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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民國五年起，即當四川省視學（現改名省督學），當局每次召集教育會議，我即把我的主張，提為議案，俱未通過，民國十二年，我上一呈文臚陳理由十六項，自請在原籍富順縣試辦，經省長公署核準舉行，十三年，我呈請省署通令全省試辦，各縣遂次第舉行。十四年年假時，敘州聯立中校學生畢業，我往主試，考了幾場，一夜，學生多人，手持木棒啞鈴，把我拖出寢室，痛打一頓，其時全場靜靜悄悄，學生寂無一語，我也默不一語，唯聞乒乒乓乓之聲，學生臨去罵道：“你這狗東西，還主不主張嚴格考試？”我睡在地下想道：“隻要打不死，又來！”跟即請宜賓知事來驗傷，傷單粘卷，木棒啞鈴存案備查。次晨，我電呈上峰，末雲：“自經此次風潮，愈見考試之必要。視學身受重傷，死生莫卜，如或不起，尚望厲行考試，挽此頹風，生平主張，倘獲見諸實行，身在九泉，亦當引為大幸。（傷單及原電載四川教育公報，第一卷，第一期，）我稍愈，即裹傷上堂，勒令學生一律就試，不許一個借故不到，場規更加嚴厲，試畢將首要學生，送交宜賓知事訊辦，詳情備載四川教育公報，茲不具述。事後，我自咎欠了宣傳，特寫一文《考試製之商榷》，呈由四川教育廳，印作單行本，發交各縣研究。
民國十四年，川省頒布“各級學校學生畢業考試暫行條例”。規定：小學會考，於年暑假舉行，不分學校與私塾，一體與試，中學修業年滿，委員到校主試。其計劃是先開放小學，故先舉行小學會考，侯小學有了成效，再開放中學。二十三年，中央頒行中學會考製，取消小學會考製，成都，華陽，……理番，鬆潘等六十一縣教育局長，以“會考製度，行已數年，成效顯著”等語，聯名協請保留此項製度，教育廳據情轉呈教育部，奉指令“姑準試行一年”。二十四年四川省政府谘請教育部。謂：“川省小學會考，有悠久之曆史，卓有成效。”陳列理由五項，請予保留，複文“姑準再辦一年”。二十五年全川各縣，遂一律停止小學會考。
我主張的考試製，有兩種意義：（1）學校內部的學課，太不認真，用考試製以救正之；（2）現行的學製，太把人拘束緊了，用考試製以解放之。現行的會考製，有前一種意義，後一種則無之，二十五年九月，我將所著《考試製之商榷》，重行印出，並將我請在富順縣試辦的呈文，請通令各縣試辦的呈文，省公署先後令文，成華等六十一縣教育局長的呈文，暨教育處，省政府和教育部往來公文，附載於後，成為一本，交成渝書店發售，借供教育界人士討論。
現在既厲行會考製，我希望政府頒布一條法令：“舉行會考時，私塾生和自修生，一律與考，不問年齡，隻問程度。”隻要有此種法令出現，現行學製，就算徹底改革了。
我寫那篇《考試製之商榷》，注重在提倡私塾和自修。現在許多有學問的人，想當校長教員而不可得，遂有百計營謀者，同時有許多學生，求人學校而不可得，每次招考，異常擁擠，錄取者少，擯棄者多，並且招考時，關說之信函，紛來遝至，校長深以為苦。學校是造就人才之地，鬧得來讀書須鑽營，教書須鑽營，不得謂非立法之不善也。從前地方官，對書院山長用聘，待之以師禮，京朝大官回籍者，往往樂就斯席，為地方造人才，蓋師位甚尊故也。今則地方官對校長用令，校長對之用呈，學校變成官廳，教員附庸，師道淩夷，一至於此。尚望國家特許私塾之成立，與正式學校，並行不悖，此亦培養士氣之法也。東主聘我否，我設館有人來學否，一以我之品行學問為準，而風俗可日趨醇厚。
