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回長沙之後，母親無正式職業，隻在心心幼兒園當過短時間的保育員，又在三一小學代過一些課。她的主要精力完全投入我的身上。為了讓我有健全的體魄，她讓我吃一些特殊的營養品，如炒熟了的米糠，烤熟磨細的胎盤粉；每天早上讓我到小操場慢跑，跑一圈獎勵一個豬肉包子。所以在一次長沙兒童的健康比賽中，我得了第三名。母親望子成才之心切切。我在三一小學就讀時，她經常在教室外麵觀察我的表現。下課後立即把我帶到校園內的一個亭子裏，喝水，溫習功課。有一次我不願意下課之後還讀書，故意踢翻了她帶來的一個暖水瓶以示反抗。至今回想起來，我還清晰記得母親從教室玻璃窗外投來的期待目光，癡癡的，有時呆呆的……湖南長沙是1949年8月和平解放的。讓老百姓遭受炮火之驚的不是共產黨的部隊，而是國民黨的飛機。我們在北門大巷子的住所距離省府較近，因此成為轟炸的主要目標。有一次炸彈落在一個朋友家旁邊，炸出了一個深深的大坑。還有一次飛機上的機槍手俯射，子彈穿進房間，在牆壁上折回三次，留下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洞窟。那時母親抱著我躲在書桌下，渾身觳觫，口中念著“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但我直接感受的是母親的護佑。在關鍵時刻，她一定會毫不猶豫地犧牲自己，把寶貴的生命留給我。
長沙解放之初，外公在長沙郊區唐家巷購買了一塊菜地，想跟陶淵明那樣，過一段“帶月荷鋤歸”的隱居生活。根據他所了解的政策，長沙是新解放區，土地改革的時間會後延數年——也就是“老區老辦法，新區新辦法”。令他沒有想到的是，由於湖南形勢的穩定，土改的時間提前了。這等於外公用自己一生的積蓄在長沙郊區買了一頂地主的帽子戴頭上，結果受到了“掃地出門”的待遇，所幸的是基於他有參加辛亥革命的曆史貢獻，經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提名，他被聘為湖南省文史館館員，直至臨終前都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反倒是我母親卻接二連三地遭到無妄之災。
母親曆來是自由職業者。外公捧著一隻飯碗、一雙筷子被“掃地出門”之後，母親被劃定為城市貧民，享受了土地改革的勝利果實，分到了外公家的兩間茅房：大的一間住人，毗鄰的一間養豬。她還分到了幾分菜地。從此，我跟母親就過上了一段躬耕隴畝的生活，既種菜又養豬。那時長沙郊區的農婦大多靠產婆用舊式方法接生，婦嬰生命皆麵臨危險。為了改變這種醫療落後的狀況，衛生局決定培訓一批新助產士，母親就成為培訓對象之一。從此，鄉間小路上經常出現母親背著小藥箱，走家串戶的忙碌身影：走訪孕婦，做產前檢查；遇到難產情況，經常徹夜不歸。我記得在漫長的冬夜裏，門外刺骨的北風呼嘯，9歲的我經常獨守著一個既用來做飯又用來取暖的小煤爐，盯著爐裏藍藍的小火苗，苦苦等待勞碌不堪的母親歸來。那時長沙銷售一種最廉價的香煙，牌子叫“白毛女”，正麵是喜兒白發披肩的畫像，背後是歌劇《白毛女》插曲的歌詞，其中有一句“我盼爹爹早回家”，我在爐邊反複吟唱，心裏想的卻是“我盼媽媽早回家”。特別難忘的是複查土改期間的一天晚上，有人突然手持梭鏢把母親押走，罰她下跪，說她是“漏劃地主”。我當時獨自守候在家，種種不祥的幻覺折磨著我稚嫩的心。幸虧經過一晚的審問，情況得以澄清，此後母親再未因為成分問題被人糾纏。
1952年秋冬之季，長沙嶽麓山新建一所工科大學——中南礦冶學院（現擴大成綜合大學，易名為中南大學），當時招聘醫務人員。經過業務考試和政治審查，母親被錄用為該校衛生科藥劑員。這樣，母親就離開了郊區，由菜農變成了公務人員。母親穿上了一身灰布製成的棉衣棉褲，還戴上一頂灰色的棉帽，顯得渾身臃腫。但這身幹部服當時是“革命”的標誌，比如今穿上名牌還顯酷。母親第一次領到工資後，帶我上街買了半斤發麵大餅吃。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吃過這種香味撲鼻的大餅。
