場名義向區議會提出，區議會議定，以全區名義，向縣議會提出，由是而省議會，而國會，經國會議決，彈劾案成立，送交大總統，令其自行答辯，由國會將彈劾案，及答辯書，加具按語，刊印成冊，發布全國，由人民裁決之。對於大總統，或留任，或免職，仍總投票，層層發榜，取決於多數。省長、縣長，以至保長、甲長、人民行使選舉權，罷免權，亦參酌此法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