現在全麵抗戰，秀傑之士，或赴前方軍營，或在後方工作，同時添設許多臨時機關，將來戰事終了，機關裁撤，此項人才，消歸何處？上次歐戰終了，意大利戰勝歸來之將士，戴著徽章，莫得麵包吃，處處暴動，墨索裏尼，乘機組織棒喝團，因之竊得政權。此可為前車之鑒。此時我們早把學校開放。允許私塾之成立，則戰勝歸來之軍官軍佐和裁撤之人員，政府如不能全行安插，富厚之家，慕其聲望，自必厚具修脯，延請訓課子弟，抑或自行設館授徒，此亦代國家消納人才之一法。蘇東坡有篇論任俠的文字，可為我們這種主張之注腳。一麵可消除隱患，一麵可以培植人才，而款則無須國家添籌。我們何苦而不為？
至於我寫的《中國學術之趨勢》，大旨言：我國學術最發達有兩個時期，第一是周秦諸子，第二是趙宋諸儒，這兩個時期的學術，都有創造性，漢魏以至五代是承襲周秦時代之學術，而加以研究，元明是承襲趙宋時代之學術，而加以研究，清朝是承襲漢宋時代之學術，而加以研究，俱缺乏創造性。從周秦至今，可劃為三個時期：周秦諸子，為中國學術獨立發達時期，趙宋諸儒，為中國學術和印度學術，融合時期。現在已經入第三時期了，世界大通，天涯比鄰，中國、印度、西洋三方麵學術，相推相蕩，依天然的趨勢看去，此三者又該融合為一，是為中西印三方學術融合時期。進化是有軌道可循的，知道從前中印兩方學術融合，出以某種方式，即知將來中西印三方學術融合，當出以某種方式。我們用鳥瞰法，升在空中，如看河流入海，就可把學術上之大趨勢看出來。
周秦諸子中，當推老子為代表，孔子不足以代表，一部《道德經》，包含世間法和出世法兩部分，他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是世間法，孔墨申韓孫吳諸人，是走的這條路。他說：“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複。”是出世法，莊列關尹諸人，是走的這條路。他是入世出世，打成一片，我們提出老子，就可貫通周秦諸子全部學說。
趙宋諸儒中，當推程明道為代表，朱子不足以代表。明道把中國學術和印度學術，融合為一，成為所謂宋學，明道死後，才分出程（伊川）朱和陸王兩派，故提出明道，就可貫通全部宋學。明道以釋氏之法治心，以孔氏之法治世，治心治世，打成一片，恰走入老子途徑。近人章太炎曰：“大程遠於釋氏，而偏邇於老聃。”故中國學術，徹始徹終，可以老予貫之。
世人以佛老並稱，則老子學說，又可貫通印度學術。嚴又陵批老子，於第十章曰：“黃老之道，民主之國之所用也。”於三十七章曰：“此旨與盧棱正同。”於四十六章曰：“純是民主主義，讀法儒孟德斯鴻法意一書，有以征吾言之不妄也。”足知老子學說，又可貫通西洋學術，我不是說：我國有了老子，就可不去學西洋學問，我是說：西洋學問，與老子相通，我們可以盡量去學。
我們從周秦諸子中，把老子提出來，就可把中西印三方麵學術，溝通為一。有人說：著《道德經》的老子，是戰國時人，不是春秋時人，我不管他生在春秋時，生在戰國時，我隻是說：一部《道德經》，可以貫通中西印三方學術。知其可以貫通，才可把世界學說融合為一。
我們主張把力學規律，應用到人事上來，而老子則早已用之，他書中屢以水為喻，水之為物，即是依力學規律而變化的。牛頓所說“萬有引力”的現象，老子早已見之，其言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穀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穀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蹶。”裂發歇竭滅蹶六字，俱是“萬有引力”那個“引”字的反麵字，也即是離心力那個“離”字的代名詞，老子看此等現象，不知其為何物，因以“一”字代之，古代算術，凡遇未知數，皆以“一”字代之，老子言道亦然。其所謂“一”，即牛頓所謂“引力”也。