不過好景不長。1955年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正在上課。表妹王煥君突然從教室把我叫出來，一邊喘氣一邊對我說：“快回家，你媽媽被礦冶學院開除了！”這句話恰如晴天霹靂，頓時使我頭暈目眩。但我完全不知原委，也不知道開除意味著什麼。我頭腦一片空白，跟表妹一起回到長沙南區小古道巷倒脫靴9號的住處。我在住處的堂屋見到了失魂落魄的母親，她腳邊是一個行李包，還有一個網兜，裝著臉盆、漱口杯之類。一位遠房的表姨正在斥責母親——她是一位政治覺悟頗高的軍屬，我沒聽清她究竟批判些什麼；母親耷拉著腦袋，一句也沒有反駁。
母親事後對我和外公說，開除她的罪名是“偷竊藥品等物，品質惡劣”，“事實”是盜竊一瓶鏈黴素，並將“可待因”藥粉改為“可待因”藥片。但其實這些都是誣蔑母親的不實之詞。真實的內幕是：衛生科科長想安排他的一位朋友，但沒有編製；當時我的生父在台灣，母親被視為“反動軍官家屬”，自然就成為開除公職的最佳人選。在那種風刀霜劍的政治高壓下，有誰敢於為母親仗義執言呢？
開除公職等於斷了母親的生路。她不僅失去了撫養我的能力，而且自己也被拋到了死亡線的邊緣。幸虧外公那時有40 多元的月薪，打算暫時每月拿出8元，讓母親到舅母家搭夥。那時舅母有7個子女，連同舅舅9 口人，全靠舅舅40 多元的月薪生活，本來就相當拮據。母親搭夥，無疑給他們一家帶來了新的困擾。母親不願依靠他人過活，更不願成為任何人的累贅，曾兩次自殺。第二次吞服了兩大瓶安眠藥，決心終結40歲的生命。不料她的生命力頑強，自殺未遂，結果是吐了一盆血之後癱瘓在床上。外公急得直頓腳，說：“這怎麼辦！這怎麼辦！40歲的女兒，難道還讓我這個70歲的老頭子來接屎倒尿嗎？”
感謝天公開眼，母親一周後即能起床自理，隨即就出外謀生。一個剛被開除公職的人，是沒有任何單位可以正式接收的。母親最初找到的工作，是在公路旁錘石頭，把巨石錘成碎石鋪路。母親原本也是細皮嫩肉的大家閨秀，錘石頭之後，手的虎口震裂了，手掌成了“鬆樹皮”；日曬雨淋，皮膚也黝黑黝黑。
我沒見母親掉過淚，隻聽她喊過餓。白天錘石頭，晚上還接些剝瓜子（瓜子仁做月餅餡用）、糊火柴盒的零活，這樣勉強可以糊口。
不久母親的境遇多少有了一些改變。當時政府要在工人中掃除文盲，因此很多工廠都開辦了所謂“紅專學校”，在工餘教工人識字。母親求人介紹，在這種業餘學校擔任代課教師。課時費雖然極低，但總比錘石頭輕鬆。據我所知，她先後任教的有鐵路北站紅專學校、鐵路南站職工夜校、民生厚紡織廠紅專學校、長沙市輕化局南區職工聯校、華新印染廠職工學校等等。我上大學之後，母親不僅用教書的收入養活自己，而且每月給我寄5 元零花錢。這種狀況，一直維持到“文化大革命”爆發。在“文革”中，母親因為早先被開除公職而因禍得福，沒有受到單位的批鬥；而我卻九死一生，反讓母親大為牽掛。
1969年，我的第二個兒子出生。妻子通過學生的關係，在北京宣武區校場口裘家街租到了一處房子，於是決定把母親從長沙接到北京，彼此都有照顧。1957年我到天津上大學，此後的12年間我跟母親南北暌離，隻有春節之際才能偶爾相聚。如今闔家團圓，這是多麼難得的事情！母親是買火車的硬座票到北京來的。我到站台去接她時，隻見她用竹扁擔挑著兩件行李，臉上滿布煤塵。她顫抖著從衣兜裏掏出40 斤全國糧票，強製性地塞到我手中，這是她從牙縫裏省出來的，也是她54年來唯一的積蓄。我收到這一特殊的見麵禮，鼻子不禁一陣發酸。
