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總統違法，經人民總投票，正式免職後，可以交付審判，處監禁，處槍斃，都是可以的。獨是未經正式免職以前，大總統，在職權內，發出之命令，任何人都要絕對服從，有敢違反者，大總統得依法製裁之。
凡辦事當大處著眼，小處著手，遠處著眼，近處著手，我們一眼看定大同世界，而下手則從一村一場辦起走，我國人民，向來不問政治，然而也有辦法。我們規定，中央設中央銀行，各省設省銀行，各縣設縣銀行，縣之下設區銀行，區之下設場銀行，人民有錢者，應存之本場銀行，又規定，人民的土地，第一步收歸各場公有，欲使用土地者，向本場場長投佃。如此則人民因其有切身關係，自不得不起而過問了。場銀行行長，由政府委任，副行長和場長，由人民投票選充，不稱職者，投票撤換，則選舉權，罷免權，人民自能行使了。銀行辦法大綱，和收買土地，承佃土地辦法大綱，由政府規定，其細則由人民共同規定，有不合處，共同修改，則創製權，否決權，人民自能行使了。人民行使四權，以本場為見習之地。有舊式縣長，監督其上，自不至發生流弊，即生流弊，亦易救正。
每年應納租稅，總數若幹，責成場長繳納，其整理土地，所得盈餘，歸各場公用。各場辦好了，聯而為區，土地收歸全區公有。土地餘利，歸全區公用，區銀行副行長，和區長，由全區人民公舉，再進則聯而為縣，土地歸全縣公有，土地餘利，歸全縣公用，縣銀行副行長，和縣長，由全縣人民公舉。由是而省，而全國，及至土地收歸全國公有，大總統由全國人民公舉，則中華民國之憲法，即告完成。倘能再進而將土地，收歸世界公有，全世界之大總統，由全世界人民公舉，則世界大同矣。
銀行、工廠和國際貿易，收歸國有，尚屬容易，唯鄉土地，糾葛萬端，故第一步，當收歸各村各場公有，本地人熟悉情形，容易處理，政府握定大綱，自會厘然就緒，隻要各村各場辦好，則基礎穩固，以下自迎刃而解。
民主共和國，以取法君主專製國為原則，君主時代，知縣有司法權，我們即當以司法權界之縣長，縣長延請精通法律的人，為司法官，司法官對縣長負責，縣長對人民負責，審判不公，人民彈劾縣長，撤換縣長就是了。昔日衙門黑暗，人所盡知，今之司法機關，也易受人蒙蔽，往往事之真相，本地人士，昭然共見，而法庭調查之結果，適得其反，我們當以調查和調解之責，加之場長和區長，人民有爭執事件，訴諸場長，場長調查明白，予以調解，如不服訴諸區長，場長應將調查所得，及調解經過情形，備文送之區，再調查，再調解，如不服，訴諸縣長，區長備文送之縣，如仍不服，訴諸省，訴諸中央。場長區長，可依本地習慣法處理，縣以上，則以國家法律解決之。
人民對於任何機關，如有疑點，都可自請往查，假如：某甲對於國際貿易局，或中央銀行，疑其有弊，即可向本場議會提議，該局或該行，有某點可疑，我要親往徹查，場議會詢明議決，即向區議會提議，本場擬派某甲往查某事，區議會開會議決，即向縣議會提出，由是而省議會，而國會，國會開會議決後，即行知該局或該行，聽候徹查，某甲查出有弊，即依法提出彈劫案。如無弊，即中央報紙聲明，我所疑者某點，今日查明無弊，倘不提彈幼案，又不聲明無弊，則某甲應受處分。倘某甲聲明無弊，嗣經某乙查出有弊，則某甲亦應受處分，其他省縣市所轄機關及工廠等，仿此行之。
現在民主主義和獨裁主義兩大潮流，互相衝突，孫中山先生講“民權主義”,曾說：“美國製憲之初，主張地方分權者，認為人性是善的，主張中央集權者，認為人性不盡是善的。”故知民主主義，和獨裁主義之衝突，仍是性善性惡問題之衝突。我們既知人性是渾然的，無善無惡，所以我們製定憲法，應當將地方分權，和中央集權，合而一之，上述的辦法，如能一一辦到，則是我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有四萬萬五千萬根力線，直達中央，成一個極健全的合力政府，大總統在職權內，發出的命令，人民當絕對服從，儼然專製國的皇帝，是為獨裁主義，大總統去留之權、操諸人民之手，國家興革事項，由人民議決，是為民主主義，如此則兩大潮流，即合而為一。