自然界以同一原則，生人生物，牛頓尋出這個原則，用之物理上，老子尋出這樣原則，用之人事上。西人談力學，談電學，必正負二者對舉，老子言道，常用有無，高下，陰陽，靜躁，貴賤，剛柔等字，也是把相反之二者對舉。牛頓之後，有愛因斯坦，老子之後，有莊子，莊子的學說，含有相對論原理，如“泰山為小，秋毫為大；彭祖為夭，蕩子為壽”一類話，都是就空間上，時間上，相對而言之。我們會通觀之，即可把人事與物理，溝通為一。
牛頓發明萬有引力，定出公例，紛繁之物理，厘然就緒，而科學遂大進步。牛頓的原理，老子早已發明，惜乎沉埋已久，我們把他發掘出來，製成公例，紛繁之人事，一定厘然就緒，而文明必大進步。
從前印度學說，傳人我國，我國盡量采用，修正之，發揮之，所有“華嚴宗”“天台宗”“淨土宗”等，一一中國化，非複印度之舊，故深得一般人歡迎，就中最盛者唯禪宗，而此宗在印度，幾等於無。我們此後采用西洋學說，仍用采用印度學說方法，使達爾文、斯密士諸人，一一中國化，如用藥之有炮炙法，把他有毒那一部分除去，單留有益這一部分。達爾文講進化不錯，錯在倡言弱肉強食，斯密士發達個性不錯，錯在發達個性，而妨害社會，我們去其害存其利就是了。
孔門學說，是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從前印度明心見性之說，傳入中國，與固有學說，發生衝突，宋儒就用孔門的誠意正心，與之溝通為一。現在西洋的個人主義，國家主義傳入中國，又與固有學說，發生衝突，我們應該用孔門的修齊治平，與之溝通為一，始而溝通，終而融合。如此則學說不至分歧，而人事之紛爭可免。融合之後，再分頭研究，如一株樹然，知道枝葉花果，同在一樹上，即無所謂衝突了。
宇宙事物，原是孳生不已的，由最初之一個，孳生無數個，越孳生，越紛繁。自其相同之點觀之，無在其不同，自其相異之點觀之，無在其不異，古今講學的人，盡管分門別戶，互相排斥，其實越講越相合，即如宋儒排斥佛學，他們的學說中，含有禪理，任何人都不能否認，孟子排斥告子，王陽明是孟子信徒，他說：“無善無惡心之體。”其語又絕類告子，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因為宇宙真理，同出一源，隻要能夠深求，就會同歸於一，猶如山中草草木木一般。從他相異之點看去，草與木不同，同是一木，發生出來的千花萬葉，用顯微鏡看去，無一朵相同之花，無一片相同之葉，可說是不同之極了。我們倘能會觀其通，從他相同之點看去，則花花相同，葉葉相同，花與葉相同，此木與彼木相同，再精而察之，草木禽獸，泥土沙石，由分子，而原子，而電子，也就無所謂不同了。世間的學說，由同而異，由異而同，等於同出一源之水，可分為數支，來源不同之水，可彙為一流，千派萬別，無不同歸於海。
中國人研究學問，往往能見其全體，而不能見其細微，古時聖賢一開口即是天地萬物，總括全體而言，好像遠遠望見一山，於山之全體，是看見了的，隻是山上草草木木的真相，就說得依稀恍惚了。西人分科研究，把山上之一草一木，看得非常清楚，至於山之全體，卻不十分了然，中國重在綜合，西洋重在分析，二者融合為一，就可得真理之全了。
現在世界上紛紛擾擾，衝突不已，我們窮源競委的考察，實由於互相反對的學說生出來的。性善說與性惡說，是互相反對的，……是互相反對的，民主主義，和獨裁主義是互相反對的。凡此種種互相反對之學說，流行於同一社會之中，從未折中一是，思想是既不一致，行為上當然不能一致，衝突之事，就在所不免了。真理隻有一個，猶如大山一般，東西南北看去，形狀不同，遊山者各見山之一部分，所說山之形狀，就各不相同。我們研究事理，如果尋出本源，任是互相反對之說，俱可折中為一。我們可定一原則曰：“凡有互相反對之二說，爭辯了數十年，數百年，仍對峙不下，此二說一定是各得真理之一半，一定可合而為一。”如性善說與性惡說。