母親在北京定居的25年，是她一生中相對安定的25年。讓我慚愧的是，由於我們夫婦工資微薄，孩子幼小多病，母親剛來京時又無分文收入，因此五口之家的生活過得相當拮據。我們家搬遷到複興門居民區居住時，家裏燒的是蜂窩煤。每次買煤，母親都會用簸箕端著，顫顫巍巍搬上四樓。為了改善生活，她還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西側的菜市場撿蘿卜纓子，剁碎了做包子餡。妻子每天走路上班，省下月票錢給母親作零花，但母親總愛省下來給孫子買零食吃，屢勸不改。我那時正值而立之年，一心想在業務上拚搏，除上班外，休息日經常去泡圖書館，因此對母親缺少精神贍養。母親是最怕孤寂之人，為了找人講話，她經常坐在房門口，乘鄰居路過時多聊上幾句。如今每當想到這裏，我都會追悔不已。
如果說我一生中對母親盡過什麼孝心，唯一可提的是我幫母親申訴，她在蒙冤26年之後終於恢複了人最不容褻瀆和玷汙的名譽。那是在20 世紀80年代初，我成為《湖南日報》文藝版的作者。我回到長沙，報社先後安排我住在芙蓉賓館和湖南賓館，派記者對我做了一次專訪。當時該報文藝部主任張兆汪特意到賓館來探望我，無意中談到胡耀邦同誌到湖南視察，關心湖南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我聽後心頭一熱。我想，黨的陽光也該照到我們家這個角落了。於是，我鼓起勇氣，替母親寫了一份申訴信，要求中南礦冶學院對她的問題進行甄別。1981年11月27日，該校黨委終於對我母親做出了平反決定，不久又寄來了一個紅色塑料封麵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幹部退休證》，每月發給她43.3 元的退休費。那份改變母親命運的平反決定是這樣寫的：對王希孟同誌開除公職的複查決定王希孟，女，湖南省長沙市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職員，一九五二年來中南礦冶學院衛生科任藥劑員，月工資184分，工資額40.35 元。一九五五年九月開除公職回家。
經複查，王希孟同誌被開除公職其主要事實失實，根據中共中央組織部通字〔79〕33號和中組發〔80〕7號文件精神，院黨委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研究，撤銷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六日對王開除公職的處分決定，恢複公職，作退休處理。湖南省人民政府教辦黨組批複“同意上述複查報告，將王希孟同誌作退休處理的意見”。
中共中南礦冶學院委員會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1992年11月下旬，我正在台灣各地講學，有一天剛從嘉義中正大學講完課，興致勃勃，高興地到朋友家給北京家裏打電話，聽到了母親身體欠安的消息。我立即有一種不祥的預感，過了片刻再給家裏打電話，要妻子說明真相。
妻子這才將母親的病情和盤托出。原來母親突然有半邊肺葉不能張合，憋氣，渾身發紫，痛苦不堪，危在旦夕。著急的妻子將她送到複興醫院搶救，恨不得給大夫跪下，央求他們盡一切可能進行搶救，決不能讓母親臨終前見不到她的獨子。醫生將母親送進了ICU（重症加強護理病房）病房，用上了呼吸機，這才使病情有所緩解。
聽到母親病重入院的當晚，我即乘坐長途巴士從嘉義趕回台北。我清楚地記得那晚大雨撲打汽車玻璃的簌簌聲，我的淚水也像玻璃窗上的雨水滾滾流下。第二天早上抵達台北，匆匆改簽了機票，第三天我就經香港返回了北京。
原來安排的一係列學術活動全部放棄。見到母親時她神誌十分清楚。她用筆在紙上歪歪扭扭地寫道：“這裏的醫生護士都喜歡我。”又寫：“我有公費醫療待遇，你不必為醫療費發愁。”但母親哪裏知道，ICU 病房的費用十分昂貴，特別是切開氣管之後，每天的藥費、醫療器材費、特別護理費加起來要上千元。任何單位的公費醫療費用都有限製，於是醫藥費報銷發生了問題，醫院不時發出停藥的預警，說醫院不是慈善機構。在我和妻子真正都愁出病來的困難時刻，中央組織部原副部長李銳伸出了援手。李銳是湖南人，湖南省的老領導。他向母親單位的領導陳述了我們的困境，醫療費問題終於得到了妥善解決。母親也以超乎常人的毅力戰勝了病魔，先順利地從喉部拔出了氣管，接著又奇跡般地站立起來，邁開了原本癱瘓的雙腿。