中山先生曾說：“政治裏頭，有兩個力量，一個是自由的力量，一個是維持秩序的力量，好似物理學裏頭，有離心力和向心力一般。”又說：“兄弟所講的自由專製，這兩個力量，是主張雙方平衡，不要各走極端，像物體的離心力和向心力，互相保持平衡一樣。”中山先生把物理學的原理，運用到政治上，是一種新發明。物理上，離心力、向心力，二者互相為用，所以政治上，也是放任與幹涉，二者互相為用。從前歐洲國家，對於工商業，行幹涉主義，以致百業凋敝，斯密士著《原富》一書，力持放任主義，歐人實行其說，驟致富強，可惜放任太過，釀成資本家的專橫，社會上擾攘不安。我們運用中山先生兩力平衡的原理，把土地、工廠、銀行和國際貿易，一律收歸國有，強製行之，此所謂專製也。私人生活和苦心勞力的營業，一切放任，非有害於社會者，不加幹涉，此所謂自由也。兩力平衡，自然安定。
黃帝和老子是放任主義，申不害和韓非子是幹涉主義，二者都是醫國良藥，用之得當，立可起死回生。嬴秦苛刻暴虐，民不聊生；漢代承其後，治之以黃老，劉璋暗弱，刑政廢弛；孔明承其後，治之以申韓，因病下藥，皆生了大效。
我國（注：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今日，病情複雜，嬴秦之病，是害得有的，劉璋之病是害得有的，又兼之人心險詐，道德淪亡。應當黃老、申韓、孔孟，三者同時並進。以申韓之法，治貪官汙吏、悍將驕兵、奸商貴族，以黃老之道，治老百姓，而正人心，厚風俗，孔孟之書，更不可少。果如此，則中國之病，自霍然而愈。
（三)關於國際方麵
現在的五洲萬國，是我國春秋戰國的放大形，古代的春秋戰國，是今天五洲萬國的縮影。我輩欲推測將來國際上如何演變，應當先研究春秋戰國如何演變，果想解決現在國際的糾紛，當先研究春秋戰國的糾紛，是如何解決。
世界是以螺旋式進化的，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成湯時三千國，周武王時一千八百國，春秋時二百四十國，戰國時七國，到秦始皇時，天下就一統了。曆時越久，國數越少，國之麵積越大，這即是螺旋式進化。“豎的方麵越深，橫的方麵越寬”，豎的方麵者，時間也，橫的方麵者，空間也，照這樣趨勢看去，現在的五洲萬國，勢必混合為一而後止，所異者，古時是君主時代，贏秦混合為一，是一個人做皇帝，將來五洲萬國，混合為一，是全球十八萬萬人做皇帝，而為大同之世界。
目下世界大戰，一般人很抱悲觀，殊不知：這正是世界大同之預兆。如：數個泥丸，放在盤中，不相接觸，永久是個個獨立。我們取而擠之捏之，就成為一個大泥丸。戰國七雄，競爭劇烈，此擠之捏之也，跟著贏秦之統一出現，今之五洲萬國，競爭劇烈，亦所謂擠之捏之也。我們看清此種趨勢，順而應之，才不至為螺旋進化中之犧牲品。
將來地球這個東西，一定是收歸全人類公有的，一定是全球十八萬萬人，共同做皇帝的。我們順應此種趨勢，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地走去。土地一層，始而收歸一場一區公有，繼而收歸一縣一省公有，終而收歸全國公有。對於政治一層，所有創製，複決，選舉，罷免四權，始而行使於本場本區，繼而行之於本縣本省，終而行使於中央，公舉一個大總統。我國的憲政，即算完成。我們辦到這步，再看國際十八萬萬人，公舉一個大總統，世界就大同了。世界趨勢，顯然如此，彼希特勒也，墨索裏尼，日本軍閥也，不過曇花一現，終為螺旋進化中之犧牲品而已，猶江河之奔流人，而欲以人力障塞之，無非多殺人畜，多毀田廬禾稼，而其奔流入海，則依然如故也。
我們把國際趨勢看清楚了，再檢查世界上產生的各種主義，何者與這種趨勢適合，何者不適合，茲討論如下：
世界文化，分三大區：一印度，二西洋，三中國。印度地偏熱帶，西洋地偏寒帶，中國則介居溫帶，三方氣候不同，民族性不同，因而產生之主義也不同。溫帶折衷寒熱二帶之偏，故中國主義，能夠折衷西洋主義和印度主義之偏。