有人說：“人的意誌為物質所支配。”又有人說：“物質為人的意誌所支配。”這兩說是各得真理之一半。譬如我們租佃了一座房子，遷移進去，某處作臥房，某處作廚房，某處作會客室，器具如何陳設，字畫如何懸掛，一一審度屋宇之形式而為之，我們的思想，受了屋宇之支配，即是意誌受了物質之支配，但是我們如果嫌屋宇不好，也可把他另行改造，屋宇就受我們之支配，即是物質受意誌之支配。歐洲機器發明而後，工業大興，人民的生活情形，隨之而變，固然是物質支配了人的意誌，但機器是人類發明的，發明家費盡腦力，機器才能出現，工業才能發達，這又是人的意誌，支配了物質。這類說法，與“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是一樣的，單看一麵，未嚐說不下去，但必須兩麵合攏來，理論方才圓滿。有物理數學等科，才能產出牛頓，有了牛頓，物理數學等科，又生大變化。有了鹹同的時局，才造出曾左諸人，有了曾左諸人，又造出一個時局。猶如雞生蛋，蛋生雞一般，表麵看去是輾轉相生，其實是前進不已的。後之蛋非前之蛋，後之雞非前之雞，物質支配人的意誌，人的意誌又支配物質，英雄造時勢，時勢又造英雄，而世界就日益進化了。倘於進化曆程中，割取半截以立論，任他引出若幹證據，終是一偏之見。我們細加考察，即知雞之外無蛋，蛋之外無雞，心之外無物，物之外無心，雞與蛋可說是一個東西，心與物也是一個東西，原可合而為一。
偽古文尚書上《說命》一篇，曰：“非知之艱，行之唯艱。”孫中山先生則曰：“知難行易。”一般人都說：兩說是衝突的，其實並不衝突，兩說可相輔而行。傅說的意思，是說：“非知之艱，行之唯艱，你趕快實行好了。”孫中山先生的意思，是說：“知是很難的，行是很容易的，你趕快實行好了。”二者俱是勉人實行，有何衝突？難易二字，本是形容詞，傅說和孫中山先生，站在各人的立場上，因聽話者的情況，各有不同，故用這種形容詞，加強其語氣，而歸根於叫人實行。我們明白了傅說和孫中山先生立言的本旨，即知兩說可相輔而行。
就實質言之，世間的事，有知難行易的，有知易行難的，例如：發明輪船火車，何等艱難，發明之後，叫技師依樣製造，那就很容易了，是謂知難行易。學製輪船火車的人，在課堂上聽技師講說製造方法，心中很了然，到工場實地去做，那就很難了，是謂知易行難。
傅說說：知易行難，孫中山先生說：知難行易，這兩個知字的意義，迥乎不同，傅說的“知”字，是指“聽話了解”而言，孫中山先生的“知”字，是指“發明新理”而言。孫文學說中，所舉飲食，作文，用錢等一事和修理水管一事，都是屬乎發明方麵的事。孫中山先生，是革命界先知先覺，他訓誡黨員，儼然是發明家對技師說話。意若曰：“艱難的工作，我已經做了，你們當技師的，依樣製造，是很容易的。”故曰“知難行易”。傅說身居師保，他訓誡武丁，儼然是技師對學徒說話，我們取尚書本文讀之，即知傅說對武丁說了許多話，武丁說道：“你的話很好，我很了解。”傅說因警告之曰：“知之非艱，行之唯艱。”即是說：“課堂上了解不算事，要工場中做得出來才算事。”傅說和孫中山先生，都是按照聽話者之情況而立言，無非趨重實行而已。
發明家把輪船火車發明了，叫技師依樣去做，技師做成之後，又招些學生來學，這原是一貫之事，孫中山先生說的是前半截，傅說說的是後半截，所以說：兩說並不衝突。
我們可以定出一個原則：“凡事與天性習慣違反者，知易行難，與天性習慣不違反者，知難行易。”例如：我們對畫師說：我家有一小孩，形狀如何如何，叫他畫．他畫來總不肖，把小孩牽來與他看，他一畫就神肖，是謂知難行易。因畫師以畫為業，與他的習慣並不違反也，畫師把小孩畫在黑板上，叫素未習畫之人臨摹，看得明明白白，而畫來總不肖，又成了知易行難。因斯人素未習畫，與習慣違反故也。革命誌士，犧牲生命，在所不惜，所苦者，不知采用何種方法，始能成功，是謂知難行易。普通人，你對他講殺身成仁的道理，他也認為是很好的事，對他講進行的方法，他也很了解，但叫他去實行，他就不肯幹，是謂知易行難。何也？殺身成仁之事，與誌士之天性不違反，與普通人之天性則違反也。