我並不相信冥冥之中有什麼鬼神，但母親在切開喉管之後的確給我妻子寫了一個小條，說她做了一個夢，夢見陰司的判官對她說，要她再活一年。1993年，我到日本訪學三個月，母親支持我去，要我放心，說她絕無問題。1994年1月11日晚上，她跟我們一起看完電視新聞後上樓回房睡覺，我陪著一位來訪的學生聊天。忽然小保姆小華氣喘籲籲地跑來說：“奶奶上完廁所就摔倒在廁所門口了。”我從三樓跑上四樓，發現母親呼吸已經停止，強行往她嘴裏塞了一粒硝酸甘油，她的心髒突突跳了幾下，接著呼吸又停止了。我把母親緊緊摟在懷中，我的臉緊緊貼在她的臉上。她的體溫由熱而涼，肢體由軟而硬。妻子很快打開了佛教音樂盒，母親的臥室裏響起了徹夜不絕的梵音……1994年清明時節，我們乘坐東方航空公司的班機將母親的骨灰運回她的故鄉——湖南長沙。我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將她的骨灰沉入湘江。母親體虛畏寒。水葬之前，我又在雕花木質骨灰盒外加套了一個大理石的骨灰盒，用強力黏合劑將盒蓋粘嚴實。當我們加封骨灰盒時，母親的骨灰發出了一陣異香，我跟妻子都驚歎不止。接著我們租賃了一艘遊艇，在湘江大橋的主橋墩下舉行了一個簡樸的水葬儀式。我寫了一條橫幅，上書“魂歸故裏，碑豎心中”八個大字；又寫了一副對聯，上聯是“五十三載舐犢情情深似海”，下聯是“七十九年坎坷路路轉峰回”。
也就是這一年的春天，湖南師大一位研究生來信，要征集我考大學的作文，想編一本書。這封信讓我回憶起37年之前一段難堪而椎心泣血的往事，於是我立即寫了一篇應征的文章：《一篇虛構的高考作文——兼憶亡母》。後來這位研究生想編的書渺無下文，而我這篇短文卻先後刊登於《湖南日報》和《團結報》，去年又被收進了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本散文隨筆集《說情愛——親情，多少淚》。現將全文引錄於下，作為對母親永恒的憶念。
湖南師範大學某研究生忽發奇想，廣征各界名流高考作文試卷，要編一部《金榜題名大手筆》出版。蒙他錯愛，我也收到一紙約稿函。
我是1957年的高中畢業生，高考作文試題是《我的母親》。這位年輕的研究生怎會料到，當時16歲的我竟被無形之力剝奪了如實描寫母親的權利！
我母親1952年經考試被中南礦冶學院錄用為衛生科藥劑員。當時這所在長沙嶽麓山新辦的大學處於初創階段，百廢待舉。母親帶著新參加革命的喜悅，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她平時住在山上，隻有星期天才回城跟我團聚。星期一天未亮就起床，先替校內重病號到校外大醫院排隊掛號，再坐輪渡過江上班。替病人掛號，跟她的本職工作風馬牛不相及，但她默默地堅持了兩年多，不僅不取分文報酬，偶爾有事纏身還貼錢雇人去替她排隊。病人給她一個親切的稱呼“王大姐”。
做夢也想不到，1955年9月，樂於克己待人的母親竟被冠以“偷竊藥品等物，品質惡劣”的罪名開除公職。26年後，這個錯案才得以糾正。複查結論上寫的是：
“‘將可待因藥粉私改為可待因藥片’。經複查，隻要劑量相等是可以的，不能算其錯誤。”
“‘盜竊一瓶鏈黴素’。經複查，當時僅僅是懷疑，根本不能作為處分依據。”
藥房遺失一瓶鏈黴素而責任不明，就給無辜者戴上貪汙盜竊的帽子，在今天看來是“天方夜譚”式的奇聞，而在當時卻是活生生的殘酷現實。開除公職，即被斷了生路。年方不惑之年的母親大惑不解，無法忍受經濟的重壓和人格的侮辱，兩次自殺，均未遂。第二次因吞服安眠藥過量，一度癱瘓在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這是何等難堪的處境！被折磨得身體虛弱的母親剛能顫巍巍下床的時候，為生計所迫，隻好到郊區新修的公路邊去錘石頭。手裂開了道道口子，血染紅了鐵錘的木柄，一天才掙得聊以糊口的幾角錢。母親境遇如此，我在考場接到題為《我的母親》的高考作文試卷時，發抖的手真不知從何處下筆。