寒帶天然物少，人不刻苦，不能生活，故時時思征服自然，因而產出侵略主義。熱帶天然物豐富，哇括之需，不虞不足，故放任自然，因而產出不抵抗主義。請問：“我國產出的，是何種主義？”要答複這個問題，當先研究我國對於自然，是何種態度？《易經》詭：“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所謂天地之道、天地之宜，皆自然也。對於自然，不征服之而輔相之，不放任之而製裁之，因而產出的主義，由孔老以至孫中山先生，蓋一貫的抵抗而不侵略也。這是由於中國古人，生居溫帶，仰觀俯察，創出學說，適應環境，不知不覺，遂有以折衷西洋印度之偏。其他民族，也有生居溫帶者，而不能發生同樣的主義，則由於其人缺乏仰觀俯察的研究性，而以他人的主義為自己的主義也。
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是抵抗而不侵略，盡人皆知，老子言無為，孔子言仁義，當然不侵略，但兩家之書，都屢屢言兵。老子說：“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孔子說：“我戰則克。”所謂克也，勝也，皆抵抗之謂也。
戰國時，楊朱墨翟之言滿天下，楊子說：“智之所貴，存我為貴。”這是抵抗的學說。又說：“力之所賤，侵物為賤。”這是不侵略的學說。墨子非攻，當然不侵略，同時墨子善守，公輸九攻之，墨子九禦之，公輸之攻已窮，墨子之守有餘，則又富於抵抗辦法。二人的主張，都是抵抗而不侵略。不過宣傳主義時，楊子為我，偏重在抵抗；墨子兼愛，偏重在不侵略罷了。戰國紛亂情形，與現在絕似，其時是我國學術最發達時代，一般學者研究，覺得舍了楊朱主張，別無辦法，所以“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我們處在現在這個時局，也覺得舍了楊墨主張，別無辦法。
孟子說：“善戰者服上刑。”而孔子則曰：“我戰則克。”這兩說豈不衝突嗎？隻要知道中國主義，是抵抗而不侵略，自然就不衝突了。孔子曾經說：“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他說“我戰則克”，是就抵抗方麵言之。孟子把那些“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的人，痛恨到極點。他說：“善戰者服上刑。”是就侵略方麵言之。拿現在的話來說，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等於說“日本軍閥，一律該槍斃”。孔子曰“我戰則克”，等於說“抗戰必勝”。
中國崇奉儒教，儒教創始者為孔子，發揚光大者為朱子。孔子學術，本與管仲不同，因管仲能尊周攘夷，於是讚揚曰：“如其仁，如其仁。”又稱讚他說：“民到於今受其賜。”推崇備至，為什麼？因為其能抵抗也。南宋有金人之禍，隆興元年（公元1163年)，朱子初見孝宗，就說，金人與我，有不共戴天之仇，當立即斷絕和議。這些地方，都是儒教精神所在。
中國主義，是一貫的抵抗而不侵略，養成一種民族性，所以中國人任便發出的議論，無不合乎此種主義。
例如：秦皇漢武開邊，曆史學家群起攻之，認為是侵略；漢朝放棄珠崖，論者無不稱其符合王道，因為他不侵略；秦檜議和，成為千古罪人，因為他不抵抗；嶽飛受萬人崇拜，因為他能抵抗。
唐人詩雲：“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葡萄入漢家。”直不啻為墨索裏尼之遠征阿比西尼寫照。又雲：“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更不啻為希特勒之侵奪四鄰寫照。至雲：“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儼然是痛罵日本少壯軍人。此都是我國文人痛恨侵略的表現，乃至受人侵略，則又變成力主用武。