據上麵的研究，傅說的說法和孫中山先生的說法，原是各明一義。我們當反躬自問，如果自己是技師，是革命誌士，就誦孫中山先生之語以自警；如果是學徒，是普通人，就誦傅說之語以自警。
再者：王陽明主張“知行合一”，說“即知即行”。孫中山先生則主張“知行分工”。說：“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這兩說表麵是衝突的，其實也是並行不悖。以作戰言之，主帥把作戰計劃決定了，立即發布命令，指揮將士進攻，是為“即知即行”。主帥不必親臨戰場，是為“知者不必自行”。戰場上的將士，未必了解主帥的計劃，是為“行者不必自知”。這也是一貫的事。王陽明說：“知行合一。”是就主帥本身言之。孫中山先生說：“知行分工。”是就指揮將士言之，如果本身都要分工，那麼，孫中山先生著了一部：《三民主義》和《孫文學說》，就可閉門高臥了，而他十次失敗，十次起事，可知他本身是實行“知行合一”的，不過訓誡黨員的時候，是主帥對將士說話，才有“知行分工”的說法，全軍之中，隻有主帥一人，才能這樣說。其他將士，奉命作戰，“即知即行”。如果也說：“知行分工，知者不必自行。”那就誤事不小了。我們這樣的研究，即知王陽明的說法和孫中山先生的說法，原是各明一義，我們在某種情況之下，適用某種說法即是了。
一部《孫文學說》，全為黨員怠於工作而作。所有“知難行易”和“知行分工之說”，都是按照當日情事，為黨員痛下貶針，有了這種病，才下這種藥，至於傅說和王陽明所說的，其病情又自不同，我們識得立言本旨，才不至自誤誤人，凡讀古人書，俱當如是。
我們又可定一原則曰：“關於人事上之處理，凡有互相反對之二說，一定是一主性善說，一主性惡說。”孟子主張仁義化民，是以性善說為立足點，韓非主張法律繩人，是以性惡說為為立足點；……獨裁主義是以性惡說為立足點，民主主義，是以性善說為立足點；達爾文之互競主義，是以性惡說為立足點，克魯泡特金之互助主義，是以性善說為立足地。因為人性之觀察不同，創出之學說遂不同。我們欲解除世界之糾紛，當先解除學說之糾紛，欲解除學說之糾紛，當先從研究人性入手。
人性本來是渾然的，無所謂善，無所謂惡。也即是可以為善，可以為惡。孟子出來，於整個人性中，截半麵以立論，曰性善，在當時是一種新奇學說，於學術界，遂獨樹一幟，但是遺下了半麵。荀子出來，把這半麵提出來，曰性惡，也是一種新奇學說，於學術界，又獨樹一幟，成為對峙之派，此二派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何也？各得真理之一半也。孟子之性善說，已經偏了，王陽明致良知之說，則更偏，學術界通例，其說愈偏者愈新奇，愈受人歡迎，所以王陽明之說，一倡出來，風行一世。荀子之性惡說，已經偏，我的厚黑學則更偏，陽明向東偏，我向西偏，其偏之程度恰相等，所以厚黑學三字，遂洋溢乎四川。後來我著《心理與力學》。說：“人性無善無惡。”陽明晚年，也說“無善無惡心之體”譬之攻城，明陽從東門攻入，我從西門攻入，入了城中，所見景物，彼此都是一樣，陽明講致良知，說得頭頭是道，我講厚黑學，也說得頭頭是道，其實皆一偏之見也。
我研究人性，由《厚黑學》而生出一條臆說：“心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由此臆說，生出“合力主義”。本此主義，而談經濟，談政治，談國際，談考試，談學術趨勢，與其他種種，我的思想，始終是一貫。所謂厚黑學者，特思想之過程耳，理論甚為粗淺，而一般人乃注意及之，或稱許，或低斥，嘖嘖眾口，其他作品，則不甚注意，白居易雲：“仆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長恨歌以下耳，時之所重，仆之所輕。”我也有同樣的感慨，故把我思想之統係寫出，借釋眾人之疑。