我是在母親影響下報考文科大學的。當我還在牙牙學語的時候，母親就為我吟誦《滿江紅》《正氣歌》一類古典詩詞，教育我長大之後像嶽飛、文天祥那樣精忠報國。她還不止一次地給我朗讀元稹《遣悲懷》中的詩句“謝公最小偏憐女，自嫁黔婁百事乖”，感慨她所遇非人的身世。我由此知道，我剛呱呱墜地兩個月，即被風流成性的父親遺棄。當時正值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飛機對戰時的陪都重慶狂轟濫炸。母親帶我從幾乎被炸成瓦礫堆的山城逃至沈從文先生筆下的山明水秀的邊城——湖南鳳凰，開始了母子相依為命的生活。在那種是非顛倒、價值錯亂的歲月中，我既不能鋪陳母親的坎坷經曆，更不敢為蒙受不白之冤的母親辯誣。
使我擺脫考場困境的是被譽為時代鼓手的詩人田間一首短詩——《堅壁》：
狗強盜，\/ 你要問我嗎\/“槍、彈藥，\/ 埋在哪兒？”\/ 來，我告訴你：\/“槍、彈藥\/ 統埋在我心裏！”
我於是從慌亂中鎮定下來，馳騁想象，編造了一個動人的革命故事：我母親苦大仇深，老黨員，抗戰時期任村婦聯主任。日寇掃蕩時她掩護八路軍傷員，埋藏槍支彈藥。日寇拷問她，她嚴詞斥敵：“狗強盜，槍、彈藥，統埋在我心裏。”於是，惱羞成怒的敵人把她吊死在樹上。她犧牲前三呼共產黨萬歲，成了烈士。我成為烈士遺孤，在組織的培養下高中畢業。感謝當時執行的階級路線，我這篇作文得了高分，因而又做夢似的考入了“古老而又新型”的南開大學。如果當時記述一個“盜竊犯”母親正在錘石鋪路，我的人生經曆肯定會是另一番景象。然而身為人子，硬認他人做母，畢竟是一種罪愆。我感到愧對母親，一直隱瞞著這件事。
後來才聽說，母親之所以挨整，隻是因為衛生科的科長要安排他的一位戰友，而編製有限，拉進一個，就要擠走一個。拋棄我們母子的父親去了台灣，我們“名正言順”地成了反動家屬，孤苦無靠的母親自然是挨整的最佳人選。幾經周折，終於在1981年底，母親得到平反，落實政策補償費為人民幣100 元整。1988年底，台灣友人幫我找到了那位無法割斷血緣關係的父親，但他已癱瘓多年，思維混亂，不能對母親說幾句動人的懺悔之詞。1992年底，母親突發肺心病。我們盡全力搶救，懇求她跟我們一起多過幾年小康日子，但是，悲歡離合總無情，母親終因為心力衰竭，在今年1月11日去世。她去世前已昏厥，沒有劇烈痛苦，也沒有留下遺言遺產——隻有一大筆應該報銷而尚未報銷的醫藥費，以及一小筆應該發放而尚未發放的撫恤金。
母親生前在物質上無奢求苛望，最大的愛好是跟人聊天，有時排隊購物都能結交朋友。而我最大的過失，正是不關心母親的精神生活。
我很少跟她講自己的工作和事業。家中隻有一台電視機的時候，母親想看京劇，我卻劈裏啪啦撥到放電視劇的頻道，專橫跋扈，沒有商量餘地。每想到這些，我更感追悔莫及，罪無可赦。
母親慈祥而懦弱。有次她排隊買菜，一無賴在眾目睽睽之下從她手中奪走了錢。她僅原地不動說了一句：“可惡！”我幾乎沒見她在苦難麵前掉過眼淚，但每當誇耀後輩時，她的笑臉上總是閃動著淚花。
我有時想她哭，怕她笑。重病時，她簡直像嗷嗷待哺的嬰兒，求助的目光向四外搜尋。這使我又想起一句古詩：“千古艱難唯一死。”
79歲的老母是在我懷中永遠離去的。我準備將她的骨灰撒進故鄉的湘江。
我一瞑之後，也到那裏去跟她相偎相伴。隻要仍有來世，我會毫不猶豫再選擇她做我的母親。我隻是不願再經曆那種不能如實描寫母親的時代。這種“大時代的小悲劇”，對於時代固然是小而又小，但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說卻關係著他的半生乃至一生。如有來世，我也將痛改前非，不但照顧母親的飲食起居，而且也要在精神上與她交流溝通，使她成為一個物質小康而精神富有的人。“種田不熟不如荒，養兒不孝不如無”——不能與母親共享精神生活的兒子，哪裏稱得上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兒子呢。