南宋有金人之禍，陸放翁《遊諸葛武侯讀書台》詩雲：“出師一表千載無，遠比管樂蓋有餘，世上俗儒寧辨比，高堂當日讀何書。”直是斥南宋諸儒，隻講理學，不謀恢複。臨死示兒詩雲：“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中國詩人，這類作品很多，我們要想考察民族性，要從哲學家、教育家的學說和文人學士的作品上，才考察得出來，至於政治舞台的人，時或發生變更，秦皇漢武的侵略，秦檜的不抵抗，都是變例。
西洋人性剛，印度人性柔，中國古人，將剛柔二字處置得恰好，《易經》一書，以內剛外柔為美德。泰卦內陽而外陰，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謙卦山在地下。既濟水在火上，無一非內剛外柔之表現，孔老為中國兩大教主，老子被褐懷玉，孔子衣錦尚絧，皆甚合易旨。老子和光同塵，而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孔子恂恂如也，而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這都是外柔內剛的精神。我國受此種教育數千年，養成一種民族性，故中國人態度溫和，謙讓有禮，這是外柔的表現。一旦義之所在，奮不顧身，這是內剛之表現。惟其內剛，故盧溝橋事變而後，全國抗戰，再接再厲，為世界各國所震驚。我國民族性，既已如此，所以五胡、遼金、蒙古、滿清，雖肆其暴力，侵入我國，終而無一不被驅逐，故我國對日抗戰，其必勝蓋決然無疑者。
西人倡天演競爭的學說，知有己不知有人，是純粹利己主義；印度教徒，舍身救世，知有人不知有己，是純粹利人主義；中國主義則不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蓋人己兩利。印度學者，開口就說恒河沙數世界，其目光未免太大，看出世界以外去了，而其國因以滅亡。西洋人又目光太小，講個人主義，看不見國家和社會，於是乎個人、國家、社會，成為互不相容的三個物體，因而生出種種糾紛。中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個人、國家、社會成為一個渾然之物體。六合之外，存而不論。這種主張，恰足救西洋和印度之弊。
印度實行其主義，而至於亡國；西洋實行其主義，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事實的昭著，既已如此，而今隻有返求於中國主義。中國主義是大同主義，我們應將這種主義，在國際上，盡量宣傳，使世界各國，一齊走入中國主義，才可以樹大同的基礎，而謀永久的和平。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純是“武力戰爭”。而我國則發明有一種最高等戰術，叫“心理戰爭”。三國時，馬謖說：“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是“心理戰爭”學說的起點，而其原理，是自戰國時已發明了。《孟子》一書，純是講“心理戰爭”。他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如此之語，不一而足，皆心理戰爭之說也。曰：“可使製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以秦楚之堅甲利兵，而曰製梃可撻，豈非怪話？而孟子深信不疑，決然言之，果也，孟子死後，不及百年，陳涉吳廣，揭竿而起，立把強秦推到，孟子的說法，居然實現，羸秦之兵力，推滅六國而有餘，陳涉等烏合之眾，振臂一呼，而一統江山，遂土崩瓦解，不敗於武力，而敗於心理，孟子有知，當一掀髯大笑。