吊打校長奇案
我從前在四川當了十多年省視學，很見了些奇事。民國十年遂寧省立第三師範學校校長王某，學生把他打一頓，禁閉室中，隨後又取出來，吊在講堂上，再打一頓。這案是我查辦的。我呈文中有雲：“王校長學識優良，經驗宏富。”後來我遇見王校長，對他說道：“我替你加的考語，學識優良這四字，是‘想當然耳’的，切不可信以為真。至於經驗宏富，則是的的確確的。校長被學生吊起打，別說四川，恐怕全中國的校長都莫得這種經驗。”後來我在敘州府聯合縣立中學，被學生用木棒啞鈴，痛痛地打一頓，我遇見王校長，又對他說道：“而今我的經驗也宏富了。我考第一，你考第二。”隨後教育廳廳長萬克明，被學生打起遊街，我對萬廳長說道：“如今你考第一，我考第二。”不久成都省立第一中學校長楊廷銓，被學生打死，把屍首倒插井中，我對萬廳長說道：“如今當然是楊校長考第一，你我就列第二第三，未免有點慚愧。”這幾案中，我認為省視學挨打不奇，教育廳長挨打不奇，校長打死都不奇，唯有省三師校打校長，則奇之又奇。
民國十三年，我向四川省長公署呈請：“凡是學生畢業，應由政府委員考試及格，方準畢業。”並請先從我本籍富順縣試辦。經核準，委我辦理。是年暑假，推廣於川南二十五縣，年假時，我到敘州府聯立中校，考試畢業，學生鬧考，斥退數人，結果及格者，約三分之一。次年暑假，該校畢業，委永寧道公署科長何覺民主試。年假，我再往主試，考了幾場，一夜，我正憑幾觀書，學生多人，擁進來，首先一棒，把洋燈打熄，把我拖出室外，痛打一頓，其時秩序很好，學生寂無一語，我也默不一語，全場靜靜悄悄，唯聞乒乒乓乓之聲，打畢，紛然而散，這種打法，理由很簡單，手續也簡單，算不得奇案。
十六年，因為省教育經費問題，萬廳長赴成都學道街省教育經費收支處，同各校校長開會，學生進來，把萬廳長抓出去，打起遊街，走至中山公園，押在一個亭子上，叫他跪下，自己宣布罪狀。學生高舉木棒，說道：“你不說，就打下來。”萬廳長跪下說道：“我乃四川教育廳萬某人，今日學生叫我自家宣布罪狀，教育經費情形如何，我辦理如何，今日大眾在此，請學生當眾說，看事情是不是這樣。”台下聽眾嘩然，大呼道：“廳長是有理的，你們學生太胡鬧了。”學生見事不妙，把萬廳長拖起就走。途中萬廳長對學生說：“你們押我遊街，原欲使眾人看見，你們前後左右圍著，誰能看見我，不如學生在前後，我在中間走，兩旁人才看得見。”學生以為此言有理，就照辦。行至二十八軍鄧軍長營門口，萬廳長幾步跳進去，學生奔進去捉，即被衛兵擋住，萬廳長因此脫險，但受傷甚重，臥病鄧營，廳中秘書科長等，前往請示如何辦。萬說：“我傷重，不能過問，隨便你們辦了即是。”眾人因我“經驗宏富”，公推我替廳長作呈文，上之當局，我問：“如何措詞？”眾人說：“隨便你，當如你當廳長，挨了打，看你如何措詞。”我說：“這倒容易。”陸陸續續，上了兩三次呈文，措詞很強硬，大旨言：“我身充全省最高教育長官，負有整頓學風之責，今遭此事，應請徹底查究，如我辦事錯了，甘受重罰，否則學生方麵，即當依法嚴辦。”哪知萬廳長傷稍好，取稿閱之，大不謂然，說我的主張錯了。他說：“此事暗中有人策動，省垣立即要出大亂子，不過借我開始，我之無罪，眾人皆知，我犯不著身當其衝，這種毒氣，等他從他方麵泄出好了。”萬即自動下野，學生未辦一人。不久省立第一中校楊校長，即被學生打死，也未辦一人，又過許久，當局因某種事，捉了十幾個學生來槍斃。萬廳長一打即下野，楊校長一打即死，學生槍之即斃，也算不得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