春秋時，兵爭不已，遂產生孫子的“兵戰哲學”。戰國七雄，運用孫子學說，登峰造極，鬥力鬥智，二者俱窮，於是又產生孟子的“心戰哲學”。可惜呀，當時無人用之！現今的形勢，絕像戰國七雄時代，我們正該運用“心戰”之說。問：如何運用？答：隻需把中國主義發揚出來就是了。暴秦亡國條件，德意日三國是具備了的，全世界人民和他們本國的人民，同在水深火熱之中，中國主義，一發揚出來，一定傾心悅服，就成了“心戰”妙用。
我國業已全麵抗戰，應當於“武力戰爭”之外，再發動一個“心理戰爭”。在國際上，成立一個“中國主義研究會”，請世界學者悉心研究，就算新添了一支生力軍，敵人“攻城”，我們“攻心”，全世界傾心此種主義，是對於敵人取大包圍，敵人國內的人民，傾心此種主義，為內部潰變。日本軍閥，自然倒斃，希特勒和墨索裏尼，也自然倒斃。
凡是一種大戰爭，必有一定的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西洋主義和西洋主義決勝負；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應該把他變成中國主義和西洋主義決勝負。隻要中國主義一戰勝，世界大同的基礎，就算確定了。
19世紀上半世紀，是西洋主義盛行時代。下半世紀以後，是中國主義昌明時代，就進化趨勢觀之，絕不會有疑問。
現在五洲萬國，紛紛大亂，一般人都說：“非世界統一，不能太平。”戰國情形，也是如此。戰國時梁襄王問孟子：“天下怎能安定？”孟子回答說：“定於一。”就是說，要統一才能安定。但統一的方式有二。梁襄王問孟子：“誰能一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一之。”這就是“非武力的統一”。主張“武力統一”者，是用一個“殺”字來統一，說道：“你不服從我，我要殺死你。”人人怕死，不得不服從，故“殺”字能統一。主張“非武力的統一”者，是用一個“生”字來統一，說道：“你信從我的主張，你就有生路。”人人貪生，自然信從，故“生”字也能統一。人的天性，喜生而惡殺，主張“殺”字統一者，人人厭棄，主張“生”字統一者，人人歡迎，孟子學說，可惜無人用之。後來嬴秦統一，是用“殺”字統一的，然而不久即亡。今天的德意日三國，正循著亡秦途徑走去，我們正好運用“生”字統一，乘其弱點而推陷之，兵戰心戰，同時並進，德意日三國，不敗還等什麼呢？
中西主義，極端相反。西洋方麵，達爾文的弱肉強食之學理、尼采的超人主義與夫近今的法西斯主義等等，都是建築在“殺”字上麵。中國方麵，孔子言仁，老子言慈，楊朱為我，墨翟兼愛等等，都是建築在“生”字上麵。我們讀達爾文、尼采諸人之書，滿腔是殺機；讀孔孟老莊和宋明諸儒之書，滿腔是生趣。醫生用藥，相反才能相勝，方今西洋主義盛行，無處不是殺機，應當用中國主義救療之，以一個生字，統一世界。
西人對社會，對國家，以“我”字為起點，即是以“身”字為起點，中國儒家，講治國平天下，從正心誠意做起走，即是以“心”字為起點，雙方都注重把起點培養好，所以西人一見人閑居無事，即叫他從事運動，把身體培養好，中國儒者，見人閑居無事，即叫他讀書窮理，把心地培養好，西洋人著書做事，注重“於身有益”四字，中國人著書做事，注重“問心有愧”四字，達爾文講競爭，倡言“弱肉強食”，尼采講超人主義，倡言：“剿滅弱者，為強者天職”。西人群起信從，為其“於身有益”也，中國絕無此等學說出現，為其“問心無愧”也。西人在物質上求愉快，中國則在精神上求愉快，西人以人劇場跳一場為樂，中國則以讀書為樂，為善為樂，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為樂，故中國文化，詢足救西洋末流之弊。
孔子的學說，“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從身字追進二層，把“意”字尋出，以“誠意”為起點。猶之修房子，把地麵浮泥除去，尋著石底，才從事建築，由是而修身，而齊家，而治國平天下，造成的社會，是“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人我之間，無所謂衝突。西人學說，以利己為主，以身字為起點，不尋石底，徑從地間建築，造成的房子，終歸倒塌。所以經濟上造成資本主義，國際上釀成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西洋主義，遂告破產。
孟子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達爾文生存競爭之說，孟子複生，亦不能否認，但孟子學說，一達到生存點，即截然而止，其言曰：“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人民到了不饑不寒，即教以禮讓，推行王道。達爾文盛言“優勝劣敗”，超出生存點以上，成為無界域之競爭，其弊至於消滅他人之生存權，以供一己之欲壑。尼采學說，繼之而起，幾不知公理為何物。德國威廉第二和希特勒，從而信之，墨索裏尼，和日本少壯軍人，又從而信之。此世界所以紛紛大亂了也。
孟子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由此知，中國主義，有兩個原則：（1）人人爭生存，以不妨害他人的生存為限；（2)人人爭優勝，以不違背公理為限。我們把此種主義，發揚出來，全世界恍然覺悟，知道舍了中國主義，別無出路，這就是“攻心”之法的一麵。
中國主義，沉埋已久，應當聚全國學者，盡量開掘之，整理之，去掉它不符合現情的一麵，擷其精華，成為係統，在國際上盡量宣傳。從前中山先生革命，一般人以為必大大的流血，隻因主義完善，完全得力，遂不血刃而成功，這是心理戰勝的先例。
世界紛紛大亂，病根有三：（1）經濟方麵。（2）政治方麵，民主主義和獨裁主義互相衝突。（3）國際方麵，掠奪者和被掠奪者，互相衝突。我們一麵抗戰，一麵製定憲法。憲法內容：（1）經濟方麵，國中的土地、工廠、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一律收歸國有，其他經濟上之組織，悉仍其私。（2）政治方麵，四萬萬五千萬人，直接行使四權，四萬萬五千萬根力線，直達中央，成一個極強健的合力政府，民主主義和獨裁主義，融合為一。（3）國際貿易，收歸國家經營，人口出口，兩相平衡，入超則為外國掠奪我國，出超則為我國掠奪外國，今定為出人平衡，無掠奪者，亦無被掠奪者，國與國即相安無事。憲法製成，一麵實行，一麵昭示萬國，世界人士，正尋不著出路，一旦見中國主義之完善，一定跟著走來，希特勒、墨索裏尼和日本軍閥，三個惡魔，不打自倒，這即是心理之戰勝。
孫中山先生，分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現在國難嚴重，三者當同時並進，對日全麵抗戰，是為軍政。在抗戰期中，製定憲法，從一村一場，實行起走，是為憲政，村議員，場議員，負訓練人民之責，是為訓政。一村一場辦好了，擴大為區，再擴大為縣，為省，為國，迨及擴大為國，憲政即算完成，將來如能擴大於全世界，就算大同了。
國際戰爭有三種：（1）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2）帝國主義和弱小民族戰爭。（3）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戰爭。上次大戰，屬於第一種，這次大戰，屬於第一種和第二種。另外還有第三種，隱藏著躍躍欲動。若不將這三種問題，同時解決，恐怕第二次大戰終了後，跟著又要發生第三次大戰。威爾遜於上次大戰之末，提出“民族自決”之主張。就是預防第二種戰爭，可惜未能實現。巴黎和會，特訂一個“勞工規約”，列入和約之第十三章，就是預防第三種戰爭，可惜不徹底。
世界上不平等之事有三，列強對弱小民族不平等，資本家對勞工不平等，軍閥對平民不平等。孫中山先生曾說：“我們今日，要用此四萬萬人的力量，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我們本三民主義，製出一部憲法，國與國立於平等地位，而本國的人民，在經濟上，在政治上，立足點也平等，這三種不平等之事，就算打平了。我們把這部憲法，宣布出來，即成了我國的“抗戰宣言”，也即是預定的“戰後和約”。倘若世界各國，也走上這條路，國際上三種戰爭之禍根，即徹底拔除。
有了春秋那種形勢，管仲“九合諸侯”的政策，應運而生，有了戰國那種形勢，蘇秦“聯合六國”的政策，又應運而生。此二者皆“合力主義”也。管仲揭出“尊周攘夷”的旗幟，把全國之力線，集中“尊周”之一點，然後向四麵打出，伐狄，伐山戎，伐楚，齊桓公遂獨霸中原。後來晉文稱霸，亦沿襲其策，連孔子修春秋，也秉承“尊周攘夷”之主旨。他這個政策，直貫穿了春秋全部。
到了戰國，情形變了，周天子紙老虎已揭破，“尊周”二字說不上，楚在春秋為夷狄之國，此時更不能說“攘夷”的話，於是蘇秦引錐刺股，揣摩期年，從學理上研究出“合縱”之策，齊楚燕趙韓魏六國，發出六根力線，取縱的方向，向強秦攻打，此種政策，一經告成，秦人不敢出關者十五年。戰國策曰：“當此之時，天下之人，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決於蘇秦之策。”又曰：“廷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抗”。戰國時百家爭鳴，是我國學術最發達時代，蘇秦的政策能夠風靡一時，豈是莫得真理嗎？無奈他莫得事業心，當了縱約長，可以驕傲父母妻嫂，就誌得意滿，不複努力，以致未克成功。有了蘇秦之“合縱”，才生出張儀之“連橫”，連橫成功，而六國遂滅，可以說：蘇秦的政策，貫穿一部戰國策。蘇秦的事，可分兩部分看，自引錐刺股，至當縱約長，是學理上之成功，當縱約長以後，是實行上之失敗。司馬光修資治通鑒，也說蘇秦的政策，是很好的，深惜六國之不能實行。三國時，魯肅和孔明，主張孫劉聯合，原是抄寫蘇秦的古本，曹操是千古奸雄，聽說孫權把荊州借與劉備，二人實行聯合了，正在寫字，手中之筆，都嚇落了，這個政策之厲害，可想而知。
現在五洲萬國，是春秋戰國的放大形，故威爾遜的“國際聯盟”，也就應運而生。他是老教授出身，也是學理上成功，實行上失敗，他的十四條原則，一宣布出來備受世界歡迎，絕像蘇秦之受歡迎一般。無奈他在巴黎和會，欠了外交手腕，成立的國際聯盟，反成了分贓的團體。其最大原因，則由於美國之立場，根本與弱小民族相反，威爾遜“民族自決”之主張，不能實現，理固然也。我們熟察國際形勢：仍非走管仲、蘇秦和威爾遜，這條路線不可，應由我國出來，發起“新的國際聯盟”，以弱小民族為主體，進而與強國聯合，把威爾遜的原則，修正之，擴大之，喊出“人類平等”的口號，以替代“民族自決”四字，這樣一來，決定成功。何也？我國立場與弱小民族相同故也？有孔老以來，絕好的主義，有漢棄珠崖，這類絕好的事實，為世界各國所深信故也。
世界紛爭之際，必有一個重心，才能穩定，這個重心輪到我國來了。我們於武力戰爭之外，應當（1)在國際上成立一個“中國主義研究會”為宣傳機關。（2）發起“新的國際聯盟”為中國主義實行機關，喊出“人類平等”的口號，把世界上被壓迫的民族和被壓迫的勞工與平民，一齊喚醒起來，與我們同立在一根戰線上，如此，那我國就成為世界重心了。孟子說：“製梃可撻秦楚。”純粹是“心理戰爭”，我國今日，則“武力戰爭”與“心理戰爭”同時並進，無異於用武力推行中國主義，那麼戰勝敵人也決然無疑，救世界人類於水火，也決然無疑。
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伐狄、伐山戎，是用武力解決，召陵之役，是用政治解決。我們把“新的國際聯盟”組織好，德意日三國，如能信從我們的王道主義，則用政治解決。否則師法蘇秦故智，率全人類向之攻打，暴秦亡國的條件，德意日三國是具備了的，不敗何待？
世界禍機四伏，想起來不寒而栗。上次大戰，一告結束，而戰勝國的勞工，反暴動起來，法國首相克利孟梭，綽號“母老虎”，是歐戰中最出力的人，巴黎和會，充當主席，為法國增光不少，反遭國人行刺，幾乎把78歲的老命送掉。意大利戰勝歸國的將士，帶起徽章，橫行都市，專製魔王墨索裏尼，乘機出現。美國人民要暴動，威爾遜調兵彈壓，方才平息。英國的礦工和鐵路工人，船上水手，結成三角同盟，布起陣勢，預備隨時可同政府決戰，害得英國首相路易·喬治，駕著飛機，今日回倫敦彈壓，明日赴巴黎開會，一夕數驚，疲於奔命。其原因，則由於大戰到了第三年，一般勞工，都覺悟起來，一方麵在戰場上兵戎相見，一方麵舉出代表，在中立國交換意見，主張言和，及到戰事終了，勞工覺得白白犧牲，所以處處發生暴動。巴黎和會，正在開會，而各國的勞工，也派出代表，在瑞士國之“熊城”開會。巴黎和會，見此情形，才訂一個“勞工規約”列入和約，與自己國中的勞工言和。上次大戰，情形如此，此次大戰，可想而知。上次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的主張，巴黎和會，列強食言，弱小民族的心理，則又不言可知。此種禍根，若不徹底拔除，戰爭是永無終止的。要拔除此禍根，舍了中國主義，別無他法，除了中國出來，肩此責任，也別無他人。
世界是一天一天進化的，是日向大同方麵趨去的。進化所以遲滯，大同久未出現的原因，可用比喻說明：凡鐵條皆有磁性，隻因內部分子淩亂，南極北極相消，故磁力發不出來。如用磁石在鐵條上麵，引導一下，南北極排順，立即發出磁力。現在全世界分子，淩亂極矣，我們用中國主張，引導一下，分子立即排順，就可加強進化的速度，而大同可早日出現。
地球為萬寶之庫，我們需要財貨，向之劫取，是絕不抵抗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乃是一夥劫賊，在主人門外，你剝我的衣服，我搶你的器械，互相廝殺，並不入主人門內一步，地球有知，當亦大笑不止。請問是誰之罪？曰：罪在充當群盜謀主的達爾文和尼采。
凡事以“平”為本。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純是建築在一個“平”字上麵，這個“平”字，是從大學上治國平天下那個“平”字生出來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是向人類爭平等，一到“平”字，即截然而止，轉其目標，向地球劫取實物，所以民生主義，言開墾，言種植，與夫水力發電等等，純是開發地球生產力，故三民主義一書，極合現在國際的趨勢，可說是中國主義之實行計劃，也即是大同世界之指南針。
“新的國際聯盟”者，大同世界之過渡機關也。世界紛紛擾擾，是由地球生產力，機器生產力和人類之腦力體力，不相調協生出來的。我們組織“新的國際聯盟”，把這四種力線，一一排順，曆若幹年，調整完畢，然後破除國界，把土地和機器，一並收歸全人類公有，技師出腦力，工人出體力，把地球蘊藏的寶物，取出來，全人類平分，像這樣辦去，即是懸出地球為目的物，合全人類之力向之進攻，成了方向相同之合力線，人與人戰爭之禍，永遠消除，孔子和孫中山先生所持之大同主義，於是完成。以上經濟、政治、國際三者，俱以合力主義為本。此外我還寫了兩本書：(1）考試製之商榷；(2）中國學術之趨勢。其大意如下：
我以為國家立法，須把力線考察清楚，把離心力，向心力，配置平衡，我國從前考試時代，士子讀書與否，聽其自由，這是一種離心力，考試及格，有種種榮譽和利益，足以動人欲羨，又具有向心力，兩力平衡，故其時，國家並未規定學課，讀書之子，也不須有人監督，他自己會“三更燈火五更雞”的用功。這就像地球繞日，離心向力，二力平衡，不需外力推動，自能回旋不已。則校中學課，嚴密規定，又派教職員嚴密監視，而學子之用功，未見勝過科舉時代，且流弊百出，這就是離心力，向心力，配置不平之故，今之一切製度，大都是二力配置不平，故規章愈密，監察愈嚴，而流弊反越多，言之慨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